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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在中國古代經濟地理格局及國家結構演變過程中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對六朝而言,江南是建康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也是江左政權三百年統治的根基。但六朝江南經濟并非勻速直線發展,劉宋元嘉之治與南齊永明之治,都是在克服前一階段的危機之后才形成的局面。王朝的經濟政策與江南百姓的勞作,共同推動江南經濟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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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經濟政策推動江南經濟恢復發展
永嘉南渡后,建康及三吳地區成為僑姓士族的首選遷徙地。以此為契機,江南得到進一步開發。《宋書·沈曇慶傳》史臣論盛贊“江南之為國盛矣”,認為從司馬睿南渡到東晉孝武帝的“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其間雖經歷孫恩起義,但到劉宋時經濟已恢復,出現元嘉之治。江南“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然而,從劉宋孝武帝末期開始,江南遭遇嚴重災荒。劉宋末年,尚書右丞虞玩之上表陳述財政情況,稱“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指出朝廷財政完全依靠揚州。當時,劉宋青、徐等地被北魏所占,青、冀、徐、兗四州豪強退據淮陰、鐘離等地。蕭道成便是在劉宋財政危機與軍事危機中,在四州豪強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
蕭道成稱帝四年后崩殂,齊武帝即位改元永明,其統治時期常被史家媲美于元嘉之治。《南齊書·武帝紀》稱其政治制度與官員選任有章法,“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政事運行穩定有效,“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財政穩健,“府藏內充,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從劉宋末年的財政拮據到永明年間的財政盈余,不過十數年光景,這是齊高帝、齊武帝兩代推行積極經濟政策的結果。
南齊建元初年,江南諸郡再次遭遇水災。齊高帝采取積極應對措施,除了免除吳郡、吳興、義興三郡當年的田租之外,還除宥三郡以及丹陽郡應收而未收的調。永明二年(484),蕭子良上啟:“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他主張蠲優江南,以保證朝廷有穩定的財政來源。
出身清河崔氏、蕭道成在淮陰的潛邸功臣崔祖思,曾在宋齊易代之際上書陳述財政稅收與社會生產之間的關系,他提出四大主張:一是減少徭役、兵役的征發,以保證農民有生產時間;二是開墾更多良田;三是廢止封禁山澤的政策;四是抑制豪強兼并。齊高帝采納其主張,定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的指導方針,下詔皇室與諸王不得營立屯邸,也不得封略山湖,讓民眾享有更多的生產資料,以維系社會生產。
削減用度是紓緩財政困境的又一有效策略。蕭道成在劉宋末年下令,省罷御府、二尚方飾玩,限定中宮及諸王服用。他還上表請求禁止民風奢侈浮華,列出十七條禁令。即位后,蕭道成下詔省減太官機構用度,停止與之相關的稅收。齊武帝即位后,主政江南的揚州刺史蕭嶷上表請求禁止各級官府損公侵民,要求官府澄清公用公田秩石及迎送舊典的開支,由尚書對供調進行審核,并制定相關規定。齊高帝、武帝兩朝普遍主張控制皇室用度和官府開支。
此外,蕭子良還上奏要求革除租稅征收方式弊端。南齊延續劉宋孝武帝以來的制度,在地方上設置臺傳機構,朝廷派遣臺傳御史催征賦役、轉運稅調,并將租稅投入市場賺取利潤。臺傳催征往往以“益國”為名,急切且嚴苛。蕭子良呼吁齊武帝重視租稅征收過程中的傷民行為,引起了南齊的重視。
建元四年(482),據奉朝請孔覬疏文,江南經濟面臨錢貴物賤的困境。蕭道成為此令諸州郡大規模購買銅炭,廣鑄錢貨。永明年間,齊武帝下詔指出貨幣短缺導致經濟衰退,并推行多項有效措施。一方面,延續此前的鑄幣政策,遣使入蜀鑄錢,增加貨幣存量;另一方面,命京師及州郡購買米谷絲綿,使官府所藏貨幣流入市場,加速貨幣流通。他又下詔揚州與南徐州永明四年的戶租,三分之二納布,三分之一納錢,既承認錢貴物賤的現實,也減輕了江南民戶的經濟損失。
檢籍是南齊擴大稅收來源、擺脫財政困境的又一重要舉措。齊高帝于建元元年造籍,次年開始清查戶籍以篩除偽冒士籍者。檢籍一度激起江南唐寓之之亂,齊武帝于永明八年被迫恢復劉宋籍注。南齊檢籍歷時十年,可見朝廷擴大稅源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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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經濟奠定永明之治的根基
齊高帝、武帝推行的經濟政策,對維系江南社會經濟起到一定作用。《南齊書·良政傳》描繪了當時富庶安逸的生活場景:“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從長時段看,永明之治的出現是東漢以來江南經濟持續發展的結果。
江南經濟以稻作農業為基礎。東漢永和五年(140),會稽郡太守馬臻主持修建長堤,圍筑成湖,鑒湖由此形成。受益于鑒湖水利工程,山會平原北部沼澤地被改造為穩產高產的水稻良田,成為此后八百年間支撐江南經濟發展的重要農業基地。此后,孫吳在丹陽建湖田,建設浦里塘。盡管這一官辦工程未能建成,但民間水利工程多有興建。如張昭修建婁湖,灌溉水田數十頃;東晉、劉宋時期,官辦農田水利工程數量增多;東晉晉陵內史張闿修建曲阿新豐塘,灌溉八百余頃良田;吳興太守殷康在烏程縣修建荻塘,圍湖造田千余頃;吳郡太守虞潭修建了拒咸防潮工程滬瀆壘;劉宋孝武帝時期,在丹陽尹孔靈符的提議下,朝廷將貧民遷徙到寧紹平原東部進行圍湖造田。除官辦水利工程外,江南的很多水利工程由僑、吳士族修建。如孔靈符在永興有水陸之地265頃,涵蓋兩座山;陳郡謝氏則是寧紹平原東部河谷盆地的重要開發者。南齊建立后,官辦水利工程繼續推進。齊高帝時,丹陽尹蕭子良派遣官吏到丹陽、溧陽、永世等屬縣進行實地勘察,上表提出對丹陽境內的水利工程進行全面修治,可惠及八千多頃荒田與熟田。江南經濟隨著水利設施的建設與成片良田的開墾得以持續發展。
建康、京口、山陰、吳、吳興等城市的繁榮,是江南經濟持續發展的產物。建康城中除了官市征稅的大市、北市、東市、宮市之外,還有與官廨、住宅區雜處的非官方市場,城內后巷也開設店鋪。建康城郊及秦淮河東北岸一線還有十多處草市。草市多在津渡路口等交通樞紐,是商業發展中自發興起的貿易場所。江南本地商品有三個來源:一是實行部分租調力役納錢制度而投放到市場上的農產品;二是官府對手工業控制相對放松后投入市場的手工業品;三是從外地流入的物資。
江南通過水道與南方各地有較為密切的經濟聯系,尤其借助長江水系的航道與江、荊、湘、益諸州進行大宗貿易往來。享有免稅特權的貴族官僚是長途水運貿易的主要經營者。地方官卸任后從當地攫取的物資被稱為“還資”,“還資”隨其返回建康并被投入市場。江南市場上有相當部分的商品即為貴族官僚的“還資”。江南與海外貿易漸趨密切,與林邑、扶南等南海十國以及百濟等朝鮮半島諸國往來頻繁。建康江岸停泊的貢使、商旅船舶數以萬計。
《宋書·沈曇慶傳》史臣論曾探討為何具有同樣的社會經濟基礎,宋文帝開創了元嘉之治,而孝武帝等劉宋晚期皇帝則導致江南經濟衰退。史臣認為是政策差異所致。遵循這一理解,永明之治的出現,固然得益于齊高帝、武帝兩代的治國政策,但根本原因是東漢、孫吳以來,尤其是東晉以來江南經濟在農業、手工業、商業、海外貿易等領域取得長足進步的結果。
原題:江南經濟與永明之治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武雪彬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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