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橫孩子”，日本社會之殤

本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王 軍 本報特約記者 孫 默

編者的話：4月10日，以東京新宿歌舞伎町“東橫孩子”現象為題材的電影《炎上》在日本上映，引發廣泛關注。所謂“東橫孩子”，是指聚集在東京新宿區東寶大廈周圍的未成年人，他們多數因家庭問題離家出走，靠性工作和露宿街頭維生，深陷藥物濫用、犯罪等困境。然而，這一問題并非東京獨有——大阪、名古屋、福岡等地均出現了類似的未成年人聚集現象，折射出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深層矛盾。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多項措施，但由于結構性問題未能得到解決，這些治標之策效果非常有限。

藥物濫用、被誘騙賣淫、卷入犯罪
夜幕降臨后，東京新宿區歌舞伎町的霓虹燈亮起，東寶大廈旁的廣場和路邊，常能看到未成年人的身影。他們或席地而坐，或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有人低頭刷手機，有人抽煙、喝酒、大聲喧嘩，也有人只是長時間發呆。對于這些未成年人，日本給了他們一個高度標簽化的稱呼——“東橫孩子”。這里的“東”指的是東寶大廈，“橫”在日語中是“旁邊”的意思，“東橫”是對東寶大廈旁廣場及周邊區域的通俗叫法。

東寶大廈于2015年建成，2018年前后，附近出現了很多熱衷自拍的學生。從2020年開始，聚集在這一區域的青少年不斷增多，甚至包括一些小學生。他們中既有東京本地人，也有從關西或其他地方來到這里的。圍繞“東橫孩子”的新聞，總是和飲酒、藥物濫用、性侵等相關。無論在警察、媒體還是一般民眾眼中，“東橫孩子”約等于“問題少年”，而“東橫”也被視為一個需要治理的場所。

鈴香和妮帕身穿黑色服裝，這身非官方制服標志著她們是“東橫孩子”的一員。和這個群體中的很多女孩一樣，她們靠性工作維持生計。兩人經常露宿街頭，或借宿朋友家中。天氣太糟時，她們會和其他人湊錢住一晚廉價旅館。兩人會將剩余的錢用于購買香煙、酒類以及一些非處方藥物，然后大量服用這些藥物，以追求快感。一名常去“東橫”的19歲女孩向日本《每日新聞》透露：“我周圍的孩子都這么做。他們會問我，‘你不來點嗎？’我就說，‘嗯，好吧。’然后我們會把照片上傳到社交媒體上，比如那些顯示我們舌頭因為藥片而變藍的照片。”還有人表示，他們過量服用藥物，是“想忘記不好的事情”。

今年1月中下旬，東京都警方在“東橫”拘留了32名10歲至19歲的青少年，其中一名女孩的包中被發現有600片安眠藥。32人中，4名女孩似乎服用藥物過量，其中一名14歲的初中生因出現抽搐癥狀被送往醫院。“東橫”不斷出現服用藥物過量者被緊急送往醫院的事情，甚至還出現死亡事件。2025年10月，一名精神恍惚的14歲初中女生從一棟建筑墜樓身亡，據信她死前服用了過量的止咳藥。在“東橫孩子”相關事件的影響下，日本各地出現了不少青少年死亡事件，這些事件往往會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

除了藥物濫用，“東橫”很多少女還被誘騙從事賣淫活動或者成為性犯罪的受害者，一些侵害者甚至還是保護青少年利益團體的成員。2025年2月，一家相關團體的43歲成員，因涉嫌與“東橫”未成年少女發生不當性行為而被逮捕。

“東橫孩子”還容易被卷入犯罪活動。2020年，一名16歲男孩因與母親關系不和，多次離家出走前往大阪南區的娛樂區。有一天，他聽朋友說“東京新宿歌舞伎町有份兼職，甚至允許未成年人夜間工作”后，便獨自去了東京。然而，那份工作實際上是犯罪活動，該男孩被要求在一個免費提供的房間里撥打詐騙電話。他之后因此被逮捕，并被送入少管所。警方指出，部分未成年人因一時沖動卷入盜竊和暴力犯罪。警方也擔心這些青少年可能被黑惡勢力吸納，走上犯罪道路。

11.5%的兒童貧困率+77萬起校園霸凌事件
在日本，不只有“東橫孩子”，大阪、名古屋、福岡等大城市的繁華街區，乃至一些小城市的車站前，都陸續出現了類似的未成年人聚集現象，并被命名為“某地孩子”。在大阪市中心，道頓堀格力高廣告牌下方的公共空間，夜間常有未成年人停留；名古屋市中心商業設施唐吉訶德門店周邊，也被視為固定聚集點；在福岡市，未成年人夜間逗留的場所則集中在天神地區警固公園一帶；福島縣郡山市車站前區域，近年來出現青少年夜間聚集的現象。

“東橫孩子”和日本各地類似問題的出現，與該國未成年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多項調查顯示，聚集在這些區域的孩子，普遍在家庭或學校中缺乏安全感與歸屬感。根據日本內閣府發布的《2022年版兒童和青少年白皮書》，約5.4%的孩子和年輕人表示“在任何地方都找尋不到屬于自己的位置”。

上述被少管所收容的少年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他流著淚對幫助自己的非營利組織創始人德丸說：“媽媽叫我滾出去，所以我就離開了家。之后，我不得不自己生活。我住在那間屋子里，除了打（詐騙）電話，我別無選擇。”

日本AbemaTimes網站今年3月做過一期關于“東橫孩子”的采訪視頻節目。一些青少年講述了他們聚集在“東橫”的原因。在該區域待了兩年的20歲女青年結衣（音）說，很多“東橫孩子”都有家庭問題和心理問題，分享苦惱能讓彼此產生共鳴，帶來慰藉。在“東橫”待了兩年半的“貓山”對此表示贊同。他說：“‘東橫’的孩子都能體會到不被父母接納的感受。”

德丸表示，2020年，離家出走的青少年增多，這是因為很多因疫情失業的父母把憤怒發泄在孩子身上。經濟壓力可能是不少父母將負面情緒發泄在孩子身上的重要原因。雖然日本是發達國家，但該國厚生勞動省發布的《2021年國民生活基礎情況調查》（每五年進行一次）顯示，53%的家庭感到“生活很辛苦”，其中有60%以上是育兒家庭。日本的兒童貧困率為11.5%，這意味著近200萬18歲以下兒童處于貧困之中。此外，日本的單親家庭比例為12.2%，其中單親母親家庭約占90%。日本單親家庭兒童的貧困率高達44.5%，遠高于經合組織成員國31.9%的平均水平。

日本的兒童貧困問題根植于該國的結構性矛盾。由于缺乏自然資源，日本很多產品依賴進口。日元貶值大幅推高了進口成本，導致一些日用品價格上漲。工資增長遠落后于通脹，導致家庭年收入和購買力持續下降。受育兒責任等因素所限，大多數單親母親只能從事非正規工作，導致收入微薄，進而形成了單親家庭兒童貧困的根源。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社會學者土井隆義指出，在家庭里，除父母不和等傳統因素外，經濟差距的擴大、大家庭的減少、單親家長工作時間的增加，都導致父母在育兒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校園霸凌也是很多青少年選擇成為“東橫孩子”的原因之一。一名出生于2011年的女生在小學時因為與其他同學相處不融洽而輟學。2024年，為了和有類似煩惱的人交流，她也成了一名“東橫孩子”。日本校園霸凌問題嚴重，這導致很多學生不愿意上學。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2024財年共報告近77萬起校園霸凌事件，為有相關記錄以來新高。相關事件范圍遍及日本全國3萬多所學校，占全部學校的83.9%。調查還顯示，日本全年缺勤30天以上的小學生和初中生達35.3萬余人，同比增長2.2%，連續12年增加。

“沒人擔起責任去幫助這些青少年”
日本政府對兒童的經濟支持和法律保護也被認為不足。日本將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15%用于老年人的社會保障，但用于兒童的支出僅為GDP的1%至2%，在發達國家中處于低水平。創建了保護青少年父母協會的源秀盛對“德國之聲”說，日本關于流浪者和父母對子女責任的法律很寬松，“（中央）政府、東京市政府和警察都知道有問題，但他們什么也不做。沒人在乎，也沒人擔起責任去幫助這些青少年。（政府）有時會把他們收容起來，但他們只待幾天就又流落街頭了，所以自然會回到這里，因為沒有長期的支持。”

源秀盛還將“東橫孩子”等問題歸咎于過去多年來日本社會發生的劇烈變化。“這個問題10年前并不存在。”他說：“過去，日本是一個‘村落共同體’，家人和鄰居互相照顧、互相幫助，但那種情況已經消失了。越來越多的人有經濟困難，有很多單身母親苦苦掙扎，小孩子沉浸在手機和網絡世界里。”

未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人
其實，日本政府和社會團體也曾采取措施試圖解決“東橫孩子”等無家可歸青少年問題，但效果有限。東京都政府此前在新宿區歌舞伎町建立了青少年咨詢中心，旨在為“東橫孩子”提供咨詢，防止他們走上歧途。東京多所大學的學生為“東橫孩子”提供免費輔導。還有非營利組織在大阪市租下“共享住宅”，以讓這些孩子能夠暫時容身。

據“東京體育”網站3月19日報道，東京新宿區近期在歌舞伎町舉辦名為“餐車公園”的活動，匯集了眾多餐車。據主辦方介紹，這是一個“在道路空間設置餐車的試點項目”，計劃每周舉辦幾次，提供煎餃、章魚燒等美食。一名從事“東橫”區域報道的記者表示：“（3月）15日我去的時候，在年輕人常去的聚集地看到了很多餐車，而‘東橫孩子’卻一個都沒有了。”“東京體育”網站分析稱，如果這樣的活動持續，那么“東橫孩子”就無法在該區域聚集，這或許能夠改變“東橫”區域的形象。

不過，《福島民報》援引警方觀點指出，未成年人通過社交平臺建立聯系，去哪兒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那里。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加強巡查、關閉特定區域后，“某地孩子”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新的地方。多地政府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單純封閉場所或加強巡查，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關閉原有的聚集點，這些孩子就會轉移至附近區域，或者到其他城市復制出類似的模式。

?有觀察人士稱，“東橫”并非起點，也不會是終點。只要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學校之外缺少可以容身的場所，這種現象就會在城市裂縫中反復出現。日本各地復制出來的不是“東橫孩子”，而是一群在制度邊緣游走、未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