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呼吸健康與氣道疾病國際論壇｜以EOS為靶，重塑重度哮喘精準治療路徑

專家齊聚，共議重度哮喘精準管理前沿進展。

2026年4月 10 日至 11日 ，由《醫師報》社與阿斯利康（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2026呼吸健康與氣道疾病國際論壇”在上海盛大召開。本屆論壇以“規范全程，智繪未來”為主題，匯聚國內外頂尖學者，共議慢性氣道疾病診療前沿，旨在推動呼吸學科高質量發展及氣道疾病的規范化、精準化管理。

本屆論壇特設的哮喘分會場上，重度哮喘相關議題引發了與會專家的熱烈關注。會議由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劉輝國教授 與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賴克方教授 擔任 大會主席 。劉輝國教授首先對各位專家的到來表示歡迎；賴克方教授隨后介紹了本場 會議 的核心方向，聚焦于成人重度哮喘的精準識別、炎癥機制解析與生物制劑應用等關鍵議題。在兒科分會場 上， 深圳市 兒童醫院申昆玲教授 擔任 主席 ， 牽頭探討了兒童重度哮喘的診斷難點與規范治療策略。

會議內容兼顧成人與兒童重度哮喘的診療需求，覆蓋從精準評估到個體化干預的全鏈條管理， 以期 為臨床 實踐 提供指引，推動我國重度哮喘診療邁向規范化、精準化與個體化的新階段。 本篇特作梳理，以饗讀者。

精準識別與干預：

把握“未控制”狀態與重度哮喘生物制劑啟用時機

精準識別并把握最佳干預時機，是提升長期預后 的第一步。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陳如沖教授 圍繞 重度哮喘的 精準識別和生物靶向治療展開分享 。

陳教授指出，依據《中國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版）》 [1] ， 確診重度哮喘的前提是排除依從性、吸入技術、共病與環境因素 等影響 ， 且 患者已接受 連續 3個月 及以上 的中-高劑量吸入糖皮質激素（ICS）聯合長效β 2 受體激動劑（LABA）的規范治療 ； 在此基礎上，若患者仍符合“未控制”標準 中任一情況 ——如癥狀控制不佳、頻繁 或重度 急性發作、持續性氣流受限或依賴高劑量ICS/口服 糖皮質激素 維持，則應考慮重度哮喘診斷。指南同時提出，中劑量ICS-福莫特羅治療未控制即可 考慮重度哮喘并 參考表型啟用生物制劑，且啟用前檢測血EOS對精準分型至關重要 [1] 。

陳教授進一步 強調，當前哮喘 “ 緩解 ” 標準存在局限，無法區分癥狀來源是可逆的炎癥活動，還是結構重塑 ， 可能導致錯失可逆轉治療 時機 ，因此“高危哮喘” 的概念由此提出。 高危哮喘階段疾病活動度高、免疫與結構重塑尚處可逆期，是疾病修飾治療的黃金窗口期。 早期識別 重度哮喘 中的“高危哮喘”患者， 在 關鍵窗口期 盡早啟動 生物 靶向治療， 有助于 阻斷病程進展、避免不可逆氣道損傷， 從而真正實現對重度哮喘的早期干預與疾病進程的主動調控 [2] 。

圖1：陳如沖教授作專題分享

隨后，在陳如沖教授的主持下，劉輝國 教授、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周 瓊 教授、 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范曉云教授 圍繞“如何評估哮喘‘未控制’及確診重度哮喘”以及“何時啟用生物制劑”展開討論。

圖2：專家討論環節

• 劉輝國教授指出，診斷重度哮喘需滿足三個核心條件：首先，患者必須接受至少3個月的規范化治療；其次，需排除誤診、依從性差及合并癥等混雜因素；最后，需綜合評估“未控制”狀態，不僅包括癥狀持續、頻繁使用急救藥物，還應涵蓋肺功能未改善、年急性發作≥2 ～ 3次或需長期口服 糖皮質 激素等情況 [1] 。 劉教授 強調，生物制劑的啟用前提是明確重度哮喘診斷，并基于2型炎癥表型 [ 尤其是外周血 嗜酸性粒細胞（EOS） 水平 ] 進行精準選擇 [1] 。

• 周瓊教授認為，對于癥狀控制良好但生物標志物（如血 EOS ）持續升高的患者，需結合肺功能進行綜合判斷 [3] 。 對于 重度哮喘患者 ， 若肺功能（如FEV 1 ）低于正常預計值下限，即使癥狀輕微，也提示存在氣道重塑風險，可考慮啟動生物制劑 [3] 。 周教授 補充，共病的存在及影像學顯示的 黏液 栓形成，也是支持 重度哮喘 早期啟用生物制劑的重要臨床指征，因其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氣道炎癥負荷 [4,5] 。

• 范曉云教授強調，在評估“未控制”狀態時，必須首先確認患者吸入裝置使用正確且依從性良好，并排查共病影響 [6] 。 范教授 指出，生物制劑是 重度哮喘在 傳統治療失敗后的重要選擇，其啟用不應僅依賴單一時間點的血 EOS 水平。對于長期使用ICS可能導致該指標被抑制的患者，應結合病史（如既往 EOS 升高）、血清IgE及其他2型炎癥證據進行綜合判斷，以確保將合適的藥物用于最可能獲益的患者 [1] 。

在三位專家發言后，陳如沖教授進行了總結。他再次強調，當前指南中的“緩解”標準 仍 存在局限，可能導致錯失最佳干預期。他呼吁，臨床醫生應抓住“高危哮喘”這一黃金窗口期， 在重度哮喘經傳統 規范治療失敗后，盡早基于生物標志物啟動生物靶向治療，以主動調控疾病進程，避免不可逆的氣道損傷 [2] 。

嗜酸性粒細胞在哮喘炎癥中的作用：

多重角色與臨床意義

在明確了“誰是重度哮喘患者”之后，深入理解其背后的炎癥驅動機制，是實現精準 治療 的關鍵。EOS作為哮喘氣道炎癥的 關鍵炎癥細胞 ，其生物學作用與臨床價值備受關注 ， 中日友好 醫院 蘇楠 教授 就此展開系統闡述 。

蘇楠教授指出，EOS兼具生理與病理雙重作用，生理狀態下參與抵御蠕蟲感染，病理狀態下則介導哮喘、慢性鼻竇炎伴鼻息肉等多種2型炎癥疾病 的 發生 與發展 [7-9] 。作為關鍵炎癥調控細胞，EOS可通過釋放炎癥介質激活多種免疫細胞，參與炎癥級聯反應，并與氣道上皮、2型固有性淋巴細胞 （ ILC2 ） 等形成交互調控，放大炎癥環路 [10,11] 。病理狀態下，組織EOS異常浸潤且凋亡受阻，持續釋放毒性蛋白，直接造成氣道上皮損傷、黏液高分泌、氣道高反應性及氣道重塑，其分泌的 白介素（ IL ） -24還可通過正反饋通路進一步驅動氣道重塑進程 [ 12, 13] 。

圖3：蘇楠教授作專題分享

同時，組織EOS是反映哮喘氣道炎癥的核心生物標志物，痰EOS與組織EOS 水平 高度一致； 同時 ，血EOS是 可靠的 替代指標，可 用于 評估2型炎癥水平 [4,14] 。GINA 2025推薦血EOS用于評估急性發作和持續性氣流受限風險，其水平越高，患者急性發作風險越高、肺功能越差，對哮喘分型、預后判斷及靶向治療指導具有 重要 價值 [4] 。

隨后， 蘇教授與 福州大學附屬省立醫院謝寶松教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 顏伏歸教授、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劉紅 教授 就EOS 在哮喘中 的 多重 角色及其在表型判斷中的應用進行探討。

圖4：專家討論環節

• 謝寶松教授 首先 指出，EOS是2型炎癥中的關鍵效應細胞，浸潤氣道后通過釋放毒性蛋白及生長因子，直接導致氣道損傷和重塑 [ 8, 9] 。同時，外周血EOS是臨床上可及性高、應用廣泛的生物標志物，不僅用于區分 EOS 性與非 EOS 性哮喘，還能指導治療決策、評估急性發作風險及監測治療反應 [4] 。他強調，動態監測外周血EOS水平對臨床管理至關重要。

• 顏伏歸教授強調，EOS不僅是驅動哮喘發病的關鍵炎癥細胞，還具有調控和抗原提呈等多重功能 [10,11] 。他提醒，判斷EOS介導的炎癥不應僅依賴單次血常規結果，而需動態回顧患者3 ~ 12個月的EOS變化趨勢， 同時，對于明顯 升高的EOS 應 進行鑒別診斷 [4] 。對于外周血EOS 水平 不高但臨床高度懷疑的患者， 則 應結合共病、過敏狀態及誘導痰EOS進行綜合判斷。

• 劉紅教授隨后 進行 闡述 ， 她將EOS描述為“雙刃劍”，既在寄生蟲免疫防御中起作用，也是重 度 哮喘的 關鍵 致病因素，可導致基底膜增厚、 黏液 栓形成及氣道重塑 [7,12] 。她指出，對于晚期重度哮喘患者，即使過敏表現不明顯，也應通過誘導痰或支氣管肺泡灌洗液 （ BALF ） 等 評估氣道EOS負荷 [1,15] 。在治療方面，她分享了不同生物制劑的臨床 應用 經驗，并提示未來需 探索 更精準的 重度哮喘 個體化分層治療策略。

基于 三位專家 的精彩 發言，蘇楠教授進行了總結與補充。她認同專家們的觀點，并進一步闡釋：EOS在血液中的存留時間短于在組織中的存留時間，因此在治療過程中，可能出現外周血EOS已達標但痰EOS仍高的情況，此時疾病可能仍未得到充分控制 [16] ， 臨床仍需警惕 。 同時， 她強調臨床決策應基于對患者個體情況的全面評估 [4] 。

生物制劑重塑重度哮喘治療目標：

邁向“臨床治愈”的新路徑

基于對疾病機制的深刻認知，突破傳統治療局限、實現重度哮喘精準管理 成為 臨床 診療面臨 的重要命題。面對我國重度哮喘負擔重、評估不足、治療依賴全身 性糖皮質 激素等現實困境，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周敏教授 全面梳理了生物制劑 在重度哮喘 治療 中 帶來的變革。

周教授指出，隨著對哮喘病理生理認知的深化，氣道炎癥尤其是 EOS 炎癥的核心作用得以明確 [17] 。 生物制劑 的出現也正在 推動 重度 哮喘管理從被動對癥處理轉向主動預測與預防，從“一刀切”的傳統模式升級為精準個體化治療 [18] 。同時，生物制劑引領 重度哮喘 治療目標實現跨越式升級，推動 重度哮喘 管理從癥狀控制邁向 “ 臨床治愈 ” 新高度 [19] ，循證證據 進一步 顯示其可使近40%的重度哮喘患者達到無 急性 發作、無 全身性糖皮質 激素使用、癥狀與肺功能持續穩定的 “ 臨床治愈 ” 狀態 [20] 。

圖5：周敏 教授作專題分享

在臨床結局方面，生物制劑相較傳統治療 可 降低 重度哮喘 急性發作風險、改善肺功能、減停口服 糖皮質 激素，且安全性良好，為患者帶來長期、多維的治療獲益 [4] 。

結合臨床實踐， 周敏教授、 無錫市人民醫院 卞濤教授、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郭禹標教授 與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袁雅冬 教授深入探討了生物制劑 為重度哮喘治療 帶來的變革。

圖6：專家討論環節

• 卞濤教授從基礎研究與臨床轉化的角度切入，指出當前針對IL-4、IL-5、IgE等通路的生物制劑，正是早年Th1/Th2失衡理論研究的成功轉化，這帶來了 重度哮喘治療 理念上的根本性變革 [21] 。 她 強調，生物制劑的應用真正實現了 重度 哮喘的個體化精準治療，并推動了治療目標向“臨床 治愈 ”邁進 [4] 。

• 郭禹標教授 則 將生物制劑的出現譽為 重度 哮喘精準治療的“登月計劃”，并從四方面闡述其帶來的變革：一是治療目標從“控制”邁向“臨床治愈”，探索 了 生物標志物緩解乃至氣道高反應性逆轉；二是構建 了 “精準分型—滴定用藥—動態隨訪—方案調整”的全程閉環管理；三是推動臨床模式創新， 可 基于信號通路選擇或切換藥物；四是反哺研發，臨床 實踐中所遇到的 問題加速了新藥開發 [4] 。

• 袁雅冬教授隨后回顧了 哮喘治療 的變遷，指出正是藥物的可及性推動了哮喘治療目標從“緩解”“預防”“控制”最終走向“臨床治愈” [4] 。她特別強調，生物制劑在改善肺功能和幫助 重度哮喘 患者成功減停口服 糖皮質 激素方面具有革命性意義 [4] 。 同時 ，她 基于自身臨床 經驗 分享道 ：若 重度哮喘 患者既往血 EOS 升高，即便當前被藥物抑制至正常 水平 ，仍傾向于認為其 屬于 2型炎癥， 這一特征可作為開展精準靶向治療的參考 。

隨后 ，周敏教授呼應了各位專家的觀點，并 指出 臨床醫生應主動 融入精準治療 時代。 具體而言 ，在臨床實踐中，應充分利用外周血 EOS 這一簡便易得的生物標志物，并結合呼出氣一氧化氮（FeNO）、血清IgE、過敏原狀態、鼻炎、 特應性 皮炎等共病史，對患者進行全面評估，從而讓更多合適的 重度哮喘 患者從生物制劑治療中獲益 [4] 。

兒童重度哮喘的診療：

診斷特征與重度哮喘生物制劑規范使用

當診療視角延伸至兒童群體，重度哮喘的識別與 管理 面臨 著診斷難、分型難、治療難的多重挑戰 。 在此背景下， 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醫院劉 長山 教授圍繞兒童重度哮喘規范化管理與 兒童重度哮喘 生物制劑規范應用兩大 關鍵 內容，結合指南與循證證據展開系統闡述。

劉教授 指出，我國6 ~ 11歲兒童哮喘患病率達 2.5%～3.3% ，其中約6.9%為重度表型，預估患兒總數已達 17萬～23萬 [ 22,23 ] 。相比非重度哮喘，重度 哮喘 患兒急性發作風險更高（年均0.31次/人）、生活質量更差 ，且超過50%的兒童哮喘會延續至成年 [ 24-26 ] 。 然而 ， 在 臨床實踐中，兒童重度哮喘診斷仍存在多重困境： 部分 患兒治療依從性不佳 ， 且 癥狀與其他呼吸系統疾病高度重疊，加之醫生認知不足、肺功能等檢查普及率有限，導致誤診漏診率高 [27] 。

圖7：劉長山教授作專題分享

劉教授強調 ，必須首先排除非哮喘性疾病，并確認患兒已在專科指導下 經 規范 治療 仍控制不佳，方可診斷為重度哮喘 [27] 。 對于 “未控制”狀態的判定，可參照2014年歐洲呼吸學會（ERS）與美國胸科學會（ATS）聯合發布的國際指南 ， 該指南明確了 兒童重度哮喘的定義 并提供了 評估框架 [28] 。

圖8：國際指南中≥6歲兒童“未控制性哮喘”的界定標準 [22]

在精準分型方面，劉教授指出，當前國內外指南尚未明確兒童重度哮喘的分型標準。基于現有臨床研究證據，血EOS計數≥150 cells/μL可作為評估5~11歲兒童2型炎癥的有效指標，并與未來急性發作風險密切相關 [29] 。相較于操作復雜的痰EOS檢測，血EOS檢測具有便捷、快速、成本低的優勢，適用于各級醫療機構，可作為重度哮喘患兒分型的重要評估手段 [27] 。

明確炎癥表型不僅有助于疾病分層，更是制定個體化治療策略的關鍵前提。劉教授 指出 ， 傳統治療手段存在一定局限，如口服糖皮質激素使用可能帶來全身不良反應，影響兒童生長發育與長期健康 [27] 。隨著重度 哮喘治療不斷更迭，生物制劑的應用正推動兒科科室對標成人科室，向 “ 臨床治愈 ” 新目標進階。多項循證證據證實 ， 生物制劑可減少 重度哮喘 患兒 急性發作、改善癥狀控制、降低口服糖皮質激素用量，且安全性良好， 同時 還展現出逆轉氣道重塑、延緩疾病進展的潛力 [30-33] 。

圖9：國內已獲批用于哮喘治療的生物制劑 [30-33]

對于生物制劑選擇及啟用時機，劉教授結合指南推薦指出， 一旦確診為重度哮喘，應盡早考慮在規范治療基礎上聯合使用生物制劑，并通過定期隨訪與評估，動態調整治療方案。具體而言，若患兒在中劑量ICS-福莫特羅規范治療后仍未能實現良好控制，可考慮診斷為重度哮喘，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其炎癥表型（如 EOS 性或過敏性）附加相應的生物制劑治療 [4,27] 。

劉教授 最后 強調，生物制劑的臨床應用必須嚴格遵循各藥物在中國獲批的兒童適應癥范圍。同時，治療前需完成安全性評估，包括蠕蟲感染篩查、疫苗接種狀態確認，并在注射后按要求進行留觀，以確保治療的安全實施 [34-36] 。

專家討論環節由 深圳市兒童醫院申昆玲 教授 主持， 山東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韓玉玲 教授 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盧燕鳴 教授 圍繞兒童重度哮喘的診斷難點與臨床分型展開了深入探討。

圖10：專家討論環節

韓教授首先厘清 了 “未控制”“難治性”與“重度”哮喘的層級關系，強調真正 的 重度哮喘是在排除依從性差、共病等因素后仍無法控制的病例，并指出兒童診斷受限于年齡、檢查手段不足及高度異質性 [27] 。盧教授補充 道 ，臨床中真正重度哮喘罕見，多數為合并肥胖、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 （ OSAHS ） 等共病的難治性哮喘 [37] 。 對于分型， 兩位專家一致認為，應綜合 生物標志物 、過敏史及臨床特征動態評估。申昆玲教授總結指出，對已在接受治療的患兒，應依據治療中 EOS 水平判斷2型炎癥表型，既往EOS升高史亦具參考價值 [27] 。

隨后， 上海市兒童醫院 董曉 艷 教授 與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丁圣剛教授 就兒童重度哮喘生物制劑的臨床應用策略分享了寶貴經驗。

圖11：專家討論環節

董教授強調，生物制劑應嚴格用于階梯治療4 ~ 5級仍失敗的重度 哮喘 患兒，并可考慮用于高IgE且脫敏困難或 合并 變應性支氣管肺曲 霉 病 （ ABPA ） 的重度哮喘 患者 [27] 。她結合 生物制劑 的用藥體會， 進一步 指出藥物選擇需兼顧療效、操作便捷性及經濟負擔 [38] 。丁教授則 結合 GINA指南 分享道 ， 對于重度哮喘應 根據 生物標志物 水平及共病匹配相應 的生物制劑 。 對于療效評估， 專家 們 均建議在 使用 4 ~ 6個月時 進行 ，無效者可考慮轉換藥物 [4] 。申昆玲教授最后總結 強調 ，隨著多種生物制劑的涌現，兒科醫生需深入理解其作用機制，嚴格遵循指南指征，并預告將牽頭制定相關專家共識以指導臨床實踐。

小結：

在濃厚的學術交流氛圍中，本次論壇圓滿落幕。 與會專家 系統 闡述 了重度哮喘診療的發展路徑：以精準識別為前提，以深入理解 EOS 等核心炎癥機制為基礎，以個體化生物靶向干預為重要手段。從成人到兒童，診療目標正從癥狀控制逐步邁向“臨床治愈”。未來，隨著 生物制劑 的應用與循證證據的積累，重度哮喘的規范化、全程化管理將進一步完善，為更多患者帶來切實獲益。

小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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