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林曾是北伐軍長為何后來失勢？左右搖擺，軍紀(jì)廢弛，誰都不愛

時間拉回到1924年，廣州街頭巷尾都傳著個管不住嘴的損段子，叫“李福林讀報——大頭朝下”。

這事兒聽著像編的，可那會兒這位市長大人正坐在警務(wù)處的太師椅上，手里那份《廣州民國日報》保不齊真是倒著拿的。

就這么個只念過一年書、大字不識一籮筐的草頭王，早年間還拿煤油燈筒冒充盒子炮去攔路搶劫，沒成想轉(zhuǎn)頭就進了大元帥府當(dāng)貴客，往后居然還成了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的當(dāng)家人。

瞅著像亂世里的荒誕劇，可真要拆解開看，這其實是當(dāng)年孫先生搞革命初期，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出的扎心決定。

要弄清為啥讓李福林這種“異類”冒尖，就得翻翻他人生里的頭一本賬。

1907那陣子，他在番禺老家已經(jīng)徹底沒了活路。

雖說手底下有一票小弟，能占山為王，橫行鄉(xiāng)里，可真對上大清的正規(guī)軍圍剿，這幫爛魚爛蝦當(dāng)場就顯了原形。

為了保住小命，李福林二話不說，腳底板抹油溜到了南洋。

跑路到新加坡后，他碰上了正到處劃拉人馬的孫先生。

李福林后來把這事兒夸成是“半夜噩夢被叫醒”，說得挺邪乎，其實剝開皮看，全都是利益交換。

在那會兒，孫先生缺槍缺人到了極點，李福林這種闖過江湖、手底下有人的“帶頭大哥”可是個香餑餑。

而對李福林來講，披上革命的外衣，就是他從“流寇”洗白成“官身”最劃算的入場券。

這筆買賣穩(wěn)賺不賠，于是他搖身一變，成了同盟會的伙計。

可算計還沒完。

1911年那場起義之后，他領(lǐng)著三千多號“福字營”回了廣州河南。

這時候他面臨第二個關(guān)口：在這個神仙打架的廣州城，到底該給誰當(dāng)差？

誰要是覺得他會死心塌地跟著理想走，那真是想多了。

1913年“二次革命”的動靜鬧得挺大，大家伙都忙著討伐袁世凱。

李福林坐在河南的地盤上，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飛起：孫先生遠在海外，帶兵的陳炯明還在前線，可廣東的實權(quán)正握在眼前的龍濟光手里。

與其跟理想主義者談革命，還不如跟實力派談地盤。

李福林幾乎沒怎么合計，轉(zhuǎn)頭就投靠了龍濟光。

這一跳槽，他不光弄了個中將干干，還把自己那塊一畝三分地護得死死的。

過不了幾年，風(fēng)向又變了。

桂系的人馬殺進廣東，把龍濟光給攆了出去。

李福林故技重施，靠著親家譚禮庭的關(guān)系，利索地改換門庭，又投到了桂系名下。

別人看他是沒骨頭的“隨風(fēng)倒”，可站在買賣人的立場，他這叫“成本最低化”。

這套法子雖然招人待見，但極管用：誰來都不硬碰硬，誰橫就跟誰混，只要手里那支“福字營”不散，他就是廣州城里誰也繞不開的山頭。

靠著這股子靈活勁，他非但沒栽跟頭，反而等來了大富大貴。

1920年粵軍打回來趕桂系，孫先生發(fā)話讓他幫忙。

可偏偏這李福林特別沉得住氣，一直等到粵軍勢如破竹、大局定死了，他才在廣州河南喊出獨立，算是湊了個熱鬧。

這手“馬后炮”玩得極溜，既沒在局勢不明時得罪桂系，最后還撈了個革命功勞。

接下來幾年，他官運亨通得讓人眼紅，直接從縣里的小官一路爬到了廣州市市長的寶座。

土匪管警察，這在當(dāng)時可是天下奇聞。

到1925年，隊伍一整編，他正式當(dāng)上了第五軍的軍長。

可話說回來，這幫靠收編土匪、不斷換主子攢出來的兵，真能打仗嗎？

在老百姓眼里，這支部隊簡直就是催命符。

他們紀(jì)律差得要命，跟地頭蛇穿一條褲子，到處開煙館設(shè)賭場。

順德那邊的老鄉(xiāng)直接給他們起個外號，叫“三母鵝五”。

這句粵語老話的意思是，這幫人就剩下挨揍的份兒，壓根沒力氣去揍別人。

這就引出了一個扎心的問題：既然名聲臭、戰(zhàn)斗力又渣，為啥革命政府還要留著他？

說白了，這就是一種沒辦法的妥協(xié)。

北伐前夕，革命陣營就像個急著招兵買馬的初創(chuàng)公司，只要有人有槍、名義上聽指揮，管你是什么出身，先弄進來湊數(shù)再說。

李福林就是那個帶資入股卻不怎么干活、還把風(fēng)氣帶歪了的合伙人。

話說回來，靠著鉆空子贏來的本錢，最后也得因為鉆空子輸個精光。

1927年，上頭亂成了一鍋粥，廣東的大佬李濟深想讓他帶兵去湖南。

李福林那顆算計的心又動了：去湖南打仗那是拿老命去填坑，明擺著是人家想借機消耗他的實力。

于是他又使出老招數(shù)——當(dāng)面答應(yīng)得震天響，背后卻一步不動，死活不肯跨出廣東大門。

沒成想，這次他沒能像前幾次那樣押對寶。

同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fā)。

李福林帶人去參與鎮(zhèn)壓，本想著能向大佬邀功。

結(jié)果事剛平息，桂系黃紹竑的部隊就殺到了。

眼瞅著要完蛋，他趕緊使出最后一招：派人去接黃紹竑，辯稱自己之前是被汪精衛(wèi)、張發(fā)奎給耍了。

可這種說變就變的無賴戲碼，在實力派眼里早就沒了交易的價值。

1927年12月29日，在各方的逼迫下，他不得不撂挑子辭職。

他帶著這些年搜刮的家底，灰溜溜地躲到了香港避難。

他以前那套靠搖擺保地盤、用地盤換官位的生存之道，在越來越規(guī)整的時代洪流面前，終于走到了死胡同。

仔細想想他這一輩子，從一個拿油燈筒唬人的強盜，到管著廣州治安的市長，再到北伐軍的將軍，他的發(fā)跡史里壓根沒多少革命情懷，全是極致的投機算計，剛好鉆了那個時代組織擴張的空子。

這其實揭開了當(dāng)年革命內(nèi)部的一層遮羞布：為了成大事，不得不招攬一大堆只顧算私賬、不愛讀書也不愛革命的舊勢力。

這種合作雖然短時間內(nèi)多了點槍桿子，但也給往后的派系爭斗和渙散埋下了大坑。

1952年，李福林在香港咽了氣。

臨走前，不知道這位曾經(jīng)“把報紙看倒了”的將軍，有沒有看明白自己那本寫滿了變臉與背叛的人生長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