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了這一生，卻偉大了千年

他為人敦厚，雖然羨慕李白式的人物，但一輩子始終瀟灑不起來，從來不敢放縱自己。

他性格柔軟，雖然對待敵人十分強悍，但對于身邊的熟人卻一味忍讓，從不去費口舌。

他內心敏感，雖然向往田園歸隱生活，但迫于家族責任投身官場，直至重度抑郁而死。

按照俗世的觀點，他們都是人生的失敗者。

但他們又是如此偉大，以至于千年之后，我們還會一遍遍講述他們的人生、作品和思想。

時間淘洗過后，有些定律不曾改變，而有些概念卻需重新定義。

什么是偉大，什么是失敗？

▲曾鞏（1019—1083）塑像。圖源：圖蟲創意

北宋天禧三年（1019），一個名叫曾鞏的人降生。

如今，曾鞏給人的感覺，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但實際上，在民國以前，曾鞏一直是古文寫作領域大神級的人物，只是今人無法領略和感受罷了。

歐陽修在世時，當了相當長時間的北宋文壇盟主，地位很高，當時就被稱為“今之韓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個席位，即以歐陽修領銜，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賞識才開始揚名。

作為文壇盟主，歐陽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繼承人。在遇到蘇軾之前，他實際上已經認定曾鞏是最合適的人選。

那時候，曾鞏并無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歐陽修推崇。歐陽修曾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曾鞏）為喜。”又說：“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學，初謂獨軒然，百鳥而一鶚。”

歐陽修對曾鞏的愛，那是超出一般的愛。只要是難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認定是曾鞏寫的。他曾把蘇軾的文章當成是曾鞏寫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錯認為曾鞏寫的。

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科舉考試，閱卷讀到一篇好文，定為第一名。但轉念一想，這肯定是自己的學生曾鞏寫的，為了避嫌，最終將此文降了一個名次。等到揭榜，才發現原來是蘇軾的大作。

曾肇后來寫文章紀念兄長曾鞏，說歐陽修是文壇宗師，曾鞏出道晚一些，但與歐陽修齊名，“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

曾鞏生前的文名確實很盛，獲得的評價也相當高。

連蘇軾都把曾鞏當作歐陽修門下最厲害的那個人，他寫詩說：“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給曾鞏的詩中寫道：“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后來，王安石又對別人說，在我交往的人中，曾鞏的文章“不見可敵”。

要知道，發出這些議論的人，都是自視甚高的文壇、政壇大咖。可見，曾鞏真的是“無敵”，不然沒有人會愿意為一個終生沉淪下僚的文人抬轎子。

《宋史》評價說，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在大師輩出、群星閃耀的時代，沒有做過高官的曾鞏，能夠打出一片天地，確實不容易。

不過，曾鞏最終還是錯過了文壇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夠格，而是與他同時代的蘇軾太過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盡管曾鞏的個人性情更接近歐陽修，但歐陽修在發現蘇軾之后，經過權衡，還是明確地把文壇盟主之任，付與蘇軾。

近代朝鮮文學家黃玹把曾鞏與蘇軾的區別，說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勝者莫如南豐（曾鞏），以無法勝者莫如東坡（蘇軾）。”

用金庸武俠小說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曾鞏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師承，中規中矩，卻無人能敵；而蘇軾就像令狐沖，無招勝有招，不僅厲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獨行的異類。

然而，也因為曾鞏的文章“有法”，蘇軾的文章“無法”，有法可學，無法難學，所以后世學曾鞏的人多，學蘇軾的人少。

到了南宋，在理學家的推崇下，曾鞏的名聲已超越蘇軾。朱熹對“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并不感冒，唯獨對曾鞏推崇備至，并致力于學習曾鞏的文法。在朱熹成名后，憑借自己的影響力，將曾鞏推到一個很高的地位，稱他是自孟子以來的作文高手，說他的文筆“峻潔”“平正”“好懂”“簡莊靜重”。

后人對曾鞏的評價深受朱熹的影響，認為曾鞏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規范端正，可以作為范本學習和效仿。曾鞏的經典地位，由此逐步確立起來。

明代萬歷年間，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全書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后期文壇上引起了廣泛轟動。《四庫全書總目》稱：“世傳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唐宋八大家”這一稱號，就是從茅坤這里開始流傳開來的。

自茅坤以后，明清兩代關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選本，多達二三十種。“唐宋八大家”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鞏，則持續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學派別的一致推崇，一直紅到了民國以前。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曾鞏的文學遺產才因為思想主題、審美趣味等出現轉向而受到冷落。

宋代文學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鞏的歷史命運》一文中說，文化和文明的嬗變發展，是歷史選擇的結果，任何時代的讀者和作者，總是根據自己的時代需要和文化發展的趨向來取舍傳統，因而使傳統文化有的盛譽不衰，有的冷落遺棄，或者是同一對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卻黯然失色。

曾鞏在800多年間受追捧，以及在最近100年受冷落，都是歷史選擇的結果。我們如果能站在更長時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個歷史人物聲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虛名，更不是湊數。因為，我們眼下的觀點和經歷，并不能代表歷史的全部。

▲曾鞏的書法《局事帖》。圖源：網絡

曾鞏不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現在說起江西南豐曾氏，是當地人的一大驕傲。這個家族在北宋文壇、政壇光芒四射，盛極一時。追根溯源，雖然曾鞏的祖輩和父輩已經有了功名，但真正厲害的是曾鞏這一代。

曾鞏有四個弟弟、九個妹妹，在他之上還有個哥哥曾曄。兄弟之中，除了哥哥曾曄未中舉而相對早逝之外，其他五人以及幾個妹婿均中了進士。有一年，這個家族一次考了六個進士，轟動全國。

輝煌的背后，全是苦難。而這些苦難，基本上由曾鞏替弟妹們承擔了。

曾鞏的父親曾易占晚年被誣告而丟了官，長年在家，將積蓄一點點耗盡。慶歷元年（1041），在曾鞏23歲的時候，曾易占帶著曾曄、曾鞏兄弟倆赴京應舉，這情景像極了15年后蘇洵父子三人赴京應舉、謀職。不過，結局卻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歸。

慶歷七年（1047），曾鞏再次侍奉父親進京，不料父親在途中染病身亡，盤纏也已告盡。曾鞏四處求助，才得以扶著父親的靈柩踏上歸途。

此后的10年時間里，這名從小被視為神童、20來歲就名聞四方的早熟中年人，放棄了個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承擔起家庭生活的重壓。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養繼母，還要撫養、教育四個弟弟和九個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曄病逝后，他同時要養育兩個侄子和兩個侄女。

如今，我們仍可以通過曾鞏的《讀書》一詩，了解他這段負擔沉重的耕讀生活：

荏苒歲云暮，家事已獨當。

經營食眾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飛云，遇風任飄揚。

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

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

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

盡管十分勞累，但他仍舊通宵達旦地苦讀，并教弟弟們讀詩書。他用勤勞、樂觀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擊。

10年后，嘉祐二年（1057），曾鞏帶著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進京趕考，終于迎來了曾家的翻身仗。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進士。曾鞏本人則以39歲“高齡”，與21歲的蘇軾、19歲的蘇轍等人成為同榜進士。

在北宋人才輩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來歲中舉，像曾鞏成名這么早、中舉卻這么晚的，著實少見。這也反映了曾鞏非同尋常的人生苦難。

其實，曾鞏從19歲就走上科舉之路。除了上面講的，他有10年時間為了贍養大家庭而放棄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卻蹉跎其間，沒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屢試不第，不是文章寫得不行，而是寫文章并不趨附當時的應試文風。連歐陽修都看不過去，責問說：“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連曾鞏這樣的人才都未能被錄取，考試部門的評審標準，真的科學嗎？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時候，確實會抱怨和指責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會將個人的失敗歸咎于外部環境的滯后。但曾鞏從不如此想。

在歐陽修為他打抱不平的時候，曾鞏卻“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既沒有嘲諷考中的人，也不對考官大放厥詞。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學問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難的時候，曾鞏受盡了同鄉的嘲諷。當地人做了一首打油詩，戲謔曾家兄弟趕考只是去打醬油：“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有似檐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曾鞏不以為意，“力教諸弟不怠”。

曾鞏志大才高，卻從未得到命運真正的眷顧。無論是科舉，還是做官，始終是逆境多于順境。連唾手可得的文壇盟主之位，也因為蘇軾的出現而失去了。但他始終心態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一直在用圣人的標準磨礪自己。

在曾鞏擔任館閣校勘期間，蘇軾推薦了兩名四川老鄉拜訪他。這兩人因為文風不合流俗，被鄉里人譏笑為迂闊，很是苦惱，特向曾鞏求教。曾鞏讀了他們的文章，卻稱贊有加。兩人很高興，臨行便請曾鞏為他們寫點文字帶回去，好堵住悠悠眾口。

沒想到，曾鞏勸他們說沒必要，根本用不著為這些閑言碎語苦惱，“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隨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為冷眼所動。

流言可以殺人，但永遠殺不了將流言當作空氣的人。

▲江西南豐曾鞏紀念館。圖源：圖蟲創意

宋代的理學家是一幫很“吹毛求疵”的人，懟天懟地懟空氣，前圣今賢大都入不了他們的法眼。但他們偏偏十分推崇曾鞏的文章，為什么呢？

除了我上面講到的，曾鞏的文章確實寫得好，有“法”可依，可作范本，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曾鞏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難及的。正如朱熹所說，曾鞏是一個“醇儒”。

放在人品與文品的標尺之下，曾鞏以“文如其人”的統一性脫穎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

雖然他常年不得志，自己不以為意，卻見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時代錯過。

當他宅在老家為生計奔忙的時候，他屢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員推薦王安石。在給蔡襄的書信中，他說：“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于朝廷，其有補于天下……”

曾鞏比王安石大兩歲，兩人相識于科舉考場，一見如故，結下了親密的關系。他們惺惺相惜的程度，有點像杜甫遇見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與李白是單向互動，一個崇拜另一個，而曾鞏與王安石是雙向頻繁互動，相互推崇，情深義重。

如今，我們讀兩人的文集，還可以讀到他們寫給對方的很多詩文、書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鞏面前，卻能寫出深情款款之句，說“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為最”。他還無比擔心曾鞏的境遇：“州窮吉士少，誰可婿諸妹？仍聞病連月，醫藥誰可賴？家貧奉養狹，誰與通貨貝？”——曾鞏那么多妹妹，要怎樣找到好女婿呀？曾鞏又生病了，這醫藥費可怎么解決呀？曾鞏要養一大家子，又那么窮，這錢從哪里來呀？真是替曾鞏愁死了。

曾鞏在痛苦和孤獨的時候，也經常給王安石寫信，排解憂愁。主題基本就一個：想你想你想你。“一晝千萬思，一夜千萬愁。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

兩人曾在不同時間段遭受流言蜚語，但一定會在第一時間站出來替對方辯誣。

曾鞏長期考不上進士，人家譏諷他，曾鞏不以為意，但王安石看不過去，寫詩道：“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后日猶為班與揚。”你們這群小子，不配誹謗曾鞏，他即便終生不遇，處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揚雄一樣供人膜拜的一天，你們等著瞧吧。

曾鞏對王安石也是如此。當王安石步入仕途，因為特立獨行而被世俗譏謗時，曾鞏同樣竭力為之辨護：“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為矯不矯，彼不顧之，不足論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不合流俗，那些說他目空一切的人，壓根兒不必理會。

可以說，曾鞏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親密的朋友，沒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個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兩次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鞏則輾轉各地為官，顛沛流離，仕途坎坷。這期間，他們的書信往來明顯減少，關系漸漸疏遠。

很多人認為，曾鞏和王安石至此已經友盡。

實際上，他們的友情還在，只是雙方的政見有了分歧。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開始實施新法，并引故交為己助。應該在這個時間點，王安石也請最好的朋友曾鞏參與其中，但曾鞏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有點操之過急，規勸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則對曾鞏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鞏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臺之后，他主動請求離開朝廷，外放到地方為官。

曾鞏寫給王安石的兩首詩，留下了兩人這段分歧的實錄：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

頗諳肺腑盡，不聞可否言。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

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

知者尚復言，悠悠誰可語。

后來，王安石在變法受阻之后，也曾給曾鞏寄了一首詩傾吐，其中說：

高論幾為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發生。

縱然老友對自己的變法有不同意見，但關鍵時候，能夠一吐郁悶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鞏也不會有第二人了。

事實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鞏與王安石的政見分歧。從曾鞏在地方輾轉為官，基本都執行了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來看，他也是變法的認同者。他的兩個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變法的追隨者，但曾鞏也未因此而批評或反對他們的選擇。

曾鞏并非一個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樣，都認為應當變法才能解決“三冗”問題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認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間，所以向王安石提出來，可是向來執拗的王安石不聽。

舉個例子，王安石主張，為了解決“三冗”問題，必須增加國家收入，所以變法內容基本以增加稅收和朝廷控制社會財富為主。而曾鞏后來在給宋神宗提出來的變法方案，則把重點放在節約開支上，只有裁撤龐大的官僚機構和官僚隊伍，才能壓縮財政開支，在不加重百姓負擔的前提下解決“三冗”問題。

客觀地講，曾鞏壓縮開支、量入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為入的方案，更為徹底。宋神宗看了曾鞏的方案后也盛贊說，在節約開支這一塊，沒有人講得像曾鞏這么透徹，并把曾鞏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問曾鞏，你跟王安石的關系最好，你覺得王安石這個人到底怎么樣？

曾鞏回答，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

宋神宗說，王安石視富貴如糞土，一點兒也不吝嗇呀。

曾鞏解釋，我所說的“吝”，是說王安石“勇于有為，吝于改過”。

宋神宗連連點頭。可見，不管怎么樣，曾鞏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個人。

可惜，這時候，王安石已經罷相隱居江寧，曾鞏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王安石的執拗，以及變法內容的瑕疵，最終導致了這場偉大變革的失敗。南宋人葉適說，曾鞏“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補”。而這恰恰證明了曾鞏是一個道德操守極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為宰相的時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堅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寧可艱難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舉朝需要站隊之時，曾鞏不幸成為了新黨、舊黨兩面不討好的人物。他曾說自己，“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這一點像極了蘇軾。

元豐六年（1083），曾鞏病危于江寧之時，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見面，王安石就對曾鞏議論朝廷人事，說最近又有誰誰誰被任命為啥職位了，那誰誰誰只是一個屠夫，怎能勝任這職位呢。曾鞏病重，無法說話，只有點頭。

在最后的時刻，這一對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對方當成外人。

▲王安石畫像。圖源：網絡

同年，65歲的曾鞏病逝。京城盛傳他與當時被貶在黃州的蘇軾“同日化去”，連宋神宗都很震驚，嘆息不已。后來才知道，蘇軾還活得好好的，但曾鞏是真的離開了。之所以有這個謠傳，說明在當時人的心目中，蘇、曾二人是帝國文壇的兩根擎天柱。

不過，重溫曾鞏的一生，除了他所經歷的苦難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遠遠不如同時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師歐陽修，人家既是文壇盟主，又是當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詩文俱佳，兩度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年進士蘇軾，人家瀟灑恣意，文采風流，贏得全民喜愛……

曾鞏有點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職位，決定了他出頭的機會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為人，做官，寫文章，溫和務實，純凈端正。

他雖然推崇和羨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現出來仍是一副不放縱、很克制的模樣。這樣的人，在崇尚個人主義、自由奔放的時代并不討喜。也難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曾鞏逐漸淪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細想想，曾鞏這樣的人，才是中國歷代讀書人的主流命運。

要不是他的文章寫得特別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來的無數讀書人一樣，淹沒在歷史的洪流里，化身為中國歷史最基礎的底色。

那些個時代的英雄，在這層底色上開花，結果，活成最亮眼的顏色，但這些都與默默無聞的底色無關。

可是，你必須承認，這層不顯山不露水的底色，構成了歷史進步與文化傳承的基礎力量。沒有這層底色的鋪墊與比對，再絢爛的顏色也突顯不出它的絢爛，再偉大的英雄也喪失了立足的土壤。

曾鞏進入仕途后，主要擔任兩項工作：

第一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間輾轉七八個地方，從河北滄州到福建福州，從山東濟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職的時間不長，但他確確實實做到了為官一任，振興一方，在每個地方都留下了政聲和事跡。

地方官實際上是國家治亂興衰的基礎，但在中國的傳統里，“治國”是一大本事，但從來沒說“治州”“治縣”的，所以除非有特別好的運氣，一般獲取廣泛聲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國家的治理框架和人們的傳統認知中，都屬于小官。

曾鞏本人卻很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專門駁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見。他說，古時候的人做知縣只負責一個鄉、縣，尚且能夠用道德、仁義、恩惠、慈愛對轄區百姓進行熏陶和啟發，現在的官員能夠獨掌一個州，怎么還能把官職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認真為政呢？他說，官無所謂大小，任職一方，就應該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應該有久居之心，腳踏實地為當地百姓做實事，做善事。這是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是擔任史館館職，從事史籍文獻編校工作。大概有10年時間，曾鞏考證、校勘、整理的史書古籍達數十種。比如《李白詩集》，經他搜羅、發掘，從776首增加到1001首；傳世的《戰國策》，散佚嚴重，經他廣泛訪求采錄，從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學嚴謹的曾鞏還有一個習慣，每整理完一書，他都認真作序，不僅記錄和介紹該書情況，還將史評融入其中，對書中某一種偏向和缺失，進行論證和評議，讓后世讀書人有脈絡可尋。

曾鞏從事的這項工作，屬于文科領域的底層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們現在能讀到多少李白的詩，能讀到多少篇《戰國策》，還是個未知數。雖然這項工作非常重要，歷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書籍的成品，看不到流傳背后的工作人員。

這就好比現在理工科領域那些做基礎研究的大師，他們永遠不像做應用開發的人那么聲名在外，也沒有明星偶像光環，可能一輩子就是在逝世的時候被人說一句“一個大師走了”，僅此而已。但你必須承認，這些一點兒也不著名的人物，才是人類文明傳承與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量。

無論是做地方官，還是校勘史籍，曾鞏都是在從事基礎性的工作，甘愿做一個默默奉獻的人。他的價值，不是功利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可以隨意褒貶的。

歷史上不乏曾鞏這樣的人。曾鞏代表了這一無聲的群體，他們很重要，不應該被遺忘。

如果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頭銜之于曾鞏有何意義，那就是，我們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應該理解他的背后，站著一群構筑中國歷史與文化底色的人。

歷史與現實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為英雄。這是歷史與時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義與英雄情結的底色。

曾鞏就是文學加強版的我們，而我們就是文章總寫不好的曾鞏。曾鞏和我們走著相同的道路，走著走著，就消失在歷史的煙云里。

家貧故不用籌算，官冷又能無外憂。

交游斷絕正當爾，眠飯安穩余何求。

君不見黃金滿籯要心計，大印如斗為身仇。

妻孥意氣賓客附，往往主人先白頭。

一一曾鞏《戲書》

只是，曾鞏比我們更早看開了，看淡了，看透了。

舉世不知何足怪，力行無顧是豪雄。

——曾鞏《圣賢》

北宋皇祐三年（1051），74歲的沈周在杭州錢塘老家病逝。他的兒子沈括，在回鄉葬父守喪期間，成為世界科技史上一項重要發明的歷史見證人。

沈括在侄子家中看到布衣畢昇留下的泥活字，他晚年撰述《夢溪筆談》時對此印象深刻，遂將畢昇的活字印刷術詳盡地記錄了下來。沒想到，正是這一份獨家的記錄，才使活字印刷術得以傳世，并上升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不至于被時間湮滅。

而沈括，是活字印刷術總結和推廣的歷史第一人。正因為沈括的記載，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宋代開始流傳和運用。當時人以沈括的字為活字印刷術命名，稱為“沈存中法”。

因為沈括關于活字印刷的記載被選入中學教科書，國人對于他的這一歷史貢獻耳熟能詳。但很少人知道，沈括其實是歷史上最可惜的人物之一。

沈括是史上絕無僅有的全才。他的才學之全面，幾乎超越并秒殺史上任何通才。以往我們認知中的全才，絕大部分是現代學科分類中的文科全才；而沈括，若按照現代學科分類，他則是貫通文、理、商、法、工、農、醫等所有跨學科的大通才。不僅如此，他在外交和軍事上，也有卓越的表現。

但，這樣一個人物，他越厲害，也就顯得越可惜。這個千年一遇的全才，在做人和做官兩方面始終苦苦掙扎，最終卻失敗透頂，了無人緣，生前死后都伴隨著別人的謾罵、不齒與誤解。

▲沈括（1031—1095）畫像。圖源：網絡

《宋史》說，沈括“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

民國著名學者張蔭麟說，沈括“不獨包辦當時朝廷中之科學事業，如修歷法，改良觀象儀器，興水利，制地圖，監造軍器等；不獨于天學、地學、數學、醫學、音樂、物理學，各有所創；不獨以文學著稱于時；且于吏治、外交及軍事，皆能運用其科學家之頭腦而建非常之績”。

英國著名科技史學者李約瑟稱頌沈括是一個科技的巨人，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根據后世研究者的總結，沈括至少在這些方面顯示了他的博學多才：

天文歷法方面，他改進天文儀器，并對歷法進行修訂，比如首倡“十二氣歷”，這是一個重大的創新，雖遭到世俗的攻擊，未被采用，但在科技史上意義重大，比后來英國氣象局所用的蕭伯納歷要早800多年。

數學方面，其主要貢獻是首創“隙積術”和“會圓術”，開辟了中國傳統數學研究的新方向，被日本數學史家三上義夫稱為“中國算學的模范人物”。

地質地理方面，他首創地形高程測量法，還采用木刻立體地形圖，這種立體地圖比西方早700多年。

化學方面，他首次提出了“石油”這一科學命名，又做了以石油碳黑代替松煙制墨的實驗，準確斷言“此物必大行于世”。

物理方面，他發現指南針磁針“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是地球磁偏角的最早記載，比西方的記錄早400多年；他進行了聲音共振實驗，實驗的結果也比西方早數百年。

工程技術方面，他詳細記述了布衣畢昇發明活泥字印刷術的全過程及字印的下落，比德國人戈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早400多年……

為了紀念和表彰沈括的科學業績，1979年，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把新發現的一顆行星命名為“沈括”。

▲活字印刷。圖源：攝圖網

不僅如此，沈括還是北宋難得一見的、文武雙全的實干型官僚。

熙寧七年（1074），遼國派使臣蕭禧出使宋朝，以國界爭議為名，提出在蔚（今河北蔚縣）、應（今山西應縣）、朔（今山西朔州）三州兩國邊境重新以分水嶺劃界。在宋朝內部，大臣們已看出遼國的用意是想侵吞宋朝國土，并借故挑起爭端。但滿朝大臣議論紛紛，卻找不到實錘來拒絕契丹的無理要求。重新劃界問題拖而不決，蕭禧賴在驛館不肯回國。

沈括為了搞清兩國邊境爭端的始末，一頭扎進樞密院翻閱歷史檔案，終于發現宋遼兩國早年議定的地界圖是以古長城為界，而如今爭論的黃嵬山一帶，距離古長城以南30多里，當然是北宋的領地無疑。宋神宗獲悉沈括的新發現后，贊揚沈括說，“微卿無以折邊訟”。沒有你，我大宋的邊境糾紛都搞不定啊。

宋神宗于是任命沈括以回謝使的身份出使遼國。親友聽說這個消息，都替沈括擔憂，但沈括說：“顧才智不足以敵愾為憂，死生禍福，非所慮也。”我只擔心我的才能和智慧，能不能夠應對和抵抗敵人，至于是生是死、是福是禍，都不在我的考慮范圍內。

臨行前，宋神宗召見沈括，問他，萬一遼國做出對使者不利的事，你怎么辦？沈括斬釘截鐵地答道：“臣以死任之。”

熙寧八年（1075），出使遼國的沈括一行，與遼國宰相、全權談判代表楊益戒進行了六輪談判，吸引了1000多人旁聽。談判中，沈括當仁不讓，亮明宋朝的底線——黃嵬山一帶的國土不容侵犯。楊益戒在事實面前仍拒不承認黃嵬山一帶是宋朝領土，甚至威脅說：“數里之地不忍，終絕于好，孰利？”為了區區一個小地方，致使兩國維持了幾十年的和平友好關系破裂，那就得不償失呀。

沈括厲聲回應：“今北朝利尺寸之土，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遺直于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我大宋愛好和平，但也絕不懼怕戰爭。如果你們一定要背信棄義，撕毀條約，那就來吧。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怕你們遼國的百姓也未必就喜歡戰爭。

遼國見沈括氣勢恢宏，理直氣壯，在六輪舌戰不占優勢的情況下，終于收斂了部分無理要求。但是，一直懼怕“北人生事”的宋神宗卻發出指示，按照遼人的意愿劃地為界，讓沈括的外交成果付諸東流。

▲北宋的繁華很脆弱。圖源：《清明上河圖》局部

除了是折沖樽俎的外交談判專家，沈括還是一名兵工專家和軍事天才。

他主管過宋朝的軍器監——一個制造武器的部門。在他主管軍器監期間，宋朝的軍工生產比之前有了極大的改善，不僅兵器數量激增，各種器械質量也得到提升。為了制造“強弩射之不能入”的鐵甲，他還特地深入到生產場地，實地研究熟鐵和鋼，以及冷鍛和熱鍛的區別。他研究了城防、陣法、兵器、戰略戰術，寫下了重要的軍事著作“修城法式條約”等等。

元豐四年（1081），經過變法的北宋決定對西夏發動又一次進攻戰。這一年夏秋，宋軍數十萬分五路出塞，打響靈武之役。

此前一年，遭貶官三年的沈括被緊急調到陜北戰場，出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經略使。陜西沿邊是宋、夏交戰的主戰場，常年駐有20多萬兵力。宋朝將陜西沿邊分為四路，各置經略司進行管理，其中陜北鄜延路的戰略位置最重要。宋神宗對沈括寄予厚望，臨行前跟他說，宋、夏的邊事，如今都在你肩上，一旦有所貽誤，“必正典刑”。

沈括到任后，與經略副使種諤通力合作，著手補充兵力、整訓部隊，協調軍需糧草，安置奔赴前線的中央禁軍。兩人常常到半夜還未睡覺。

戰爭打響后，鄜延軍由種諤統帥，在無定河畔大敗8萬西夏軍隊，殲敵萬余人，成為五路宋軍中戰績最輝煌的一路。沈括統籌規劃，功不可沒。

接下來的半年間，沈括連取夏人六寨，拓地數百里，又招降人口，配置漢蕃弓箭手，且守且耕，維持了宋朝對西夏的戰略優勢。

在這期間，沈括發揮了文人的本色，制作了數十首凱歌，在宋軍得勝時歌唱。據他的《夢溪筆談》記載，“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這些凱歌，迄今保留下來的有五首，其中一首如下：

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劍背打回回。

先教凈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

這氣勢，你們感受一下。

元豐五年（1082）春，因為“本路出兵，守安疆界，應副邊事有勞”，沈括被升為龍圖閣學士。

但沈括性格中的弱點，卻使他在官場沉浮多年，不僅結局悲哀，而且口碑不佳，遺下罵名。

沈括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在當時新、舊兩黨的爭斗中，沈括被歸入新黨，但問題是，新黨到最后也不認他這個人。

在王安石變法初期，王安石舉薦沈括巡察兩浙農田水利。因為前任在兩浙處事不當引起爭議，宋神宗專門問王安石，沈括靠譜嗎？王安石打包票說，沈括本身是兩浙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后來，沈括曾出任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在富國強兵的變法口號下，三司使是推動新政的重要職務之一。可見宋神宗和王安石對沈括的器重程度。

不過，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和復相之后，王安石從此對沈括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宋神宗對沈括的才能仍然十分欣賞，但王安石以及新黨中人對沈括則十分不滿和不屑，王安石甚至多次當著宋神宗的面罵沈括是“壬人”（小人）。

宋神宗提出要沈括主管兵部，王安石當即表示反對，說“沈括壬人，不可親近”。

宋神宗說，沈括這個人真的很有才，可惜啊。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沈）括謀之，括必嘗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為奸矣。”又說：“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陛下安可與此輩謀事，言國家之利？”

王安石的意思，是要宋神宗“釣魚”，故意說要推行一項壞政策，沈括為了討好陛下，一定會不顧政策的好壞，堅決執行。所以陛下千萬不要跟沈括這種人謀國事啊！

宋神宗只好作罷，不讓沈括主管兵部。

▲宋神宗趙頊畫像。圖源：網絡

事實上，沈括引起王安石的強烈不滿和詆毀，是因為沈括剛好在王安石罷相期間，對新法的一些措施提出了異議。

比如新法里有一條“戶馬法”，規定與遼國接壤的地方，老百姓都要養馬，一旦兩國發生戰事，這些馬要被征召為官馬，用于抵御遼國的騎兵。然而，沈括經過考察后，指出這條政策有很大的問題：遼國的戰馬是常年打仗打出來的，而我們的戰馬是老百姓豢養出來的，真遇上戰爭，這些馬能行嗎？

問題在于，王安石在位的時候，沈括沒說，王安石罷相后，他才說這個政策有問題。在王安石看來，沈括這種行徑，不就是一個反復的小人嗎？

跟戶馬法一樣，沈括以科學家嚴謹的眼光，發現了免役法的問題。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不久，沈括給新宰相吳充上書，指出免役法的弊端。免役法同樣是新法的重要內容，規定所有人出錢代替原來的服徭役。但沈括發現其中有個問題，窮戶原來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新法鋪開后，他們也要交錢代替服役。所以沈括上書吳充，希望能修正這個問題，免去窮戶納役錢的負擔。

可以看出，沈括對新法的批評都很有針對性，也很到位。但這在新黨內部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以攀龍附鳳起家的新法主力之一蔡確，給宋神宗上了個折子，說沈括看到王安石罷相，擔心政治風向有變，所以“前后反覆不同”，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力保自己處于不倒之地。

另一名新法核心人物呂惠卿，此時也公報私仇，大肆打擊沈括。連宋神宗都說，呂惠卿“每事必言其（沈括）非”。可見呂惠卿在詆毀沈括上也是不遺余力的，新黨內部的權斗十分酷烈。

在新黨內部的傾軋下，沈括最終從三司使任上，被貶為宣州知州。

我們現在復盤沈括與新黨幾個核心人物的關系，可以明確沈括被排擠至少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新黨人物普遍器量小，難以接受哪怕是內部人對新法政策的任何批評和修正意見。這也是新法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則是沈括自身的原因，他選擇在王安石罷相后對新法發出非議，難免給人落下保全自身、巧為身謀的非議，但其實，這只是一個性格懦弱而有良知的官員在當時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罷了。

王安石對新法相當固執己見，不能容忍不同意見，“吝于改過”，這是人所共知的事，連其最好的朋友曾鞏也這么說。沈括性格則偏于懦弱，不愿卷入對立的局面，所以在王安石當政時避免與之發生正面沖突，事后出于良知，采取委曲求全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應該說，沈括這種人并不是儒家推崇的君子，但也絕不是王安石等人口中的小人。他只是一個內心相對懦弱、不敢跟同僚正面硬剛的好人。這與他面對外交和軍事上敵人那種強硬而不怕死的態度，正好形成了反差。有些人就是不擅長處理同事關系，很可惜，但沒辦法。

與蘇軾的關系，更是成了沈括身后之名的“夢魘”。

本質上，沈括和蘇軾是同一類人，面對新舊兩黨圍繞變法展開的權斗，他們更愿意相信真理和良知，所以不管處于哪一個陣營，都曾對新法提出過批評。

區別在于，蘇軾是一個勇敢的批評者，面對問題，他會隨時站出來，懟回去；而沈括，正如前面所說，他是一個懦弱的批評者，不敢正面硬剛。

可是，處于同一時代的這兩個人，卻因為“告密事件”而使兩人的關系蒙上濃重的陰影。

▲蘇東坡。圖源：紀錄片截圖

根據宋人王銍《元佑補錄》的記載，熙寧七年（1074），沈括奉命察訪兩浙農田水利期間，與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敘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簽帖以進，云詞皆訕懟”。意思是，沈括跟蘇軾要了新近寫的詩，回京后研讀，并一一標注出詩中誹謗新法的地方，然后進呈給皇帝。

王銍說，5年后，元豐二年（1079），李定、舒亶等人以文字獄構陷蘇軾，制造烏臺詩案，“實本于（沈）括”，正是跟沈括學的。

所謂“告密事件”雖然沒有對蘇軾造成不好的影響，但由于記述者將歷史事件進行前后關聯，導致沈括在后世的形象背負了嚴重的道德瑕疵。

然而，針對“告密事件”是否真實存在，史學家向來有不同說法。南宋史學家李燾寫《續資治通鑒長編》，雖然引述了王銍的記載，但專門附注說，此事恐有問題，“當詳考”。

而事件的兩個當事人——沈括和蘇軾，都沒有關于“告密事件”的任何文字留下來。從蘇軾的詩文看，蘇軾與沈括的唯一交往發生在元祐六年（1091），蘇軾從杭州回京路過潤州時，沈括送給他一塊從延州得來的石墨，蘇軾于是寫了《書沈存中石墨》記下來。蘇軾當然是一個大度、不計前嫌的人，但如果多年前確實曾發生過“告密事件”，他真的會連提都不提一下嗎？

另一個反證的例子是，沈括終生與李之儀關系密切。李之儀是蘇軾的鐵粉，與蘇門中人交從熱絡。在蘇軾被貶海南之時，平時門下客唯恐受牽連，紛紛斷絕與蘇軾的關系，唯有“端叔（李之儀）之徒，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可見李之儀為人的正派，以及對蘇軾的情義之深。

這樣一個人，對沈括同樣十分尊重。李之儀一生輾轉為官，始終把蘇軾、沈括等人的畫像帶在身邊。沈括去世時，遠在甘肅做官的李之儀面對沈括畫像，作《沈存中畫像贊》，遙祭亡友。他說沈括是“一世絕擬”，“凜然孤風”，評價那是相當高。假如真的存在“告密事件”，李之儀這個愛恨鮮明的蘇軾鐵粉，還會對沈括有如此深的感情嗎？

我們習慣對歷史上的任何記載，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從未想過這些記載是否真有其事，抑或只是記述者的道聽途說。殊不知，這種廉價的接受，對于歷史當事人的形象具有多大的毀滅性打擊。

沈括“告密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連當代名聲很大的作家都在文章里不加辨析、言辭鑿鑿地說，沈括就是一個告密小人，并妄加推測說，沈括之所以這么做，純粹是妒忌蘇軾的才學。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真的太難了。可惜沈括只能在“疑案從有”的文化氛圍中，“坐實”了他就是一個熱衷告密的卑鄙小人。

沈括性格中的懦弱，最終為他的仕途畫上了句號。

元豐五年（1082），在升任龍圖閣學士僅僅半年多后，鄜延經略使沈括就因永樂城被西夏攻陷而遭到問罪，被撤職查辦，并安置于隨州（今湖北隨縣）。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宣告結束。

靈武之役后，沈括、種諤建議朝廷經營橫山，筑壘蠶食，使西夏不得越沙漠為寇。宋神宗于是派給事中徐禧作為欽差大臣，前往鄜延負責筑城之事。

但是，徐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推翻了沈括等人先筑古烏延城的提議，力言先筑永樂城。沈括起初不贊成，認為永樂距離后方太遠，恐怕孤立無援。徐禧不聽。性格懦弱的沈括遂選擇了妥協，一切由徐禧專決。

結果，永樂建城不久就被西夏攻陷，宋朝守軍二萬五千人，“得免者什無一二”，傷亡慘重。永樂被圍時，沈括正護守米脂，所部僅萬人左右，在進援受阻的情況下，受詔退保綏德。事后，作為一路之帥的沈括以“措置、應敵俱乖方”而問罪，形同流放。

還是那句話，有些人對敵人強悍勇敢，但對熟人（包括同事、親人等）態度軟弱。沈括一生吃虧在這里，仕途如此，家事也是如此。

他的繼室張氏經常惡語辱罵沈括，是個十足的“河東獅”，有時甚至拳腳相加，據說還將沈括與前妻所生的兒子趕出家門。但，沈括只是一味忍讓而已。

他認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繼位，大赦天下。沈括遇赦從隨州改授秀州（今浙江嘉興）團練副使，雖然仍無自由遷居的權利，但他已經感到很高興。因為秀州鄰近他的家鄉杭州，比起之前“三年無半面之舊”，如今“一日見平生之親”，他覺得相當幸運了。

早在熙寧九年（1076），沈括就奉命編繪《天下州縣圖》，但后來由于軍政事務繁忙，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完成這件事。遭到貶謫后，他終于有大把時間，以堅韌的毅力去編繪《天下州縣圖》。一直到元祐三年（1088），前后歷經12年，沈括總算編訂完成《天下州縣圖》，以待罪者的身份獲朝廷特許到汴京（開封）進呈這一圖卷。宋哲宗賜絹百匹，準許沈括在秀州境內自由行動。

《天下州縣圖》是當時最為精確的地圖，大大提高了古代中國繪制地圖的科學性。可惜后來的南宋，戰亂頻發，《天下州縣圖》也毀于戰火之中，成為千古遺憾。

進呈《天下州縣圖》的第二年，元祐四年（1089），沈括獲準自由遷居。接到詔命后，沈括舉家搬遷至早年在潤州（今江蘇鎮江）購置的夢溪園，在此隱居，直至紹圣二年（1095）病逝，享年65歲。

在夢溪園，沈括度過了人生最后的6年時間。用他自己的話說：“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在與筆硯對談、回憶往事的最后歲月，沈括寫下了不朽的傳世著作——《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內頁。圖源：網絡

歷史學者祖慧在論文中如此評價沈括：“沈括是一位具有很強的敬業精神、工作認真務實、能夠體恤民情的良吏，但他卻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具備政治家應有的膽識與果敢堅毅。他學識淵博，機敏過人，但面對權力斗爭與矛盾沖突卻顯得無所適從。他遇事總是退讓、妥協，希望能委曲求全，卻總是陷入更深的困境，遭到王安石及變法派的疏離與攻擊。這就是沈括。”

對于沈括而言，從元豐五年（1082）遭貶謫以來的13年，是他一生最郁悶的時光。但對歷史而言，它讓一個不擅長人際關系的懦弱官員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從而還給了后世一個偉大的科學家和文學家。

個人的不幸，卻是歷史的幸運，這正是時代的吊詭。

同樣吊詭的命運，發生在秦觀身上。

秦觀是北宋版的杜牧。他的整個人生，簡直就是杜牧悲劇命運的翻版：明明是治國英才，卻活成了青樓常客。

最可怕的是，秦觀本人很早就意識到自己與杜牧的相似性。

他早年過著豪放慷慨的生活，自己說“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很早開始習賦作文，但并不熱心科舉，自稱“江海人”，“恥為升斗謀”。

他喜讀兵書，曾撰寫50篇策論，從國家治理到邊疆政策，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主張。在他眼中，“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意氣風發，感覺出門就要走上人生巔峰一樣。但就像很少人知道杜牧的策論讓司馬光十分擊賞一樣，也很少人知道秦觀曾在策論中有過多么激憤的愛國主張。

30歲以前，他一度優游于湖州、杭州、揚州一帶，宴飲酬唱，登臨游覽，過著浩歌劇飲、放浪形骸的浪漫生活。在他早期的詞里，時時流露出豪放的調子：

狂客鑒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州。

——秦觀《望海潮》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罷不妨醉臥，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秦觀《滿庭芳》

這是他一生中最自由瀟灑的時光。或許也是每一個人年少該有的樣子：未曾經受生活的暴擊，所以活出了最好的狀態。

憑借著天生的聰明、才氣與敏銳，他在30歲左右就寫出了奠定個人聲譽的代表作：

山抹微云，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秦觀《滿庭芳》

而這闋作品，正是與一個歌妓悄然產生情愫的產物。荷爾蒙是一切偉大作品的緣起，想必秦觀和他的前輩杜牧都會認同這句話。

由于這闋詞太經典了，當時人都不喊秦觀的名字，而叫他“山抹微云君”。他的詞有很多女性受眾，歷代都不缺女粉絲。陸游的母親就是其中一個。陸游，字務觀。據說，陸游的母親夢到秦觀后，生了陸游，遂取秦觀的字“少游”作兒子的名，而以秦觀的名作兒子的字。

但有個人對秦觀這闋成名作卻有些“微辭”。

宋人筆記有載，秦觀和老師蘇軾久別重逢，蘇軾向秦觀道賀說，你現在填詞更厲害了，京城都在傳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闋詞。秦觀客氣一番，說恩師謬獎。蘇軾卻接著說，但想不到我們分別后，你卻開始學柳永作詞了。

秦觀不承認，趕緊辯解說：“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先生不要空口無憑，毀我清譽呀。蘇軾則當場舉例質問道：“‘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觀慚愧不已。

這件事發生時，“大宋第一流行詞人”柳永已經故去多年，但他在詞壇的影響力絲毫未減。蘇軾標舉豪放詞，故對柳永的風格帶有深深的偏見。秦觀呢，表面上對老師說慚愧，骨子里對于詞的理解，卻近于柳永而遠于蘇軾。這也是他身為“蘇門四學士”之一，而沒有順從蘇軾的路數，反而成長為婉約派一代詞宗的原因。

說起來，秦觀確實很有才華。

他早年寂寂無名，經人推薦認識名滿天下的蘇軾。但他們的相識過程是這樣的：秦觀先模仿蘇軾的筆跡和筆意，在他們約定見面的寺廟的照壁上題詞。蘇軾到了之后，恍惚半天：這地方我來過嗎，還題過詞？我怎么一點印象都沒有了？經人點破，才大驚叫絕，原來是秦觀這小子冒老夫之名呀！

如果有粉絲跟秦觀“面基”，一定對不上號：眼前這個長相粗獷的男人，真是寫得一手唯美婉約詞？確定不是代筆？

一般人想象中的婉約詞作者都是白面書生，但秦觀的樣貌，最大的特征是“多髯”，胡須茂盛。他的師友們一旦聚在一起，就會拿他的長須開玩笑。有一次忍不住了，秦觀“反擊”說：“君子多乎哉？”這是《論語》里的話，秦觀巧妙借用，強調君子不嫌胡須多。沒想到，蘇軾笑著接了一句：“小人樊須也！”這也是《論語》里的話，樊須是孔子的弟子，蘇軾在這里玩了個諧音梗，“樊須”諧音“繁須”，調侃秦觀胡須多是小人。

這樣歡樂的時刻，是蘇軾生命中的常態，但對秦觀來說，卻頗為難得。如他所言，“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

畢竟他的一生，逆境遠多于順境，而他偏偏學不來蘇軾的豁達。

▲秦觀（1049—1100）畫像。圖源：網絡

高郵秦氏是宋代社會中一個典型的耕讀家族。秦觀的祖父雖是進士出身，父輩也入仕，但家族經濟條件并不寬裕，還需要致力于農業生產。

秦觀曾自述，其家有“敝廬數間”，“薄田百畝”，但由于“聚族四十口”，日常開銷所費不貲，“田園之人，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稀飯）”，所以他時常感嘆：“家貧素無書。”

他的妻子徐氏，家境好得多，出身高郵大族，“金錢邸第甲于一鄉”。不過，從秦觀后來的生活困境來看，岳父一家對其扶持應該十分有限。

秦觀十多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那時候，他還年少輕狂，豪放度日，不太懂得父親之死對他意味著什么。等到年歲漸長，家族生活日益陷入拮據，他才深刻感受到，父親之死意味著家族責任已經轉移到他身上了。

按秦觀自己的話說，他不得不“強出應書，僥幸萬一之遇”。他必須走上士人上升的唯一通道——科舉之路了，盡管內心是抗拒的，但家族的責任壓倒了個人的自由。

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只看得到家族，而看不到個人。家國一體，在家族中，尤其是在處于逆境的家族中，做一根頂梁柱是整個社會賦予你的使命。而家族中的個人，往往沒有自主選擇的空間。比如唐代大詩人王維，人稱“詩佛”，但在父親很早過世后，作為家中長子，他必須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大半輩子都“佛”不起來，只能很現實地謀科舉，謹小慎微地做個小官員。很多我們熟知的歷史人物，都曾像我們現實中的每個人一樣負重前行——只是經過時間的淘洗，我們只看到他們成功的一面，而忽視了他們困苦的另一面。

30歲以后，那個豪放的秦觀“死”了。取而代之，他的內心進入了痛苦困厄的狀態。

他經歷過不止一次科舉失意，也經歷過全家族的饑荒。最低谷的時候，他說自己“氣血未衰心已衰”。

元豐八年（1085），37歲的秦觀終于考中進士。但也是在這一年，他將自己的字“太虛”，改為了“少游”。太虛是指宇宙，也指道家的道，如秦觀所說，自己早年“好大見奇”，認為天地間的事都很容易。如今，他讀了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的從弟馬少游絕意事功、淡泊求安的故事，若有所悟。“愿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遂改字為“少游”。

考中進士，向來被認為是光宗耀祖、人生得意的盛事，但奇怪的是，秦觀只是興奮了一下子，然后悵然若失。早年那種豪放奮厲的精神，在這重要的時刻卻蛻變為退避的生活態度。是否在冥冥之中，他已預見了自己將在官場上遭遇的悲劇？不得而知。

但秦觀的確是一個內心極其柔軟和敏感之人。

北宋黨爭的激烈，超乎我們的想象。進入仕途后的秦觀，身處其中，命運浮沉，內心實際是恐懼的。他給友人的詩中，含蓄地說了一句：“蟻斗蛾飛愁殺人。”

他想過逃離，舍棄功名，歸隱鄉邑。但家族的重任，世俗的牽累，終歸讓他無法聽從內心的召喚。在送弟弟秦覯赴任地方為官的詩中，他在說弟弟，實際也是說自己：“道山雖云佳，久寓有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

人生有太多無可奈何。他只能強忍著，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允許自己崩潰：“夜參半不寢，披衣涕縱橫。”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秦觀進入仕途的前八年，正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掌權、新黨遭到清算的元祐時期，被歸為蘇軾門生、舊黨成員的他，仕途理應順風順水才對，哪有這么多的愁苦和眼淚？但實際上，舊黨內部的傾軋，不亞于新、舊黨之間的權斗。而倒霉的秦觀，常常淪為舊黨內部傾軋的靶子。

元祐三年（1088），秦觀被召進京，準備擔任館職。正遇上程頤的洛黨與蘇軾的蜀黨斗爭得厲害，結果秦觀遭殃，未能如愿。直到一年多后，經由范仲淹次子范純仁的推薦，才任秘書省正字，大約相當于校對典籍的清職。僅僅一年后，他又受到洛黨成員的攻擊，朝廷隨之取消對他的任命。仕途反反復復，對于政治與人心，秦觀早已心累不堪。

究其原因，北宋政治斗爭中，生活作風問題是搞倒對手的切入口。秦觀因為早年流連青樓的經歷，被認為行為不檢點，洛黨的人由此突破，攻擊他“素號獧薄”，“刻薄無行，不可污辱文館”……在秦觀受到洛黨彈劾的過程中，每次都牽連進蘇軾兄弟，導致事情越鬧越大。這是洛黨的人希望看到的結果，卻是秦觀最不愿看到的，他被裹挾在其中，痛苦可想而知。

宋代理學對青樓女子的偏見，連帶著對寫婉約詞的文人也產生了極大的偏見。南宋的朱熹就認為，跟著蘇軾的人都是輕薄文人，行為失檢，這其中秦觀又最糟糕，要是這些人聚在朝廷上，天下何能致太平？所以傳統中國政治寧可要偽君子，也不要真性情。

但實際上，被認為行為失檢的秦觀絕非“渣男”。他對女性，甚至淪落青樓的女子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他有個侍妾叫邊朝華。當他后來被貶出京后，生怕連累邊朝華受苦，遂送她回到其父身邊。但邊朝華不離不棄，又跟過來，“玉人前去卻重來”，秦觀只好再次遣她回家，并對她說明“此度分攜更不回”。盡管他自己內心十分不舍，腸斷傷心，但從女性的角度考慮，還是做出了這個決絕的決定。

他的愛情觀，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健康和正確的。他最著名的詞作之一，是借七夕節寫的愛情詞：

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秦觀《鵲橋仙·七夕》

可以說，此詞一出，其余愛情詞盡廢。“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或許正是他在仕途受挫之后遣還邊朝華的原因。

初入仕途，秦觀除了與恩師蘇軾、“蘇門四學士”其他人有過坐而論道的短暫歡樂，這成為他后來追憶往事難得的甜點，絕大多數時間，整個人變得越來越憂郁。

我們還記得，他是扛著家族責任被迫應舉進入官場的。但即便在他做官之后，因為都是清官薄祿，他的家庭經濟還是處于窘迫的狀況，沒有太大的改善。元祐八年（1093）春，他曾寫詩給戶部尚書錢勰，談到自己的生活處境：“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錢尚書因此接濟了他兩石米。

元祐8個年頭，已經熬得這么辛苦，接下來的暴擊，秦觀能頂得住嗎？

▲高郵文游臺寫著”山抹微云“的牌匾。圖源：圖蟲創意

高太后死后，一直受到朝廷官員冷落的宋哲宗也長大成人，親政了。宋哲宗公開表示要繼承其父宋神宗的遺志，于是，一個新的輪回開始了——新黨的人紛紛得志回朝，而舊黨的人一個個被貶出朝。

蘇軾被越貶越遠，直到天涯海角的軌跡，基本上就是蘇軾門人遭受朝廷黜落的共同軌跡。黃庭堅如此，秦觀也如此，而這兩大才子最后都死在了廣西。

起初，秦觀被外放為杭州通判。離開汴京前夕，他已有不祥的預感，寫詞懷念蘇門師友聚會歡談的日子，而現在，大家都要開始凄苦的貶謫之旅，想來“都是淚”：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為系歸舟。碧野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秦觀《江城子》

赴杭州途中，秦觀接到了朝廷追貶的命令，再貶處州（今浙江麗水），任酒稅——大概就是到市場上收取酒稅、魚稅的地方小吏吧。原因是有御史彈劾，秦觀與黃庭堅等人參與編修的《神宗實錄》“污毀先烈”，二人遂遭到更嚴重的貶謫。

在處州兩年，秦觀處處受人監視，心情郁悶。期間，他寫的一闋詞反映了他的心態：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云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鹓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秦觀《千秋歲》

這闋詞悲哀過甚，傳出去后，讀到的人都認為秦觀的精神狀態很差，恐怕不久于人世。秦觀的朋友孔毅甫讀到“鏡里朱顏改”，大驚道：“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后來見了秦觀，回去后跟家人說：“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

但是，朝廷中人對秦觀的打擊并未到此為止。新黨的人看不慣秦觀在處州抄讀佛經度日，繼續彈劾他“讀佛書，敗壞場務”，于是秦觀被遣送到更加偏僻的郴州接受編管。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秦觀《如夢令》

在趕往郴州的途中，當時已是冬天，秦觀住在破敗的驛亭中，夜不能寐。老鼠出沒，寒意襲人，各種嘈雜聲，傳達出詞人極度的精神痛苦。

宋人筆記還記載，某天，秦觀行在郴州道上，突遇大雨，身邊負責搬運行李的老仆人沖著秦觀發牢騷，說學士呀，蘇軾兄弟做到很大的官，如今被貶謫遭罪也夠本了，可你跟著他們起起落落，最高也只做了個清水衙門的閑官，現在又有什么好下場呢！秦觀只得苦笑說：“沒奈何！”老仆人則嗆了他一句：“你也曉得沒奈何！”

沒奈何，聽起來苦澀，但它卻標示著秦觀的道德底線。在劇烈的黨爭中，親人相互舉報，朋友反目成仇，背后捅刀子的事屢見不鮮，人性的弱點徹底暴露。就算一生達觀的蘇軾，在烏臺詩案中也感受到人情冷酷。而秦觀自從認蘇軾為師后，就知道自己的前途將在更大的政治波浪中起落，但他從未背叛恩師——哪怕有人暗示他，檢舉揭發或與蘇軾切割，就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也從未動搖過。

順境見胸襟，困境見擔當。“沒奈何”，是他無法掌控個人命運的感嘆，但也是他誓死堅守人品道德的呼聲。這就是秦觀，越是忍受巨大的精神壓力，就越是讓人敬佩。

紹圣四年（1097），秦觀又被貶至橫州（今廣西橫縣）。在四年內，他被連貶四次，而且幾乎是作為囚徒被押赴橫州的。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

這也是秦觀的名作。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點出，“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為凄厲也”。凄厲，說明秦觀的精神幾乎崩潰。但古往今來，很少人體會到詞人寫作此詞時的心境。清初大學者王士禎說，“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是“千古絕唱”，但他也沒意識到，在這兩句話背后，秦觀的“千古絕望”。

在橫州，秦觀寄居在一戶祝姓人家，終日飲酒買醉，“醉鄉廣大人間小”。

秦觀被貶的最后一站，是雷州（今廣東湛江）。在那里，他為自己寫好了挽詞，死亡對他來說，只是時間問題了。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

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尸。

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

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

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

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

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

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

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

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

歲冕瘴江急，鳥獸鳴聲悲。

空蒙寒雨零，慘淡陰風吹。

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

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

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秦觀《自作挽詞》

凄厲，恐懼，黑暗，這是一首對于生前死后都絕望透頂的挽歌，令人不忍卒讀。用現代醫學分析，此時的秦觀已是一個重度抑郁癥患者。

但是，他的恩師蘇軾卻不能理解秦觀的抑郁。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駕崩，政局起了變化，被貶謫的人陸續被召回。六月，蘇軾從海南過雷州，與秦觀見面。秦觀向蘇軾出示了他自作的挽詞，蘇軾讀后哈哈大笑，認為秦觀學老莊已經爐火純青了，“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不必當真。他把秦觀的痛語當成了游戲文字，并未往心里去。可見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尤其是天性達觀之人與悲觀之人，更是難以看到事情的同一面。

這次重逢，秦觀還作了一闋詞：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后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匆匆，滿金鐘。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后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云重。

——秦觀《江城子》

64歲的蘇軾，52歲的自己，在秦觀眼里只是兩個“衰翁”，沒有歡喜，反而有莫名的悲哀。漂泊多年，一言不發，這是秦觀一生所寫的最后一闋詞。

一個月后，秦觀從雷州北返。又一個月后，在歸途中病逝。

當時，他走到藤州（今廣西藤縣），困了，在光華亭下休息，夢見自己填過的一闋詞。醒來，講給別人聽。講得有些口渴了，說要喝水。人家把水取來，他卻看著那水笑了。

就在笑聲中，一代詞宗溘然長逝。

此時，蘇軾也在歸途中，聽到自己最愛的弟子病逝的噩耗，兩天吃不下飯，“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經過多日的心情平復后，蘇軾為秦觀寫下了最后的文字：“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

秦觀病逝僅一年后，蘇軾也仙逝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高郵文游臺，蘇軾秦觀曾經聚游之處。圖源：攝圖網

情深不壽。這或許是偉大文人的宿命，秦觀亦不例外。

南宋初年，隨著國事變遷，當年的黨爭之人多已作古，秦觀才得以徹底平反。這是他死后整整三十年的事了。

他或許生在一個最好的時代，用他的婉約詞在歷史上取得永恒的一席之地；或許生在一個最壞的時代，遭遇殘酷的黨爭而無法調適，以致過早結束了他的一生。

他的命運隨同蘇軾、黃庭堅等師友而浮沉，卻無法像他們一樣樂天知命，缺乏曠達不羈的胸懷，因而常常流露出一種備受壓抑的悲哀。

得知自己被貶后，他寫出了“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的悲愴之句。而同等遭遇的黃庭堅，卻跟沒事人一樣，倒頭便睡，鼾聲大作。

在嘗遍了現實的殘酷后，他的內心越來越灰暗，以至于寫出來的詞句十分凄厲。而蘇軾以佛道思想看穿憂患，以隨緣自適的人生態度，吟出了“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聲。

北宋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載，秦觀被貶雷州后內心凄愴，作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庭堅被貶宜州（今廣西河池），則內心坦然，作詩曰：“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而蘇軾被貶海南儋州，寫詩說“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有一股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遭遇同樣的挫折，蘇軾以曠達、洞穿生死的心態排解，黃庭堅以隨遇而安的心態調適，只有秦觀，帶有“鐘情”的特質，雖然也抄佛書、學老莊，卻始終未能超脫，背負著沉重的枷鎖，直至人生絕望。

▲黃庭堅畫像。圖源：網絡

我們讀蘇軾，讀黃庭堅，都希望自己是蘇軾，是黃庭堅，能夠活得灑脫。但現實往往是，我們很難是蘇軾，也很難是黃庭堅，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秦觀——懂得了很多豁達的道理，卻依然糾結于人生的苦痛。

超脫，說起來容易而已。因此，我們在膜拜蘇軾和黃庭堅的同時，也應當對秦觀的不幸抱有深深的同情。

或許正是這種敏感脆弱的心理特質，才能使秦觀寫出了獨步千古的婉約詞。

據說，蘇軾經常寫完詞后就拿給“蘇門四學士”的晁補之和張耒看，迫不及待地追問：“何如少游？”跟秦觀比，怎么樣？可見，在蘇軾的心目中，秦觀雖是自己的弟子，但其寫詞的水平已經達到了自己要拼命追趕的程度。晁補之則評價說：“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

歷代對秦觀的詞評價都相當高，認為他寫的詞才叫正宗。將士大夫生命的悲歌傾注詞作中，語句雖婉約，卻少了柳永“語詞塵下”的毛病，同時在蘇軾被詬病的“以詩為詞”之外另辟新徑，使得秦觀一人雄霸元祐、紹圣、崇寧三代詞壇，并成為詞史上上承柳永、下啟周邦彥的關鍵性人物。

晚清人馮煦對秦觀有一個經典評價：“后主（李煜）而后，一人而已。”并說，秦觀和晏幾道是“古之傷心人也”。別人寫詞，是詞才，秦觀寫詞，是“詞心”。

秦觀去世，詞心凋零。500多年后，清初才子王士禎經過高郵，想起了多愁善感的一代詞宗：

“風流不見秦淮海，寂寞人間五百年。”

從曾鞏，到沈括，再到秦觀，同一類人的宿命在歷史的時空中游蕩。到現在，快一千年了。

參考文獻：

[宋]曾鞏：《曾鞏集》，陳杏珍等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

[宋]沈括：《夢溪筆談》，金良年點校，中華書局，2015年

[宋]秦觀：《淮海集箋注》，徐培均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李震編：《曾鞏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9年

李震：《曾鞏年譜》，蘇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

王琦珍：《曾鞏評傳》，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

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曾鞏研究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祖慧：《沈括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繆鉞、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周義敢、周雷：《秦觀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1年

張蔭麟：《沈括編年事輯》，《清華學報》，1936年第2期

楊渭生：《沈括和他的<夢溪筆談>》，《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

徐規、聞人軍：《沈括前半生考略》，《中國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

朱德才：《論婉約派詞人秦觀》，《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

蘇文健：《秦觀詞在兩宋時期的經典化生成》，《北方論叢》，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