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爭樹”：光緒十九年的一條古溝與兩場官司

來源：澎湃新聞

光緒十九年的秋天，四川省南部縣崇教鄉(xiāng)柳樹溝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比尋常年份更為濃烈的火藥味。這一年八月十六日，鄉(xiāng)民李庚成派侄子李明貴去自家佃耕的熟地里淘挖一條積沙水溝。這本是再尋常不過的農(nóng)活。然而，鐵鍬剛剛插入泥沙，鄰地的任仕才、任仕榮、任廷全叔侄三人便聞聲而至。一場爭吵，就此爆發(fā)。

爭吵的焦點，是一條不過“長約十余丈，寬二三尺”的古老溝渠。李庚成堅稱，溝左是他家的熟地，溝右才是任家的地，溝上坡崙栽蓄的“柏樹數(shù)十根”，也均歸他管業(yè)，上下埋有界石為證。任家則抗不依界，反指李庚成越界挖溝，侵占了他們的熟地。

兩天后，事態(tài)急劇升級。八月十七日，李庚成控訴任家“糾眾霸伐民坡崙柏樹二十余根，復(fù)蹍來民家，打毀民門格鍋盌”。任家則在另一份訴狀中宣稱，是李明達“糾領(lǐng)李庚辰、李麻老四、李明喜多人趕至”，將任廷全毆至“頭面血口”，且“命在旦夕”。雙方各執(zhí)一詞，從地界之爭，演變?yōu)闅洹獋?、砸家的一系列暴力沖突。一條積沙的古溝，二十余棵柏樹，四尺多寬的爭議熟地，將兩個家族拖入了州縣兩級的衙門迷宮。

一條古溝如何成為兩個家族世代恩怨的引爆點？州縣衙門的不同“房科”如何分割并處理糾紛？一個“分縣”在司法體系中扮演何種角色？為何一場涉及毆傷、毀樹、拒捕傷差的激烈沖突，最終以雙方承認“所控毆傷毀伐各節(jié)，均系子虛”的戲劇性方式收場？

南部縣衙為差喚李庚成具告任仕才等越界霸爭熟地案內(nèi)人證赴縣候訊事票

一、一條古溝

柳樹溝，這個地名本身便暗示著地理特征。溝，既是自然地貌，也是人工邊界。在傳統(tǒng)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溝渠、田埂、土坎、樹木，往往是地界最直觀的物理標記。

李庚成在八月十九日的告狀中，對地界的描述極為清晰：“民對門坡有古溝一條，溝左系民熟地，溝右系伊熟地，溝上坡崙栽蓄柏樹數(shù)十根，均民管業(yè)，上下埋有界石?！边@里的關(guān)鍵詞是“古溝”與“界石”。古溝意味著歷史久遠，界石則代表著人為確權(quán)。李庚成試圖向官府呈現(xiàn)的，是一個“自古以溝為界，且有石為證”的穩(wěn)定產(chǎn)權(quán)秩序。

然而，任家“抗不依界，依溝管業(yè)”。這短短八個字，暗示了雙方對“溝”的法律意義存在根本分歧。李庚成認為溝是邊界，任家則認為溝是雙方共有或歸屬己方。更關(guān)鍵的是，去年（光緒十八年）發(fā)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原本的平衡。

工書汪清溪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勘查稟中，提供了一個相對中立的描述：“嗣因去年，仕才等挨溝地土崩梭溝內(nèi)，伊等用石堆砌，微將溝約占寬尺許、長五尺余?！边@段文字極為重要。它說明，任家去年曾因土地崩梭（滑坡），用石頭堆砌加固，在此過程中“微將溝約占寬尺許”。也就是說，任家實際上通過物理改造，單方面改變了溝渠的走向與寬度，從而在事實上侵占了李庚成所主張的“溝左”熟地。

這正是糾紛的物理起點。一米多寬的溝，被占去“尺許”，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土地資源緊張、人均耕地面積有限的晚清四川，每一寸土地都意味著生存空間。更何況，溝上坡崙還有“柏樹數(shù)十根”——柏樹是重要的建筑材料與商品，其經(jīng)濟價值遠高于普通莊稼。

李庚成在告狀中稱任家“越溝越界，霸爭民熟地四尺余寬，十丈多長”。這個數(shù)字如果屬實，意味著爭議面積相當可觀。但工書汪清溪的勘查結(jié)果卻顯得謹慎得多——“微將溝約占寬尺許”，未提及十丈之長的霸占。這種差異，既可能是李庚成的夸大，也可能是工書在勘查中受限于技術(shù)條件或人情壓力而有所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汪清溪的稟文中還有一個關(guān)鍵信息：“但此地土，兩造均系所佃任姓之業(yè)?！边@意味著，李庚成與任仕才雖然分屬不同家族，但他們耕種的土地，竟然都是向同一個地主——“任姓”——承佃而來。也就是說，爭來爭去的這塊地，其所有權(quán)并不屬于爭訟雙方中的任何一方，而屬于一個更高層級的“任姓”地主。

這一事實，徹底改變了案件的性質(zhì)。李庚成與任仕才之間，并非所有權(quán)之爭，而是佃權(quán)與使用邊界之爭。雙方都是“任姓”地主的佃戶，理論上應(yīng)當共同遵守地主劃定的界址。然而，由于地主“任大成”在本案中被列為“干證”而非被告，且始終未主動出面調(diào)處，這場糾紛便在兩個佃戶之間演變成了“越界霸爭”的惡性互控。

黃宗智在研究清代基層治理時提出“第三領(lǐng)域”的概念，指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間地帶。在土地糾紛中，這個“第三領(lǐng)域”通常被認為本應(yīng)由族人、鄰里等先行調(diào)處。但本案中，家族調(diào)解顯然失敗了。李庚成聲稱曾“投李相成看明，理斥還界”，但任家“搬毀老界，自埋新界，抗不退還”。這意味著，鄉(xiāng)間權(quán)威的調(diào)解未能生效，雙方最終選擇走向官府。

二、兩套敘事

將李庚成的告狀與任仕才的分縣控詞并置對讀，可以發(fā)現(xiàn)兩套截然不同卻又高度對稱的敘事結(jié)構(gòu)。

李庚成的敘事主線是“越爭毀伐”。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啞忍”多年的弱者：“伊等仗財逞刁，疊次爭民田邊地角，民啞忍?！比渭覄t是“越溝越界”“霸伐柏樹”“打毀門格鍋碗”的強橫之徒。時間線索清晰：八月十六日挖溝引發(fā)爭執(zhí)，投人理斥無效，十七日任家毀樹砸家，十九日赴縣告狀。李庚成還特意強調(diào)自己“離本城五十里，離石河場八里”——既表明路途遙遠、告狀不易，也暗示自己并非“健訟”之徒。

任仕才的敘事則完全不同。他在八月十七日（沖突發(fā)生當天）向“南部縣分縣”遞交的控詞中，將事件重構(gòu)為“欺誣糾毆”。他說自己的兒子任廷全“在民地擔挖沙坑，以防天雨，沖壞禾苗”，完全是正當?shù)霓r(nóng)作行為。而李明達等“多人趕至，誣子侵挖伊界，不由分說，朋毆廷全，頭面血口……”。任仕才還聲稱兒子“命在旦夕”，自己“一面延醫(yī)，不敢下藥”，將事態(tài)嚴重性推向極致。

這兩套敘事的差異，不僅體現(xiàn)在對事件起因的歸責上，更體現(xiàn)在對暴力程度的描述上。李庚成承認有“兩相角口”，但否認己方率先施暴；任仕才則詳細描述了李明達等人的“朋毆”行為及具體傷情。李庚成控訴任家“霸伐柏樹二十余根”并打砸家門；任仕才的控詞中卻完全不提毀樹之事，只強調(diào)己方受傷慘重。

這種選擇性敘事，絕非偶然。在清代司法實踐中，不同性質(zhì)的指控對應(yīng)著不同的審級與程序?！霸浇鐮幍亍睂儆凇疤锿良毠省保ǔＳ芍菘h官自理，可以“批仰鄉(xiāng)約、族長秉公調(diào)處”?！鞍苑淠尽鄙婕柏敭a(chǎn)損失，性質(zhì)略重但仍屬“細事”。而“糾眾毆傷人命”則可能升級為“重情”，需要更嚴格的驗傷、勘驗程序。任仕才將案件引向“毆傷”甚至“命案”方向，顯然是為了爭取更高層級的司法關(guān)注。更為關(guān)鍵的是，任仕才沒有選擇向南部縣正堂告狀，而是向“南部縣分縣”遞狀。這個選擇，徹底改變了案件的走向。

三、分縣與正堂

所謂“分縣”，全稱為“代理保寧府南部縣新鎮(zhèn)壩分縣”，是清代縣級行政體制中的一種派出機構(gòu)。用今天的話說，相當于縣政府的“片區(qū)辦事處”。分縣的主官稱“分縣丞”或“代理分縣”，品級低于知縣，但擁有獨立的司法與行政權(quán)限——可以受理案件、差喚人證、進行初步審訊，并將重要案件“牒呈”正堂。

本案中，任仕才選擇向分縣控告，而李庚成則向縣正堂控告。這種“擇地而訴”的策略，在晚清四川并不罕見。分縣距離鄉(xiāng)民更近，訴訟成本更低，但也意味著其司法權(quán)威與資源遠不如正堂。更重要的是，分縣與正堂之間存在著微妙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分縣受理的案件，若被告不服或事態(tài)擴大，正堂可以以“上級”身份介入，甚至“牒提”全案。

光緒十九年九月初十日的牒文中，分縣陳某某詳細敘述了任仕才“欺誣糾毆”一案的受理經(jīng)過。他聲稱，自己已派差役林太、黃才前往喚拘被告李明達等人，且“已將被告李明達等喚獲”。然而，“突出李向成、何登發(fā)，仗恃伊等惡霸，一方地棍，阻不許役……將明達等搶走，縱令伊家母老虎李何氏、藿蔴李楊氏……將役等朋毆，頭面血口，扯落役等發(fā)辮，兼執(zhí)鐵錐戳傷役等各手及后臀血孔，搶去役等……布衫二件、汗衣一件”。

這段描述充滿了情緒化的修辭?！澳咐匣ⅰ薄稗绞h”等綽號，顯然出自差役林太、黃才的稟報，而非客觀描述。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極為嚴重：被告家屬不僅拒捕，還“毆傷差役”“搶走衣物”。這在清代法律中屬于“拒捕傷差”的重罪，已遠超“田土細故”的范疇。分縣陳某某據(jù)此認為，此案自己已無力處理，遂“抄錄原詞，據(jù)情備文牒請?zhí)门_”，請求南部縣正堂“飭差勒喚任仕才控告李明達等全案人證到案”。

表面上看，這是分縣將案件“上報”正堂的正常程序。但細讀牒文，會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分縣聲稱自己已將李明達等人“喚獲”，卻被李向成等人“搶走”。如果這個說法屬實，意味著分縣的差役已經(jīng)完成了拘捕，只是在押解途中被人劫走。這不僅是抗法，更是對分縣權(quán)威的公然挑戰(zhàn)。分縣無法獨立處理這種局面，只能移交正堂。

然而，李庚成在九月十二日的“懇狀”中，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敘事。他說：“民思堂案未訊，不能赴分衙候?qū)?。可惡分差挾仇，乘機捏覆，騙民干證李相成及何登發(fā)阻喚，羅織無干多人在案?！币簿褪钦f，李庚成認為，分縣的差役林太、黃才之所以聲稱遭遇“拒捕傷差”，是因為他們“挾仇”報復(fù)——李庚成拒絕赴分衙候?qū)?，差役便捏造了阻喚、傷差的情?jié)。

孰是孰非？僅憑現(xiàn)有檔案，很難斷言。但可以確定的是，分縣的牒文成功地將案件從“田土細故”升級為“拒捕傷差”的重案，從而為正堂的介入提供了充分理由。而李庚成對此極為不滿，因為他的原案“落工房”，任仕才的牒案“落刑房”——在縣衙內(nèi)部，不同房科處理不同類型的案件，兩案并訊意味著他要同時面對兩套衙門班底，訴訟成本與風險成倍增加。

四、工房與刑房

清代縣衙內(nèi)部，通常設(shè)有“三班六房”。六房對應(yīng)中央六部，其中“工房”掌水利、工程、土地測量，“刑房”掌刑獄、緝捕、審訊。不同的“房”由書吏掌管，他們雖無品級，卻是縣衙運作的實際操盤手。本案中，李庚成最初向“工房”呈狀，因為案件核心是“地界”與“樹木”，屬于工房管轄范圍?？h正堂袁某在八月二十二日的票文中明確寫道“工房呈”，表明此案由工房書吏負責登記、傳喚、勘查。

工書汪清溪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勘查稟，便是工房職能的典型體現(xiàn)。他奉命“查勘李庚成熟地，并坡崙柏樹，有無被任仕才等越界妄爭及霸伐”，并提交了相對平實的勘查報告。這份報告雖然認定“無有毀伐各情”，但也確認了任家去年“用石堆砌，微將溝約占寬尺許”的事實?？梢哉f，工房的勘查為案件提供了技術(shù)性的基礎(chǔ)事實。

然而，當任仕才向分縣控告并引發(fā)“拒捕傷差”后，案件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分縣牒文中明確提到“刑房呈”——這意味著，正堂袁某在收到牒文后，將此案轉(zhuǎn)交刑房處理。刑房關(guān)注的重點，不再是地界與樹木，而是“拒捕”“毆差”“搶人”等刑事犯罪。

李庚成在懇狀中表達的焦慮——“民控案在前，案落工房，尚未審訊，伊牒案在后，案落刑房，難受兩房兩班之累”——真實反映了清代縣衙內(nèi)部的權(quán)力分割對訴訟當事人的壓力。工房與刑房各有自己的書吏、差役、辦案節(jié)奏與利益考量。兩案并訊，意味著李庚成要同時應(yīng)對兩套衙門體系，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某一方“勒索”或“刁難”。

更重要的是，工房與刑房對同一事件的處理邏輯可能截然不同。工房傾向于“勘明事實、調(diào)處息訟”，刑房則更關(guān)注“是否觸犯律例、應(yīng)否科刑”。汪清溪的勘查稟中明確寫道“無有毀伐各情”，這實際上為李庚成的“霸伐柏樹”指控提供了反證。但刑房在處理“拒捕傷差”時，未必會采納工房的勘查結(jié)論——因為兩房之間本就存在信息壁壘與利益競爭。

五、堂諭與和息

光緒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南部縣正堂開庭審訊此案?，F(xiàn)存檔案中的“敘供”（即供詞記錄）與“堂諭”，為我們呈現(xiàn)了案件最終的走向。

審訊過程極為簡練。李庚成首先供稱：“小的與任仕才們均系承佃任姓業(yè)產(chǎn)地土，俱以相連，各管耕種……今八月間，小的往淘溝沙，這任仕才們越爭向阻，兩相角口，把小的捏控分衙，差喚。小的無奈，才來案具告的。”這段話中，“捏控”二字值得注意——李庚成承認自己在分衙的控告（或?qū)Ψ綄λ目馗妫┐嬖诓粚嵵帯?/p>

任仕才的供詞則更為直接：“小的們二比均佃任姓地土耕種……因今八月間，這李庚成越界，往挑小的們佃明業(yè)內(nèi)溝沙……他聽刁，反來把小的們捏控案下。”雙方都承認對方“捏控”，也都承認自己“無奈”才來告狀。

關(guān)鍵轉(zhuǎn)折出現(xiàn)在縣官的堂諭中：“訊得李庚成與任仕才互控一案，只因口角細故，所控毆傷毀伐各節(jié)，均系子虛。姑念鄉(xiāng)愚，各免深究。以后，應(yīng)各管各業(yè)，毋得藉故混爭，自滋訟累。分縣之案，備文移銷。兩造均取結(jié)完案，以全憐誼?！?/p>

這段堂諭的核心是四個字：“均系子虛”。也就是說，縣官認定李庚成所控的“霸伐柏樹”“打毀門格鍋碗”是假的，任仕才所控的“糾眾毆傷”“命在旦夕”也是假的。雙方都是在“口角細故”的基礎(chǔ)上夸大其詞、相互捏控。

然而，如果“毆傷毀伐各節(jié)均系子虛”，那么分縣差役林太、黃才所稟報的“拒捕傷差”又該如何解釋？堂諭對此只字未提，僅以“分縣之案，備文移銷”輕輕帶過。這意味著，縣官選擇性地忽略了“拒捕傷差”這一重罪指控，將其與“田土細故”一并歸為“口角細故”，從而為“各免深究”提供了理由。

本案中，雙方迅速接受了堂諭。九月二十九日，李庚成具結(jié)狀稱：“蒙恩訊明，查民與伊等互控一案，只因口角細故，所控毆傷毀伐各節(jié)，均系子虛……今民遵斷，具結(jié)狀是實?！比问瞬乓渤鼍吡祟愃频慕Y(jié)狀。案件至此終結(jié)。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各打五十大板”的和息。但細究之下，會發(fā)現(xiàn)這個結(jié)果對李庚成更為不利。他的核心訴求——確認地界、賠償柏樹，已經(jīng)完全落空。堂諭中的“各管各業(yè)”，實際上維持了任家去年“用石堆砌”后的現(xiàn)狀，李庚成未能收回被占的“尺許”之地。而“所控毆傷毀伐各節(jié)，均系子虛”的認定，更是將李庚成置于“誣告”的邊緣——若非“姑念鄉(xiāng)愚”，他本應(yīng)受到反坐之罰。

學(xué)界在研究晚清州縣訴訟時指出，州縣官的審斷往往不是“依法判決”，而是在“情、理、法”之間尋求平衡，其最終目標是維護地方秩序而非實現(xiàn)個體正義。本案的結(jié)局正是這一邏輯的產(chǎn)物。李庚成為何接受這個結(jié)果？答案或許在于訴訟成本。他已經(jīng)歷了近一個月的衙門奔波，支付了書吏、差役的各種規(guī)費，還要應(yīng)對工房與刑房兩套班子的“累”。繼續(xù)訴訟，不僅可能面臨“誣告”的風險，還可能徹底得罪任家與地主任大成。在“以全憐誼”的名義下，接受和息是保全臉面的唯一選擇。

六、古溝、柏樹與沉默的大多數(shù)

光緒十九年的這場官司，最終以一種心照不宣的方式收場。沒有人被懲罰，沒有地界被重新劃定，沒有柏樹被賠償。一切仿佛回到了原點——除了那條被占去“尺許”的古溝，以及兩家族之間更加深重的嫌隙。

這份檔案的意義，正在于它提供了一個窺見晚清基層社會運作機制的微觀窗口。透過這個窗口，我們看到了“田土細故”如何因當事人的策略性敘事而升級為“拒捕傷差”的重案；看到了分縣與正堂之間微妙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看到了工房與刑房在縣衙內(nèi)部的權(quán)力分割與利益競爭；看到了州縣官如何在“嚴格執(zhí)法”與“息事寧人”之間尋找平衡點；也看到了普通鄉(xiāng)民在訴訟中所面臨的巨大成本與風險。

更值得深思的，是檔案中那些“沉默的聲音”。李庚成的妻子、任仕才的妻子、李何氏、李楊氏——這些女性在檔案中只作為“阻喚”或“母老虎”的符號出現(xiàn)，她們的視角、訴求與困境，從未成為敘事的焦點。那位名叫“任大成”的地主，作為真正的土地權(quán)利人，始終沒有露面，仿佛這場糾紛與他毫無關(guān)系。差役林太、黃才聲稱被毆傷、被搶衣，但堂諭中對此只字未提，他們的傷痕與損失，最終化作了“均系子虛”四個字。

此外，雇工、佃農(nóng)在清代的低下地位也值得注意。李庚成與任仕才都是佃戶，他們的生存高度依賴地主的許可。當糾紛發(fā)生時，他們無法指望地主出面調(diào)處，因為地主可能認為“狗咬狗”與自己無關(guān)。他們也無法指望家族提供足夠的支持，因為家族內(nèi)部的權(quán)威（如李相成）已經(jīng)嘗試調(diào)解但失敗。最終，他們只能走向衙門——一個既可能提供“公正”又可能吞噬他們?nèi)考耶a(chǎn)的機構(gòu)。

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李庚成在結(jié)狀上畫押。他回到柳樹溝，面對那條被占去“尺許”的古溝，面對被砍伐的柏樹，面對被打爛的門格鍋碗，面對鄰居任家的冷眼。檔案沒有告訴我們他后來如何。是繼續(xù)啞忍，還是伺機再爭？是與任家徹底絕交，還是表面上“以全憐誼”？

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那條古溝依然在，那些柏樹的年輪永遠停留在了光緒十九年的夏天，而那些泛黃的紙頁，則為我們留下了一個關(guān)于地界、樹木、面子與生存的復(fù)雜故事。

（作者楊凱喆系四川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本科生。指導(dǎo)教師為四川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吳佩林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