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出海的重要變量，是什么？

出品｜虎嗅ESG組

作者｜陳玉立

頭圖｜AI生成

本文是#ESG進步觀察#系列第164篇文章

本次觀察關鍵詞：出海

中國汽車產業陷入內卷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2026年開年不到兩周，國內乘用車市場就有十多款車型宣布降價，數量較2025年同期幾乎翻倍。在過去一年，汽車產業的內卷也倒逼監管層出臺各項政策，將“惡意價格戰”納入監管紅線。

越來越多車企意識到，單純依靠國內市場的價格博弈和同質化競爭難以為繼，出海成為破解困局的唯一突破口。

數據足以說明問題：這一2026年開年首月，新能源汽車出口同比翻倍，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此前預計，2026年全年汽車出口有望達到740萬輛，同比增長4.3%。

但問題在于，雖然“出海”已經成為共識，但在國內車企出海過程中，ESG成為了貿易壁壘、重塑合作邏輯的核心變量。商道融綠研發總監、ESG專家吳艷靜指出，ESG不合規不僅面臨罰款，更可能被排除在采購名單之外。

從過去的自愿披露、形象包裝，到如今被歐盟一系列法規固化為剛性約束，ESG的角色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它不再僅僅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披露義務”，更成為跨國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前置條件”。從供應鏈視角看，這一轉變正在徹底改寫中國車企出海的游戲規則。

從義務走向強制

回望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企業出海過程中的ESG大多停留在“自愿披露”與“形象建設”的淺層階段。彼時，全球范圍內尚未形成統一、剛性的ESG監管框架，多數國家和地區對企業的ESG要求以引導性為主，缺乏明確的法律約束和處罰機制，導致ESG更多像一種“錦上添花”的選擇——部分企業會發布ESG報告、開展公益項目、宣傳綠色理念，本質上是為了提升品牌國際形象、緩解海外市場的文化隔閡，而非將其納入核心經營邏輯和供應鏈管理體系。

這種情況下，ESG披露與否、披露質量高低，并不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市場準入、訂單獲取和合規經營，供應鏈各環節也未形成明確的ESG責任傳導機制，不少企業甚至將ESG視為“成本負擔”，存在“重披露、輕實踐；重宣傳、輕落地”的現象。

這一局面的徹底改變，始于歐盟一系列ESG相關法規的密集落地與強制實施。“當前中國車企出海面臨多重合規壓力：一是產品層面法規要求披露全生命周期碳足跡；二是境外一些供應鏈法規要求對上游人權與環境風險承擔責任；三是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對市場準入的實質性影響，”吳艷靜說道。

對于合規的重要性，企業端有著更真切的感受。比亞迪首席可持續發展專家潘亮告訴虎嗅，對于商用車市場，目前的招投標幾乎都是PTA采購，基本上ESG是必選項，特別是北歐一些市場要求更高。

“對乘用車市場，B端大客戶的招投標ESG往往是“nice-to-have”；至于C端，對零售消費者主要是以產品和價格為導向，目前的“隱性門檻”主要來自部分國家排擠中國企業的動機，在政府層面就會設置一些門檻，比如英國的電車補貼，法國重量稅、法國環境分等政策，導致中國生產的車要比其他歐洲本土的車沒有價格優勢。”

潘亮認為，在部分市場中，ESG規則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于設置更高的市場準入標準?！耙恍﹪彝ㄟ^碳足跡核算、環境評級或供應鏈審查等方式提高合規要求，直接在標書里使用ESG設置高門檻，這客觀上抬高了海外企業進入本地市場的壁壘，甚至某些情況下形成中國企業被精準排除在外的局面。因此，對于中國新能源企業而言，持續提升ESG能力和透明度，不僅是履行社會責任，更是參與全球能源與交通轉型競爭的重要能力?！?/p>

吉利汽車集團ESG管理總監俞紹華同樣表示，ESG正在深刻重構全球競爭規則、重塑行業競爭力主導權，已躍升為國際貿易中不可忽視的核心門檻與新型規則壁壘。尤其在多項國際ESG政策要求的背景下，ESG不再僅僅局限于披露義務，更成為企業實現國際市場準入、開展跨國合作不可或缺的硬性前提。ESG正日益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必須要攻克的戰略高地，是參與國際競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支柱。

中國管理學學會可持續發展管理專委會副主任呂建中認為，結合供應鏈視角來看，當前海外市場的ESG要求已呈現出鮮明的三大特征，徹底打破了過去的寬松格局。

其一，法律化：ESG合規成為企業出海的“紅線”，違反要求將直接影響訂單獲取或面臨嚴厲罰款。與過去自愿披露的模式不同，歐盟CBAM、CSDDD等法規已將ESG要求寫入法律條文，明確了企業的合規義務和違法成本。例如，2025年德國曾對德意志銀行旗下機構處以2500萬歐元罰款，創下歐洲綠色金融虛假宣傳罰款紀錄，這一案例警示企業，ESG違規會直接轉化為經濟損失和市場禁令。

其二，前置化：ESG合規證明成為跨國合同簽署的“門檻”，而非交易完成后的補充披露。過去，企業往往在達成合作、簽署合同后，再根據要求補充披露ESG相關信息，ESG表現并不影響合作的達成；而如今，歐盟相關法規及海外核心采購商的要求已明確，在合同簽署前，企業必須提供完整的ESG合規證明，包括碳足跡核算報告、供應鏈盡職調查報告、第三方鑒證意見等，否則合作無從談起。

其三，外溢化：ESG責任不再局限于單個企業，而是延伸至整個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過去，企業的ESG實踐多聚焦于自身運營環節，對上下游供應商的ESG表現缺乏約束；而歐盟CSDDD等法規明確要求，企業必須對其供應鏈全鏈條的ESG風險進行盡職調查，承擔起“全鏈條責任”。

總結而言，終端出海企業不僅要保證自身的ESG合規，還要對上游原材料采購、生產加工、物流運輸等環節的環境影響、勞工權益、治理水平進行嚴格審核和管控，一旦供應鏈中某一環節出現ESG違規問題，終端企業將承擔連帶責任。

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是，國內車企出海合規最大的“卡點”是什么？答案是供應鏈。

供應鏈怎么治？

汽車產業的產業鏈特性，決定了供應鏈在 ESG 合規中的核心地位。一輛整車的生產牽扯多家供應商，從范圍一的核心零部件企業延伸至范圍二、范圍三的原材料加工、礦產開采環節，80% 以上的碳排放、勞工權益風險、合規隱患都隱匿其中。這些遠離鏈主企業總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上游環節，恰恰是歐盟等地區ESG 法規的重點監管領域，也是中國車企出海過程中最易失守的環節。

“最容易踩坑的是電池供應鏈——礦產資源（鋰、鈷、鎳）開采環節的人權風險和環境風險，以及電池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吳艷靜分析道：“對于最終的汽車產品，這是供應鏈上‘看不見’的深水區，但卻是歐盟法規重點關注的領域。”

供應鏈 ESG 治理的第一個核心難點，在于碳排放與環境風險高度集中在上下游環節，主機廠往往 “鞭長莫及”。汽車行業的碳排放結構中，范圍3（供應鏈及下游使用階段）的碳排放占比超過 70%，這也是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整車碳足跡核查的核心重點，而這些碳排放幾乎全部集中在上游的鋼鐵、鋁、塑料、電池材料等高耗能環節。

第二個難點，是社會與合規風險多發生在非直接管控的供應商，鏈主企業需承擔連帶責任，這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 “隱性陷阱”。歐盟 CSDDD 指令明確要求，企業必須對全供應鏈的勞工權益、人權保障等進行全面的盡職調查，一旦二三級供應商出現違規問題，鏈主企業將面臨訂單取消、罰款甚至市場禁入的風險。

第三個難點，在于傳統的供應鏈管理模式已難以滿足歐盟 ESG 的審計與追溯要求，企業必須自建一套全新的數字化機制與管理體系。

其中，碳溯源的復雜度最高也最重要。比亞迪首席可持續發展專家潘亮向虎嗅分析道：“碳管理上車企面臨三大難題，一是供應鏈溯源難題，通過上游資源布局，確保鈷、鋰等關鍵原材料從礦源到電池的數據鏈條不中斷；二是再生材料量化難題，如何依托從生產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閉環，讓再生材料含量可核算、可驗證；三是全鏈碳足跡的‘數據黑箱’難題?！?/p>

一個事實是，傳統的供應鏈管理模式已難以滿足歐盟 ESG 的審計與追溯要求。過去，車企的供應鏈管理大多采用人工報表、線下審核的傳統模式，這種模式不僅效率低下，更無法實現ESG數據的實時采集、全程追溯與合規審計。車企要想解決“碳管理”難題，企業必須自建一套全新的數字化機制與管理體系。

為破解這一困境，比亞迪自研“i迪碳鏈”數字化碳平臺，打通數據鏈路，可隨時響應歐盟及第三方核查機構的追溯要求；在供應鏈協同上，要求供應商開展碳核算與減排，從源頭確保進入核算體系的碳數據“可溯源、可信”。目前，針對重點車型從原材料獲取到整車制造的核心環節，已實現碳排放數據的可追溯、可復核。

無獨有偶，吉利汽車也采用自研的“吉碳云”、“吉溯云”平臺，實現碳管理與區塊鏈溯源?！凹荚啤逼脚_進行全方位碳管理，涵蓋制造、供應鏈和物流等產品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跡管理。且一級供應商可通過“吉碳云”平臺邀請其上游供應商填報數據，以實現高效的供應鏈協同降碳管理。當前，吉利通過”吉碳云“平臺已完成1萬多種零部件產品的碳足跡核算。

“吉溯云”平臺則利用區塊鏈和物聯網技術連接產品各環節參與方，將供應鏈各環節產生的信息存儲上鏈，實現上鏈信息無法篡改、一物一碼可信溯源，解決產品溯源真實性的問題。

而關于勞工風險，比亞迪與吉利都通過簽署并落實《供應商行為準則》來加以管理。

潘亮指出，比亞迪會要求供應商簽署《比亞迪供應商行為準則》和《比亞迪供應商反商業賄賂承諾》，填寫《企業社會責任調查表》，并根據物料特性要求供應商提供相應的體系認證證書，如ISO14001體系認證。

對新入庫供應商就《比亞迪供應商行為準則》的符合性進行現場審核和評價，以避免與ESG要求產生潛在沖突，審核維度涵蓋產品質量、勞工與人權、環境保護等方面。同時，比亞迪針對產品質量不達標、不公正對待員工或扣押員工合法證件、違規使用沖突礦產、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等行為設置一票否決權條款。

吉利則于2024年修訂發布《吉利供應商行為準則》（第二版），包含工作環境與人權、健康與安全、商業道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要求，并要求100%新供應商準入及現有供應商續約環節須簽署《吉利供應商行為準則》，以確保其了解并踐行吉利汽車最新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結合比亞迪與吉利的供應鏈治理實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判斷：在全球ESG監管持續收緊的背景下，供應鏈ESG治理能力已成為車企出海ESG的核心競爭力，更是決定車企能否在全球市場站穩腳跟的關鍵。

從戰略層看，中國車企出海要想做好ESG合規，呂建中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出發：

第一，充分理解海外ESG標準，將ESG相關法規與監管要求，納入企業商業模式與運營管理的核心考量，作為營商環境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企業運營與海外當地合規要求同頻，從源頭規避合規風險。

第二，完善組織架構以保障戰略落地。以往多數車企采用“總部在國內、海外僅設營銷部門”的架構，已無法適配全球化ESG治理需求。企業需優化管理模式，賦予海外營銷部門更貼近當地市場的決策權限，建立母國與所在國之間高效、一體化的管理、溝通與決策機制，確保ESG戰略在海外落地執行的及時性與有效性。

第三，提升海外管理人員的綜合管理能力。除傳統商業經營關注的現金流、利潤、銷售量等核心指標外，需強化海外管理人員對ESG理念的理解與認知，將ESG相關要求融入其績效考核指標，推動其建立系統性的ESG管理思維，提升企業海外運營的ESG合規水平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吳艷靜則建議車企建立三級防御：一級是供應商準入篩查，將ESG納入采購標準；二級是定期進行供應鏈ESG審計與數據監測，建立ESG風險熱力圖；三級是與核心供應商共建改進計劃，提供技術支持幫助供應商進行改進而非簡單替換掉ESG能力不足的供應商。關鍵是把ESG從“審核工具”變成“協同機制”，讓供應鏈上下游形成利益共同體，而非零和博弈。

對車企而言，ESG首先不是品牌口號，而是一筆越來越難回避的經營賬。短期看，建立碳足跡核算系統、改造供應鏈審計流程、推動上游供應商補齊認證和數據能力，都會帶來額外成本，但如果不做，企業失去的是進入海外市場的門票。從這個意義上說，ESG投入本質上是一種“準入成本”而非“可選成本”——它不一定立刻帶來銷量增長，卻決定企業能否繼續留在牌桌上。

重塑車企出海競爭邏輯

一個趨勢是，ESG治理能力正在改變車企出海的競爭邏輯。潘亮認為，新能源產業競爭的必然方向是從“產品輸出者”轉變為“全球新能源價值鏈的核心參與者”。

“首先，作為核心參與者，我們必須有能力帶動成千上萬家中國及全球供應商跨越 ESG門檻，這意味著 ESG 體系要從“內部管理工具”升級為“產業賦能平臺”--推動合作伙伴進行碳核算、技術改造，乃至助力它們在國際市場獲得可持續融資，從而讓整個生態具備全球競爭力，”潘亮說道：“其次，過去我們聚焦于持續提升信息披露質量，未來我們需要更加重視參與國際ESG 標準的制定。比亞迪能否基于大規模制造經驗，輸出被認可的技術范式，是塑造我們在價值鏈中話語權的關鍵?！?/p>

最后，ESG除了是規避海外運營風險的“護城河”，還要成為鏈接當地社會、創造共享價值的“橋梁”。在全球布局時，海外基地不可以成為孤立的飛地，ESG 體系必須深度融合當地社區發展、人才培養和綠色就業，讓比亞迪的工廠真正成為所在國可持續發展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規之外，供應鏈治理能力能夠實打實地為車企節約成本。俞紹華分享了一則案例，為推進吉利“雙碳”目標的落地，吉利在所有整車制造基地全面推進分布式光伏電站安裝。分布式光伏電站布局自2020年啟動，截至2024年底，光伏裝機容量已從100兆瓦提升至445兆瓦，該規模的光伏電站產生的清潔能源可抵消整車制造基地30%的電耗需求。

同時，吉利汽車布局純電、混動、甲醇等多種新能源技術路線，加強低碳材料和低功耗技術的研發，例如在甲醇經濟方面，吉利汽車發展成為全球唯一批量生產甲醇汽車的車企，擁有300余項核心專利，實現了甲醇汽車技術的產業化應用，并成功推廣至歐洲市場。

吳艷靜認為，當下ESG不僅僅在強制要求車企提升治理能力，也在重塑出海企業競爭邏輯——

第一，在融資端，ESG績效更優的企業或者業務涉及綠色低碳產業的企業更容易獲得有可持續和綠色需求的投資支持，如獲得綠色信貸和認購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等，降低資金成本；

第二，在客戶端，發達市場采購越來越看重供應商的ESG表現，良好的ESG記錄可以轉化為訂單優勢；

第三，在運營端，碳管理和能效提升直接降低生產成本；

第四，在品牌端，ESG已成為高端市場的“信任貨幣”，可以幫助企業建立聲譽價值。

“傳統競爭邏輯是‘成本-性能’二維博弈，ESG則增加了‘可持續性’第三維度。以下能力能夠協助企業在第三維度上建立優勢——首先，競爭邊界從單體企業擴展到整個供應鏈，企業需要對上下游的ESG表現負責；其次，競爭優勢從‘低成本制造’轉向‘低碳制造+透明溯源’；最后，競爭周期從短期價格戰轉向長期韌性建設，”吳艷靜說道。

比亞迪首席可持續發展專家潘亮指出，全球產業的競爭邏輯正發生緩慢而深刻的重塑，可持續發展已逐漸成為定義商業邊界的新型生產要素。盡管這一趨勢存在波動，但從中長期經濟周期來看，其整體走強的態勢明確，且正持續滲透到市場準入、資金成本、資產與供應鏈韌性等各類實際商貿經營環節，對企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當前市場環境下，業內對ESG投入的討論尤為集中，這一現象具有合理性。但潘亮強調，ESG已不再是企業可自主選擇的可選題，而是企業——尤其是志在全球化布局的中國汽車企業——的生存必修課，更是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在企業利潤承壓的背景下，每一項投入都需審慎考量，但將ESG視為純粹的成本項而削減投入，屬于典型的短期主義思維，會損害企業長期價值的根基。相反，市場下行期恰恰是夯實ESG基礎、構建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戰略窗口期，合理的ESG投入能夠為企業長期出海發展筑牢根基。

“比亞迪早在 2006年就提出了三大綠色夢想——電動汽車、儲能、太陽能，2016年王傳福總在C40全球市長峰會上又進一步提出了與合作伙伴一起“為地球降溫1℃”的倡議，這些已被寫入了公司基本綱要，”潘亮說道：“對于許多企業而言，ESG往往被視為“成本項”或技術研發課題，但對比亞迪來說，ESG正在從品牌愿景，演變為實實在在的價值貢獻單元。”

從更深層看，ESG對中國車企出海的意義，已經不只是“多一套合規要求”，而是全球汽車競爭規則的一次改寫。過去決定出海成敗的核心變量是成本、產品和渠道；而現在，企業還必須證明自己能夠管理一條足夠透明、可追溯、可審計的供應鏈。

換句話說，下一階段中國車企的海外競爭，不只是“誰能把車賣出去”，而是“誰能把一輛車從礦產到整車的來路講清楚”。唯有正視ESG的核心價值，將其融入企業全球化戰略與供應鏈管理，完善適配的組織與人才體系，中國車企才能打破海外貿易壁壘，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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