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湖北鐘祥的計生宣傳車第一次駛進楊梓鎮,擴音喇叭里不斷重復“近親不婚、優生優育”的口號。村民們停下鋤頭圍觀,議論紛紛,唯獨火廟村口那間青瓦泥墻的小屋大門緊閉,陳秀英坐在灶臺前攪著柴火,神情木然。她明白,那幾句標語說的正是自己半個世紀前做錯的決定。
時間要撥回1932年農歷八月。15歲的陳秀英被父母抱上八抬大轎,新郎是姨媽家的表哥,比她年長六歲。長輩們打的算盤簡單:親上加親,土地能保在族里。鞭炮聲震得人耳朵嗡嗡作響,沒人去理會縣城里醫生貼的那張告示——“表親不宜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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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胎生下大兒子時,全家松了口氣,娃身強力壯,嗓門亮得嚇人。婆婆高興得連殺兩只雞,直說“瞧,近親也能生好胚”。可好景只維持了三年。第二胎陳小狗六歲仍不會喊爹娘,身子骨瘦小,雙臂過膝,村里人悄悄用“猴娃”稱呼。秀英端著碗追在院子里喂飯,孩子卻咯咯傻笑,把米粒抹得滿臉都是。
那以后,產房成了賭桌。第三胎夭折,第四胎正常,第五胎又是智力障礙的小閨女,第六胎健康,第七胎再夭折,第八胎陳小煥還是女“猴娃”。八個孩子,活下六個,其中三個終身離不開照料。有人勸她:“再生也許能沖掉霉運。”秀英搖頭,“命里就這么多,別折騰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陳秀英的丈夫在大煉鋼鐵運動里摔斷了腰,從此干不了重活。家里七張嘴,全指望秀英插秧、割麥、上山砍柴。她用一根繩子拴住兩個“猴娃”的腰,一頭栓在自己身上,防止孩子跑丟。鄰居問她為何不把累贅送人,她抹一把汗回一句:“娃是骨頭縫里掉的,舍哪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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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生產隊分紅不足五塊錢,她咬牙省下兩塊,托人從縣城背回一包鈣粉,想給三個特殊的孩子補補。那一年,秀英三十九歲,頭發已花白。有人看見她在夜里悄悄哭,第二天又像沒事人一樣下田。
進入七十年代,村里通了土路,不時有外鄉商販來收土特產。聽說火廟村有“猴娃”,好奇者三三兩兩守在門口探頭。秀英索性在屋前掛起草簾,擋住指指點點。她自嘲對鄰居說:“我守著一堆寶貝,他們看不懂。”
改革開放后,外出打工潮興起。家中兩個健全的兒子也進城蓋樓,一年到頭難得回來。留守的,是一位越來越佝僂的母親和三個長不大的孩子。陳小狗三十多歲,還不會用筷子。秀英把飯團壓好,塞他手里,再轉身去給老三梳頭。
1995年,一家民營馬戲團輾轉找到火廟村,開價八千元請三個“猴娃”外出演出。秀英只回了四個字:“不賣,不演。”對方提高到兩萬元,她干脆關門不見,怕孩子被當成笑料。村支書勸她:“那錢不少啊。”她搖頭,“我到鎮上都沒去過,更別說讓他們出遠門。”
2008年春,國家為重殘人群辦理補貼,村干部幫忙跑腿,一家五口成了建檔對象。每月幾百塊錢打到卡里,總算解了燃眉之急。秀英卻常念叨:“我在還能拉扯,他們將來怎么辦?”說這話時,她已是白發蒼蒼的老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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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跨省采訪的記者敲開她家門,見到滿墻斑駁和灶火的青煙。記者問她最大心愿,她想了想:“要是我不在了,也有人給他們添口熱飯。”這句話登上報紙后,多方力量介入,地方民政部門安排了護工和康養補助。
再回到1979年那輛宣傳車的喇叭聲,如今已是歷史回響。百歲陳秀英躺在竹椅上,院子里三名“娃娃”依舊蹦蹦跳跳。有人說她“迷信”“固執”,也有人贊她“偉大”。她從不辯解,只在黃昏時分晾衣服,抬眼看看被夕陽染紅的田壟,然后招呼孩子回屋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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