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圓桌 | 讀懂“現代化人民城市”核心要義

編者按 城市，文明發展的空間，現代化建設的載體。2025年7月14日至15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時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對我國城市發展所處歷史方位作出了“兩個轉向”的重大判斷，確立了“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城市體系建設目標及七大重點任務，強調“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理念。如何從建設城市文明的高度深刻領會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高質量推進上海現代化人民城市建設？本報約請三位學者研討交流。

■主持人：陳瑜 本報記者

■嘉賓：伍江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

陳杰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長聘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黃凱鋒 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

一位路人漫步在愚園路上。本報記者 張伊辰攝

主持人：距離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已過去十年，這期間中國城市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012年的53.1%提高到2024年的67%。“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兩個轉向”的重大判斷，為城市工作明確了清晰的時空坐標。如何深刻把握我國城市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

伍江：從客觀規律上說，城市的粗放型增量型發展階段是城市的初步建設階段，城市的精致型存量型發展階段是城市的維護和提升階段。就城市發展的全生命周期而言，增量型發展階段是短期的、非常態化的，而存量型發展階段是長得多的、常態化的。過去那種手術式的大規模更新改造，在帶來城市生活品質和空間面貌巨大進步的同時，也帶來諸如城市尺度非人化、風貌同質化、公共空間缺乏、環境污染嚴重、文化遺產消失、社區封閉隔離、資源消耗驟增、土地資源緊張、抗災能力脆弱等越來越多的“城市病”。我們必須遵循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及時調整城市發展模式，讓城市建設盡快走上更加可持續的有機更新軌道。這是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的必然選擇。

城市發展模式轉型的核心是城市發展理念的轉變。這就是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城市發展最核心的目標，就是不斷提高城市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水平，不斷提高城市空間品質的人性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安全韌性水平，不斷提高城市的文化傳承、文脈賡續和文化創新水平，讓城市成為宜業宜居的理想空間，始終體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

城市發展轉型也是城市工作重心的轉變。城市治理將會逐步取代建設管理而成為城市工作的主要內容。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今后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將會更多地圍繞城市日常運行、維護和管理進行更為精細化的持續改進與提高。通過持續“城市體檢”不斷發現“城市病”，及時針對各種“城市病”找到并實施治理的路徑，形成可持續的城市更新模式。

陳杰：要從嚴肅審視“三個關鍵期”著眼：首先，當前是我國從享受城鎮化高速推進紅利到適應城鎮化中低速前行的關鍵期。從城鎮化率來看，上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之前的十年（2004—2014），我國城鎮化正處于高速推進階段，城鎮化率年均增長2.93%，年均增加1.4個百分點，但2015年以來城鎮化率年均增長1.86%，年均增加1.07個百分點，降速十分明顯。尤其2020年以來，年均城鎮人口凈增量只有1185萬人，相比2010年代年均接近2400萬人的水平，下降幅度十分巨大。這顯示我國城鎮人口規模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就會見頂。對于已經習慣30多年快速城鎮化紅利的我國城市經濟系統，城鎮化速度短時間內的降檔，會有一個陣痛期。

其次，當前是我國城市經濟系統從享受空間擴張紅利轉向適應空間鎖定的關鍵期。2015年的前十年我國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年均增長4.97%，2015年以來的年均增速大幅降為2.05%，說明城市邊界擴張明顯趨緩。我國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在2011年首次突破4萬平方公里，僅用了4年，就在2015年一舉跨越了5萬平方公里，但到2021年才突破6萬平方公里，并且近年來增幅很小，顯示我國城市空間規模也正在趨于穩定。我國城市經濟系統長期從城市空間高速擴張中獲利巨大，面對城市空間鎖量的到來，需要有一個適應期。

第三，當前是我國城市發展方式和發展動能轉換的關鍵期。第四次城市工作會議以來的十年，我國城市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增量日益減少，人口和城市建成用地“雙達峰”日益逼近，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基本消失。在這些發展要素資源的重大趨勢性、結構性變化倒逼之下，未來我國城市發展方式必須加快從粗放式走向內涵式，發展動能必須加快從要素推動走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和發展動能轉換勢在必行，也迫在眉睫。

黃凱鋒：從追求速度的“外延式擴張”階段，邁入注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階段，是黨中央為新時代城市發展劃定的時空坐標，相應地，也提出新的治理要求。所謂“內涵式發展”，重在提質增效，重在“久久為功”的歷史耐心。換句話說，不能只盯著GDP增長和閃亮的項目，“還要看欠了多少債，把多少問題留給后人”。這是對城市發展方式的根本性校準。上海的探索與這一判斷具有內在契合性。作為最早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超大城市，上海這些年大力推動城市從“增量建設”向“存量更新”轉型，不搞大拆大建，持續推進以人為核心的“繡花式治理”，城市更新中既注重文脈賡續，也注重功能提升。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上海近年來圍繞“安全可靠”“綠色低碳”“便捷高效”等目標開展《美麗上海三年行動計劃》。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現代化城市建設“主體在城、落點在人”，要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細節中見功夫、顯水平。

主持人：“不是靠歸大堆、攤大餅，要看內涵式發展”。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于城市建設目標有了新表述，提出“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與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宜居、韌性、智慧”三個目標相比，新目標更加豐富全面，如何理解背后的深意？

陳杰：這種擴展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首先，城市建設要落實“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我國的城市經濟建設已經明確要走內涵式發展之路，要以創新為第一引擎，為此把創新放首位，是十分必要和合理的。而對美麗的提出和重視，是落實生態文明建設要求，以更好踐行“兩山理念”，并增強城市綠色轉型發展的內生動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城市文明是城市軟實力，關系城市認同感和歸屬感，是城市共同體的凝聚力來源，影響一個城市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程度。一個城市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都要通過創建既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能彰顯城市個性特色和歷史文化傳承的城市文明來體現。

其次，是更好踐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內在要求。建設創新城市，需要發揮全體市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人民城市以人為中心，自然要求城市中不僅提供豐富的物質產品和宜居美麗韌性智慧化的人居環境，還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而就要求有高度發達的城市文明。三個目標的增設，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城市理念下時刻回應人民美好生活需求而不斷增長的內在特質。

第三，是更好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高水平的共同富裕需要不斷通過創新提升生產力。可持續的共同富裕要求生態健康、環境可持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富足的共同富裕自然要給予城市文明建設高度重視。同時，引導共同富裕價值觀內化到每個市民的城市文明建設，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伍江：毫無疑問，城市宜居、人民安居樂業是城市發展的最基本也最核心的目標，而城市的韌性，亦即城市預見和抵抗各種未知風險的能力，是城市宜居宜業的基本前提。智慧則是運用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果來實現城市宜居和韌性可持續的路徑和手段。在“宜居、韌性、智慧”這三大目標基礎上又加上“創新、美麗、文明”三大目標，有著非常深刻的含意。創新，是城市內涵式發展的內在動力。城市是人類文明高度發展的產物，是人類智慧高度集聚的空間。城市永不停息的創新能力是城市品質不斷提高和城市能級持續提升的根本動力。美麗，是城市內涵式發展的精神需求。這次城市工作會議特別指出要完善城市風貌管理制度，著力建設綠色低碳的美麗城市，就是將人們對城市美的需求放在了與物質需求同樣的層次。文明，則點明了城市發展的本質屬性。城市建設本質上是社會建設，城市進步最終表現為社會進步。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著力建設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強城市文化軟實力建設。要將文化傳承、文脈賡續和文化創新放在極高的高度上去認識，讓城市真正成為承載人類文明的物質空間載體，成為每一個人心中永遠的“故鄉”。

黃凱鋒：“六個建設”體現了城市發展理念、治理邏輯和人民立場的高度統一。我們對城市的理解已從單一物理空間拓展為復合生態系統，傳統目標體系已無法全面反映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多樣化需要與城市功能的綜合性拓展。“六個建設”都是對城市“為何建、為誰建、建什么”的“硬需求”和“軟期待”，體現我們對城市本質認知的轉變——不是建造場所，而是組織生活。“創新”帶動城市活力，“美麗”塑造生態空間，“文明”傳承人文底蘊，“韌性”應對風險挑戰，“智慧”提升治理效能，“宜居”回應人民期待。這些目標相輔相成，呈現現代化人民城市發展的系統性和前瞻性。

“六個建設”的目標導向在上海城市發展中也有歷史積累和實踐探索。張江、臨港聚焦科技產業，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一江一河”濱水岸線注重生態修復，助力“綠色低碳”空間轉型；嵌入式社區服務不斷優化，“家門口”文化空間不斷拓展，垃圾分類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崇德向善”蔚然成風。價值目標付諸制度規范，上海正在用“細微之處見精治”的方式，探索“六個建設”協同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城市發展之路。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人民城市應當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城市，建設過程中要根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中國氣質、中國風范。”當前，上海正積極推動從文明城市創建向城市文明建設轉變。在此背景下，如何堅持以文化服務城市建設全局、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做好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潤城、以文興業？

黃凱鋒：習近平總書記從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高度把握現代化人民城市主導方向，為我們從文明城市創建走向城市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在這樣一個內涵式高質量發展階段，精神文化正在成為現代城市運行邏輯中的內生性因素。

城市文化要真正服務城市建設全局，首先必須突破“文化搭臺”的傳統思維并“躬身入局”，真正讓文化理念、文化活動、文化機制實質性地嵌入城市治理的系統之中。上海在推進城市更新過程中，越來越多地強調“空間+文化”的雙向介入。比如“口袋公園”的改造，很多街角小廣場不再只是綠化工程，而成為社區記憶的載體——既可能嵌入街坊文史陳列，也可能承接鄰里劇場、城市詩會。又如“紅色地標+文化演藝”的復合利用，將歷史空間激活為公共文化場域。這些看似微觀的舉措，實際上就折射出城市治理從“管理空間”到“組織生活”的深層轉型，也展現了文化在其中的黏合作用和生長性。

城市文化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價值支點。當前，上海在文旅、演藝、數字內容、創意設計等領域不斷探索文化與產業的深度融合。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視文化建設的人民立場。上海人民滑稽劇團重新整理傳統劇本《三毛學生意》，以滑稽元素對接當代表達，保存了城市方言，把代際之間的笑聲重新串聯起來。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教化工具，而是城市居民表達、聯結、抒情的一種日常方式。文化建設只有真正落地于人民、回應于人民，城市文明建設才有不竭的思想資源和持久的精神力量。

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城市，一定擁有一種能夠凝聚精神、安頓人心的文化自信。在上海這樣一個開放、創新、包容的超大城市中，精神文化的內蘊更有擋不住的自在光芒。這也就決定了文化建設不能只看“有沒有項目”，更要看“有沒有邏輯”，有沒有真正進入城市運行的核心機制。從文化作為公共服務的一個類別，到文化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方式，再到文化成為現代化城市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我們正在目睹“文化—城市”關系的結構性重塑。而這場變革的發生，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靠某個專項指標推進的，它就發生在每一場社區戲劇的觀眾席上，發生在晚睡博物館的燈光下，發生在十月里鋪滿梧桐葉的街道上。這正是我們所理解的“人民城市”：一個既要有樓宇經濟，也要有精神坐標；既有發展速度，也有文化溫度的文明共同體。

陳杰：走出一條以文化賦能城市發展的“中國式城市文明建設”路徑，上海可從以下幾方面發力：首先，通過共塑城市精神內核來推進“以文化人”。通過培育城市精神標識，在民生服務、公共建筑、歷史風貌、影視語言、商鋪招牌、公文風格等各處城市細節中彰顯。其次，通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推進“以文惠民”。優化公共文化空間，建設“15分鐘公共文化服務圈”，推動公共文化資源下沉基層社區，推進數字文化資源建設，發展全民文化共享平臺，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第三，通過提升城市文化設計理念來推進“以文潤城”。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海納百川的理念和古今中外兼望的視野，在城市歷史風貌保護和城市更新中強化海派文化傳承，打造有鮮明特色的海派街區、海派建筑、海派公園和海派文化品牌活動，做好依托“一江一河”的場景化海派文化體驗。第四，通過打造文化產業新動能來推動“以文興業”。加大文化人才培養、發掘和引進的力度，聯合多主體多種形式共同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基金，加大數字賦能文化產業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和創新投入方式、融資支持方法，加快發展具有龍頭引領作用、產業鏈長的創業設計產業，激活城市IP，把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動能。

伍江：城市是城市生活的物質空間容器，同時也是城市精神文化活動的最重要物質空間載體，是人類文明歷史最重要的舞臺，承載著人類社會的重要集體記憶。城市本身是最大尺度的人類物質產品，也是最大尺度的人類文化產品。城市不同的物質空間形態會給人們帶來不同的空間感受，讓人們產生不同的空間認同。城市空間形象以及在其中發生的活動與事件使城市空間產生厚重的歷史感、場所感，從而成為人們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寄托。城市的空間認同是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大大加強人們的文化認同，最終成為這座城市人們的靈魂歸屬。城市不僅進行物質生產，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城市也進行文化生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因此城市的物質功能屬性和城市的精神文化屬性同為城市的兩大基本屬性。

城市的文化傳承、文脈賡續和文化創新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賦予城市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內在能量。城市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的最本質體現。歷史文化遺產絕不是制約城市發展的包袱，而是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源泉。城市文化創新不是城市發展的表面點綴，而是城市發展的最終歸宿。城市文化事業健康蓬勃發展是城市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結果。

原標題：《學術圓桌 | 讀懂“現代化人民城市”核心要義》

欄目主編：楊逸淇

本文作者：文匯報 陳瑜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