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如何讓晚清王朝恐懼？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張偉

中國官方在世博會的首張照片，攝于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會。

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風雨飄搖。這當口，出版商人張元濟從國外寄回了幾封信，發表在報紙上。

這些信談論的是許多人已經熟知的話題。它們的作者，一名曾參與百日維新的前翰林，剛拜訪了正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世博會。

張元濟原本是去考察西學的。他和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知識分子一樣，相信去西方的旅行可以得到救國的啟示。但7次踏進世博會會場后，他首先感到了羞愧。

他的國家人口世界第一，卻只在偏頗之處有個小小展館，和越南、老撾比鄰，氣象不但無法與法、德等大國相比，甚至還比不上袖珍小國摩洛哥。

他那地大物博的祖國，展館里商品匱乏，數來數去，仍舊只有漆器、刺繡等等老花樣，尚不如蘇杭一家雜貨店里種類繁多。而相比之下，鄰國日本的展品則“琳瑯滿目，令人眼花繚亂”。

最讓張元濟感到羞愧的，也許是外國游客的反應：展場冷冷清清，西方人絕少光顧、駐足，即便偶然經過，也是“指指點點、搖頭蹙額、不屑一顧，旋即轉身離去”。

寄自海外的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許多國人。

這種刺痛已經不再陌生，自1840年以后的半個多世紀里，炮艦、條約，早已把這個國家的美夢砸碎了。為改變國勢，上至官員、下至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已經進行了幾乎所有可能的嘗試，興洋務、搞變法，就在前幾年，朝廷還下令施行了憲政。

但這一切，都不如一場世博會讓人看得更清楚：這個天朝上國，在世界上已經如此羸弱。這已經不是世博會第一次給他們帶來震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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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史料表明，1851年英國興辦世博會，是為了開拓市場、展示國威。忙于修建水晶宮的英國人未必料到，他們給遠在東方的中國，帶來一個打量世界的契機。

10年前，正是英國打開這個國家封閉的大門，讓士大夫們對未知的西方世界充滿好奇。先前，他們只能通過零星的見聞來進行想象，號稱“攬盡萬國奇珍”的世博會，則一下子將這個世界最先進之處收集在一起。

已很難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進入世博會是何心情。在位于美國費城的會場里，這個中國海關文員面對叫不上名字的機械和發明，在書里記下絮絮叨叨的驚訝和感慨。

此時，電話機已經被擺在了世博會的會場供人觀瞻。而地球另一面，當李圭準備乘船出行時，他甚至還不相信地球是圓的。直到他自上海起航一直往東，最后又回到上海，才“無或疑矣”。

作為第一個代表官方參加世博會的中國人，李圭在他的《環游地球新錄》里，詳細描繪了巨大的蒸汽機和精密的打字機，并忍不住在描繪的末尾加上“是可異也”的感嘆。他四處考察美國人的機械、水利，有不懂之處便“就詢洋人”。此外，他還在書里對西方“政治之善”進行探討，介紹當地婦女地位的平等，并對國內鄙夷現代機器的心態進行反駁，強調“凡機器之可以利民者”，不應廢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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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博會上，李圭還看到了中國幼童在美國學習的英文作業。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務局”選派，并資助前往美國留學。費城世博會期間，117名中國幼童在中國官員和美國教師的陪同下，來到會場參觀，并成為當時費城的重頭新聞。報紙每天跟蹤采訪，連孩子們每天吃飯的餐館，也特地掛起中國龍旗炫耀。

李圭在會場上見到了這些孩童，他們有的已在美國學習了5年，精通英文，談吐和禮儀完全西化，但腦后依然垂著長辮子，而且特地在一身西式裝扮外面，套上一件代表中國傳統的短褂。

在短短的交流中，李圭問了幼童們幾個問題。對于世博會的益處，有的幼童稱“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聯各國交誼，益處甚大”。這些回答“簡捷有理”，讓李圭印象深刻，在書里盛贊西方教育的優越。

事實上，參觀世博會的這些幼童，早已在美國經歷了最早的啟蒙。幼童李恩富在初到美國的日記里，記載了自己見到電梯、火車等事物的驚訝。研究中國幼童留洋史的錢鋼曾在書里寫道，他們是“在那樣一個充滿變化的時刻，來到了引領這場變化的中心”。此后的歲月里，這些幼童中，許多將進入美國的大學，學習包括政治文化以及鐵路、電報等技術在內的一整套西方知識。

不過，讓李圭欣喜的事物，在國內則引起許多驚恐。守舊者攻擊稱，幼童們傳統文化基礎薄弱，恐怕西學未精，而傳統已先丟掉，即使學成回國，也“無益于國家社稷”，力主盡早將他們撤回。而奉命在美國監督幼童的官員，甚至因為幼童跟自己對話時目光直視，而感到不滿。在種種非議聲中，1881年，清政府裁撤了“留洋事務局”，將幼童全部撤回國內。這次培養人才的努力草草夭折。

留洋美國、參觀世博會的經歷，到底給這些中國少年留下什么，已經無從考證。回國后，他們有的成了清華學院最早的校長，有的主持修建了中國第一條自主鐵路，也有的成了中華民國的總理，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留下印記。

而伴隨著李圭《環游地球新錄》傳回國內的世博會景況，則循另一條路徑影響著這段進程。他的書在知識分子中引發了一股世博會熱潮。據維新變法的領導者康有為后來回憶稱，他曾深受這本書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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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圭之前后，關于世博會的見聞錄，不斷傳回國內。隨著眼界開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出游西方，包括王韜、郭嵩燾、黎庶昌、張蔭桓等知識分子和官員關于世博會的日記和雜錄，不斷在國內引發新的話題。

盡管每次都收到邀請，中國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團參加在維也納舉辦的世博會。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奉命組織此次參展。他積極征集民間商人參加展覽，并利用自己的關系，與西方國家進行溝通。

這一次在霍亂陰影下舉辦的世博會，給中國人帶來了甜蜜的回憶。中國的展品，盡管仍集中于茶葉、絲綢等特色展品，但參觀者對此交口稱贊。中國人在維也納拜會社會各界，所到之處，引起巨大關注。最后，奧地利皇帝因為中國代表團的貢獻，特地為每一個參展者頒發了勛章。

中國第一次像一個大國一樣受到尊重，這也許激發了清廷此后對世博會的興趣。而作為此次世博會參展的功臣，赫德也從此牢牢把握著世博會代表團的組織者身份。

赫德算得上一個合格的組織者。時人回憶，他精心策劃每一次參展，甚至連代表團要帶的廚師、油漆工、泥瓦工和木工，也親自挑選。他這樣解釋：“他們都是些苦力。他們往返的路費要花一大筆錢，但我希望他們帶回好的報道，他們向在中國的朋友和熟人對外國特別是對英國的描繪，將來都會產生一種有益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他的組織下，從1867年至1905年，中國先后參加了29屆世界博覽會，這些參展經歷，拓展了中國人的視野。赫德曾在一份通告中表示：博覽會一個緊接著一個，“引起了中國對其他國家現狀的好奇。由于中國赴會展品很受青睞，中國人不愿參加世博會的觀念逐步改變了”。

世博會對外貿的刺激，確實讓當時的實業界印象深刻。以張騫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家，甚至開始在報上公開呼吁舉辦中國自己的博覽會。中國的小說家也開始在小說中想象中國舉辦世博會的輝煌場景。不過，世博會為中國帶來的，絕不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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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參加世博會的中國人就已經發現，在電燈、電話、先進機器等展品中，清帝國的展館所能提供給世界的，永遠都是綢緞、茶葉、瓷器乃至純銀打制的27套件挖耳勺等等帶有“濃郁的中華民族文化”。在《環游地球新錄》里，李圭曾不無苦惱地描述，本國展館“占地很小，甚至不及日本”。

在幾屆世博會期間，因為中國的展品中包括繡花鞋、刑具等物品，曾引起華僑和留學生的激烈憤慨，認為這樣的展示扭曲了中國形象。

對中國人最大的刺激，也許發生在1904年的美國圣路易斯博覽會上。不但美國工黨援引禁止華工條例，百般阻撓中國建造展館，在隨后的展覽中，中國展館展出了一組人物雕像，引起巨大爭議。

這組雕像，有苦工、乞丐、娼妓、囚犯、衙役、和尚、鴉片鬼、小腳女人等，被認為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種種丑惡。消息傳回國內，引起軒然大波。自尊而敏感的中國人感到屈辱，報紙上整日都在爭論“中國應向世界展示什么”這樣的問題。但是，令國人尷尬的是，除了這些代表傳統文化的展品，他們甚至很難拿出什么趕得上世界潮流的東西。

一方面是不斷傳來的西方文明資訊，另一方面則是本國落后的工業現狀，這都深深刺激了有抱負的官員和知識分子。許多人開始主動前往參加國外世博會以開闊眼界，并著書立說，介紹新知。其中一些人，如傅蘭雅等，此后在政府部門、重要工業局等擔任官職。

從世博會開始的啟蒙種子，逐漸成長為工業救國的實踐。鄭觀應在當時風行的《盛世危言》中表示，舉辦世博會不但可以“興商”，更能夠“立國”。而此時，工業在許多人眼中，已經成為“救國”的方式，他們希望通過發展經濟、科技，進而帶動教育和政治的進步。

此時，知識分子們希望的，已經不只是先進的技術。有人注意到，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覽會上曾出現過孫中山的身影。這個贊嘆“此為全球開辟以來的一大會”的人，正探求一種完全不同的救國道路。

戊戌變法已經失敗了近10年，內外交困之下的清朝政府開始醞釀最后一次變革。這些變化反映在它對世博會的態度上。

在圣路易斯博覽會上，清政府頒布了《出賽會通行簡章》，開始對中國商人參加世博會進行規范。第二年，受命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被意大利的米蘭世博會深深震撼，回國后立即上奏折建議學習。

這個帝國在它生命的最后階段，終于放棄了對于世博會、對于西方文明的驚懼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