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少年宮門口,我見過一群朝鮮孩子。他們穿著統一的表演服,臉蛋涂著胭脂,笑容標準得像從模具里刻出來的。門口停著幾輛奔馳車,司機穿著深色西裝,畢恭畢敬地等著接他們回家。
導游說,這些孩子都是“朝鮮的未來”。我看得出來——她們皮膚白皙,牙齒整齊,指甲修剪得干干凈凈。她們不缺文具,不缺零食,甚至不缺進口水果。我們團里有人掏出巧克力想送給她們,帶隊老師微笑著拒絕了,那笑容里帶著一種禮貌的傲慢:謝謝,我們不需要。
可幾天后,在開城郊外的一個村莊,我見到了另一群朝鮮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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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眼神,把我釘在原地
大巴在路邊臨時停靠,讓乘客下車活動。路旁是一片旱田,田埂上蹲著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大概五六歲。男孩光著腳,褲腿卷到膝蓋,腿上糊著干了的泥巴。女孩穿著一件明顯大了幾號的外套,袖子挽了好幾道,露出一截細得像干柴的手腕。
他們看見大巴停下來,看見車門打開,走下來一群穿著鮮艷、舉著相機的外國人。男孩先是一愣,然后猛地站起來,拉著女孩往后退了幾步。女孩躲在他身后,只露出半張臉。
他們沒有跑開,也沒有笑。就那么站著,死死地盯著我們。
那眼神不是好奇,不是害羞。是警惕。是那種從沒出過遠門、卻被告知“外面的人很危險”的孩子才會有的眼神。像小動物在樹林里看見人類,本能地想逃,又忍不住想看。
我蹲下來,從包里拿出一包餅干,朝他們晃了晃。男孩沒有動,女孩把臉藏得更深了。我往前走了兩步,男孩突然轉身,拉著女孩跑了。他們跑得飛快,光腳踩在碎石路上,啪嗒啪嗒,濺起一小片塵土。跑到一堵矮墻后面,兩個人只露出半個腦袋,繼續盯著我。
那一刻,我心里堵得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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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宮,那些“白富美”孩子不需要我的餅干。她們有奔馳接送,有最好的營養配餐,有專門老師教她們彈琴跳舞。她們站在聚光燈下,面對成百上千的外國游客,笑得自信而驕傲。
而在幾十公里外的農村,這兩個孩子可能連餅干都沒吃過幾回。他們不會說“你好”或者“hello”,不知道外國人為什么要來他們的國家,更不知道那些花花綠綠的包裝袋里裝的是什么。他們只知道,媽媽說過,不要跟陌生人說話,不要接陌生人的東西。
同樣的年紀,同樣的國家,不同的命。
導游告訴我們,平壤的孩子是全國最幸福的。可她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只有平壤的孩子才“幸福”。那些在田埂上光腳跑的孩子,難道不是朝鮮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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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怕我們”
后來,我和導游小金混熟了,私下問她:“為什么農村的孩子看到我們,像看到鬼一樣?”
小金沉默了很久,說:“他們……沒怎么見過外國人。有些地方,上面會交代,不要跟外國人接觸,不要說話,不要收東西。他們不是怕你們,是怕……犯了錯。”
她沒有說“怕什么”,但我懂了。在朝鮮,跟外國人接觸不是小事。一個農民的孩子如果收了一包外國餅干,被舉報了,全家都要受牽連。所以他們躲,不是不想親近,是不敢。他們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渴望,但更多的,是恐懼。
而平壤那些少年宮的孩子,就不怕。因為他們是被選出來的。他們的父母不是干部就是外交官,或者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人。他們接觸外國人,是被允許的,甚至是被鼓勵的。他們代表的是朝鮮的“門面”,而農村孩子,連站在門邊的資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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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從童年就開始了
在朝鮮,一個孩子的命運,從出生那一刻就寫好了。生在平壤,還是生在農村,決定了你能不能吃飽飯,能不能上學,能不能見世面,甚至能不能正眼看一個外國人。
那些光腳跑掉的孩子,他們長大后,可能會被分配去工廠、去礦山、去農場。他們一輩子都不會說中文,不會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他們只會記得,小時候有一群奇怪的外國人,蹲下來想給他們餅干,而媽媽說過——不能拿。
我們帶著糖果和善意去朝鮮,以為能給孩子們一點甜。可我們忘了,有些孩子的世界里,連“甜”都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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