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美籍華人，當別人問他是什么國籍時？他的回答，很高情商

1990年春天，洛杉磯西郊的云層薄得像綢子，白先勇抱著剛買到的《文匯報》，在自家花園里踱了一圈，才想起院角那株佛茶花該修枝了。幾十年顛簸歸于這一刻的寧靜，報紙上關于海峽兩岸文學座談的消息，卻又把他的記憶拉回1937年的廣西。

那一年，盧溝橋的槍聲剛傳到南寧，白家人顧不上滿月酒，匆匆把嬰兒送進桂林一處堂屋。日子短暫清靜，但1944年日軍第十一軍穿透湘桂線，桂林保不住，白崇禧給妻兒下令：“立刻啟程，先到重慶。”母親摟緊孩子，車窗外山路盤旋，硝煙味夾著桂花香，混在白先勇幼年的嗅覺記憶里。

重慶大轟炸沒完，白家又轉南京、上海、漢口，最后在香港短歇。整日換船換車，小男孩對地圖的興趣從那時萌芽，他常指著經緯線問隨行的副官：“這里以后還會打仗嗎？”副官無言，只遞來一包火腿腸。

1949年底，父親隨軍赴臺，十四歲的白先勇第一次站在基隆港，望見灰蒙海面。島上物資緊，學校卻圖書不少，他在司法院圖書館借到巴金三部曲，從午后讀到風燈熄滅。動蕩童年帶來的不安全感，被紙頁的油墨味暫時安撫。

臺灣大學外文系四年，他迷上詹姆斯·喬伊斯和川端康成，用英文寫短篇，又翻成中文投稿《現代文學》。1963年，拿到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入場券，一程飛機離臺，航線像一條繩，將他拴在太平洋兩端。

愛荷華冬天冷得徹骨，白先勇卻說喜歡這份“凍得干凈”的感覺。他白天上寫作課，晚上在宿舍背《古文觀止》，同宿舍的美國青年費解，問他為何要背兩百年前的文段。白先勇笑答：“祖宗留下的句子，掉一個字都心疼。”

1973年，他搬進圣塔芭芭拉一處山谷屋，屋外是葡萄園。他給自家取名“隱谷”，好友夏志清來訪，開門第一句：“這地方，像桃花源。”白先勇指指腳下草坪，“可惜不通尋常路。”就是在這座“隱谷”，長篇《孽子》鋪陳開來，十八個月，一部寫盡臺北暗角的小說完成。

寫作之外，他種佛茶、養金魚，還鉆研“桂系菜”。親手調一碗螺螄粉，辣油嗆得鄰居哈羅德直咳。哈羅德逗趣：“你都歸化美國了，還吃這么辣？”白先勇沒接話，只推來一疊餐巾，這種輕描淡寫像他筆下人物的側臉。

1980年代后期，白先勇頻繁往返兩岸，昆曲衰微景象讓他動念復興。2004年，他領著年輕演員跑蘇州、南京，一遍遍磨《牡丹亭》。有人勸他安心在美國退休，他擺手：“昆曲若斷，我晚年不安。”這句并非姿態，而是徹夜排練的注腳。

身份的問題總是被追問。有一次，舊金山一家電視臺錄制專題，主持人微笑發難：“白先生，您究竟是哪國人？”現場燈光熾熱，白先勇放下茶杯，聲調平緩，“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十二個字，沒有轉折，也不加限定。錄制結束，他仍和主持人攀談海上絲路考古，話題早離開國籍。

值得一提的是，這份回答并非臨場急智。白先勇多年訂閱《人民日報》《參考消息》，書房里常年打開的短波收音機收聽中文廣播。美國護照放在抽屜，他卻把臺北故居老照片鑲框掛廳中。朋友調侃這是“雙重保險”，他笑而不語。

晚年再訪南寧，他在青磚舊巷前駐足數分鐘，沒有攝影師圍著，也不允許隨行人員鋪張接待。當地中學請他題字，他寫下“洗練為文”，落款卻用繁體。校長問起原因，他用桂柳口音回應：“繁體在這塊土地上存在過，生命不能硬分段。”

“我是中國人。”他重復過無數次，語速從青年時的快板，變成現在的緩拍，卻始終只這句話。身份認同在他那里不是哲學，也不是政治，而是兒時走難途中母親塞進懷里的那張泛黃家譜，簡單，具體，無法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