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女權狀況好于沙特，我們的偏見是一種最深刻的歧視

兩條新聞，兩種待遇

2022年9月，22歲的馬赫薩·阿米尼因未能正確佩戴頭巾，被伊朗道德警察拘押，隨后死亡。事件在全球范圍內引發軒然大波，西方政府密集表態，媒體報道持續數月，"伊朗壓迫女性"成為國際輿論的高頻詞。

同年，沙特女權活動人士魯賈因·哈扎魯爾仍處于軟禁與出行限制之中。她因倡導女性駕車權、反對男性監護制度，于2018年被捕，在獄中遭受的對待引發人權組織關注。

但第二條新聞，輿論上沒什么熱度。

伊朗女性處境真的比海灣國家更糟嗎？

在這個問題上，通行的國際敘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相當程度的失真。

教育層面，伊朗的數據在中東伊斯蘭國家中屬于第一梯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2022年伊朗15至24歲女性識字率達99%。伊朗女性連續多年占大學入學人數的60%以上，在理工科領域，女性畢業生比例約為25%至35%，這一數字高于美國的12.7%。

就業層面，伊朗女性勞動參與率約為19.5%，沙特約為15.8%。伊朗比沙特還略高一點。沙特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穆罕默德·本·薩勒曼2017年推行"愿景2030"之后自上而下賦予的政策空間；而伊朗女性爭取就業權利，有著更長時間、更具主動性的社會運動基礎。

硬比的話，伊朗的女性處境比沙特還好一點，但國際社會給予它們的道德評價卻截然不同。是什么決定了這種差異？

窮，改變的不只是生活水平

先看一組數字。伊朗人均GDP約3,000至4,000美元，沙特約25,000美元。

這個差距通常被解讀為文明程度或制度效率的差距。但伊朗自1979年后持續遭受美國主導的經濟制裁，石油出口受限，美元結算渠道被切斷，外資準入幾乎關閉。制裁的直接目的是壓制伊朗的政治行為，但它的客觀效果是系統性地壓低了伊朗的現代化速度和對外展示能力。

貧窮會直接改變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外觀。

迪拜的購物中心里，外籍女性可以穿比基尼，本地女性可以自由出入高檔場所。這些畫面在社交媒體上構成了"開放"的視覺證據。但同時，數百萬南亞和東南亞移民工人處于雇主的完全控制之下，護照被沒收、工資被拖欠、人身自由受限——這在國際法框架下接近于強迫勞動。因為經濟體量大、與西方資本深度綁定，這套制度長期得到國際社會的默許。

德黑蘭街頭的女性在頭巾問題上與政權持續對抗，這是真實的壓迫，也是真實的抵抗。但因為城市基礎設施陳舊、經濟壓力外化于日常生活的各個細節，這個國家在國際鏡頭下呈現為一種整體性的"落后"。同樣程度的權利限制，在富裕國家叫做"仍需改進"，在貧窮國家叫做"邪惡政權"。

制裁制造貧窮，貧窮剝奪了現代化的外觀，缺乏現代化外觀導致敘事被對手主導，敘事被主導導致制裁更難解除，制裁更難解除導致更貧窮。這個循環是自我強化的，而它的起點是地緣政治利益，不是道德判斷。

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供應方之一，也是規模最大的美國軍火買家之一。阿聯酋是美元離岸體系的重要節點，迪拜是全球資本的重要中轉站。伊朗則是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對手。

道德批評與戰略利益的高度重合，讓這種批評本身發生了變化，它從單純的道德判斷，異化成了地緣博弈的話語工具。

神權國家的選擇性譴責

確實，伊朗是神權國家，政教合一本身就有問題。

這當然可以成立，但需要對等適用。

中世紀歐洲教廷對世俗權力的干預程度，遠超今日任何一個伊斯蘭國家。異端裁判所、宗教戰爭、對科學的系統性壓制，構成了幾個世紀的歐洲政治現實。如果神權治理本身構成文明缺陷，那么這個缺陷歐洲同樣有過，只是它完成了工業化，有了足夠的時間和財富讓這段歷史成為"黑暗中世紀"，而不是當下的污點。

伊朗在20世紀中葉同樣經歷過一段世俗化進程。1951年，民選總理摩薩臺推行石油國有化，試圖建立現代民主國家；1953年，美英情報機構聯合策動政變，將其推翻，扶植巴列維王朝繼續親西方路線。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這段歷史的后續反應。

換言之，伊朗今日的神權政治，不是從天而降的文明基因，它的形成有具體的歷史條件，其中包括外部力量對其自主現代化進程的干預。把結果單獨拿出來譴責，而對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保持沉默，是一種選擇性的道德敘事。

最隱蔽的偏見沒有名字

對貧窮的歧視之所以是最難被識別的歧視，在于它有完整的自我論證體系。

膚色歧視和性別歧視，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批判話語——人們知道這是偏見，知道它的運作機制，知道如何命名它。但對貧窮的歧視，至今缺乏對應的話語體系。它通常以另一種面目出現：落后、野蠻、危險、不民主、威脅穩定。這些詞匯聽起來像是客觀描述，實際上大量錨定于被評判對象的經濟狀態。

同一項政策，在富裕國家是"傳統"，在貧窮國家是"壓迫"。同一種宗教影響，在有核武器的國家是"文化特色"，在被制裁的國家是"極端主義"。同一場國內政治鎮壓，在戰略盟友那里是"內政問題"，在戰略對手那里是"人道危機"。

這種結構對個人同樣成立。窮人的道德被系統性懷疑，窮人的憤怒被解讀為危險，窮人的選擇被歸結為能力缺陷而非資源約束。國家層面的邏輯是個人邏輯的放大版。

我們以為我們在評判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其實我們只是在讀它的銀行余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