當作家遇見作家：他們竟然是這種關系！

本文轉自公眾號“譯林出版社”

“有些相會跟朝霞一樣豐饒。”這是法國詩人勒內·夏爾在致加繆的一封信中所寫下的。當一位作家遇上另一位作家，他們之間的故事，完全不輸于他們筆下的小說：比如歌德與席勒從相互嫌棄到相互成就，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從相知到決裂。除了這些熟悉的故事，還有很多鮮為人知的相會，悄悄地改變了作家們的創作道路，這也在無形中改寫了世界文學史的走向。

托爾斯泰 &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22歲時，在青年人的彷徨和苦痛中，曾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長信，訴說自己內心的矛盾。令羅曼·羅蘭沒想到的是，他真的等到了這封回信。托爾斯泰的這封回信影響了羅曼·羅蘭的藝術觀，甚至是羅曼·羅蘭對《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創作。

托爾斯泰的回信長達幾十頁，對羅蘭提出的問題予以誠懇的解答。托爾斯泰鼓勵他為人類崇高的理想而奮斗，指出“一切使人們團結的，是善與美；一切使人們分裂的，是惡與丑”，“藝術不應為某一特殊階級之所有物……藝術若不轉向民眾，則絕無生存之理”。

契訶夫 & 蒲寧

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俄羅斯作家蒲寧，曾如此回憶：“我與其他任何一個作家都沒有像與契訶夫那樣親密。”

1901年，喜歡旅游的契訶夫從意大利回到雅爾塔后，產生了強烈的孤獨感。好在那時作家蒲寧也在雅爾塔，他們天天見面，契訶夫甚感欣慰，但蒲寧一走，契訶夫又有了“就留下我一人”的孤獨感。蒲寧曾寫下這樣的回憶：

他堅持要我每天一清早就到他那里去。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兩人親近了起來，盡管沒有什么特別的舉動——我們兩人都很矜持，但已經有了深深的友誼。我與其他任何一個作家都沒有像與契訶夫那樣親密。在相處的整個過程中，沒有出現過任何不愉快的情形。他永遠對我彬彬有禮，熱心照顧，就像是我的一個兄長——我幾乎小他十一歲，但與此同時他從不顯示自己的優越，而且總是喜歡我的朋友們。我現在可以這樣說了，因為這被他給親愛的人的書信證實了：‘蒲寧來過這里，現在他走了——就留下我一人。’”

王爾德 & 普魯斯特

王爾德與普魯斯特不僅認識，王爾德還因為自己的毒舌，在普魯斯特家中發生過“小型社死”。這個鮮為人知的插曲，被布克獎得主朱利安·巴恩斯寫進了《穿紅外套的男子：婦科醫生波齊與19世紀末的法國》中：

1891年，奧斯卡·王爾德在巴黎“聲名大振”，有一天他遇見普魯斯特，普魯斯特邀請他去家中做客。到了約定的那天傍晚，普魯斯特回家時略晚了幾分鐘，“那位英國紳士來了嗎？”他問仆人。

“來了，先生，他五分鐘前到的。他一踏進客廳就要去衛生間，到現在還沒出來呢。”普魯斯特奔向走廊盡頭。“王爾德先生，您不舒服嗎？”焦急的主人隔著門問道。“哦，您來啦，普魯斯特先生，”王爾德神氣十足地答道，“不，我沒有不舒服。我原以為我有幸與您單獨用餐，但他們卻把我引入客廳。我環視客廳，發現您的父母大人坐在客廳盡頭。我嚇得要命。再見，親愛的普魯斯特先生，再見……隨后，馬塞爾的父母告訴他，當時王爾德一邊環顧客廳一邊嚷嚷：“您家簡直太丑了！”

加繆 & 勒內·夏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勒內·夏爾在愛國抵抗運動中與加繆成為摯友，此后，兩人始終堅定地站在彼此身邊。加繆稱夏爾為“法國自蘭波以來最偉大的詩人”。夏爾在他的詩集《憤怒與神秘》中，將《修普諾斯散記》這部斷片集獻給加繆。

加繆在1957年給夏爾的一封信中如此寫道：“隨著年歲漸長，我越來越發覺人只能和使我們自由的人共同生活，這些人所給予我們的感情很輕盈，使人易于承受，同時也足夠強烈，使我們不至于感受不到……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是您的朋友，我愛您的幸福、您的自由、您的冒險。總而言之，我希望作為您的伙伴，對于這一點，我們彼此肯定，直到永遠。”

加繆猝然離世后，夏爾寫下《在盧爾馬蘭永生》一詩：“同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終止了對話，但這并不是沉默。他又怎么啦？我們知道，我們自以為知道，但只有當意味深長的過去敞開為他讓路之時。他就在那里正視我們，很遠很遠，在前面……”

維多夫羅 & 聶魯達

維多夫羅與聶魯達，兩位同來自智利的詩人，大半生更多在彼此攻擊、“互相傷害”，但即便如此，在維多夫羅逝世后，他的“敵人”聶魯達建議智利政府為他立一座紀念碑。

維多夫羅是西語美洲先鋒派詩歌的代表人物，為拉丁美洲先鋒詩歌的發展做出了無可比擬的卓越貢獻。聶魯達如此評價：“維多夫羅在生命中和在思想上都獨樹一幟。然而，當時代的喧聲退潮，令他與眾不同的卻不是那些標新立異之舉。這種追求常常使作家變成自身的漫畫像。

重讀維多夫羅時我們發現，他那些高傲的姿態伴隨生命結束，并未破壞他的透明。他的眾多詩行仍然擁有一種貌似缺乏的鮮活，或許因為誕生于智性的構想。如今我們看到詩行中露珠閃爍，仿佛曙光中的草葉。”

卡爾維諾 & 羅蘭·巴特

卡爾維諾曾經隱居巴黎十余年，這段隱士生活對他的人生與創作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旅居巴黎期間，卡爾維諾與法國作家、思想家羅蘭·巴特經常來往，這種友誼既基于思想家和文學家間的志同道合，更多來自卡爾維諾對符號學的贊賞。

《生活在樹上：卡爾維諾傳》中提到，卡爾維諾參加了羅蘭·巴特主辦的關于巴爾扎克的小說《薩拉辛》的兩次研討會。“盡管巴特學術有專攻，但對卡爾維諾來說，巴特依舊像佩雷克一樣，屬于不可歸類的人。就連二人離世的情景都頗為相似。”

1980年2月，羅蘭·巴特因車禍離世的噩耗突然傳來，卡爾維諾被迫擔起發布訃告的責任；而兩年后，佩雷克離世，同樣由卡爾維諾忍痛發布訃告。卡爾維諾在《悼念羅蘭·巴特》一文中直言：“羅蘭·巴特將科學家推衍一般規律的能力和詩人對于獨特性的關注結合起來，耕耘于這片每一個客體都獨一無二的科學苗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