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從春秋戰國理解當下世界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Economist）

（錄制于2025年10月30日）

各位朋友好，我是來自香港大學的陳志武，我是個金融經濟學的教授，同時也擔任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的所長、量化歷史研究中心的主任。

今天我想與大家探討一個我們并不陌生的話題：歷史在多大程度上受技術變革的驅動？換言之，就是技術變革如何推動歷史進程、促進社會發展并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的。

聽到這個話題，大家或許會覺得這是習以為常的，為什么還需要做解釋呢？我想從今天我們當下面對的世界以及曾經的歷史這兩個角度來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關于這個話題，若要追根問底，那么從今天我們面對的這個世界、面對的挑戰等角度來看，有很多現象令人深感迷茫。

今年的1月20號（錄制時間2025.10.30），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我們看到，在特朗普親自主導下，美國試圖破壞二戰后建立的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無論是WTO（世界貿易組織）、WHO（世界衛生組織），還是聯合國，美國正越來越淡出這些跨國組織。于是有人會說：“這都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太壞、太爛。他既沒有什么原則，也沒有道德標準，只在乎金錢，并且一點都不猶豫地利用乃至濫用手中的權力。”

我的回應是，當今美國與世界所面臨的挑戰，真的只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太壞造成的嗎？還是另有原因？如果說五年前、十年前人們有此判斷，并不奇怪，因為那時大家認為對特朗普不夠了解，不知道他會如此惡劣。2016年許多美國人選他當總統，是被騙、被誤導了。但實際上，特朗普有一點很真實：他基本不隱瞞自己的行事方式。他多么沒有原則、缺乏道德標準。他歷來都不掩飾這些特質、人格和做事風格。

既然如此，我們不禁要問：2024年，在美國人民已經非常清楚特朗普為人如何的背景下，為什么仍有七千多萬人投票給他，讓他再次當選美國總統？這意味著，此時不能再僅僅責怪特朗普有多么惡劣，而更應該看到并追問：為什么七千多萬美國人在明知特朗普是什么樣的人的情況下，依然愿意選他當總統？

這背后的原因在于，與其怪罪特朗普，不如說美國社會本身出了問題——美國社會已變得非常不可理解、不可理喻。那么，我們還需要追問：美國社會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為何明知特朗普缺乏道德水準和做人原則，人們仍愿意把票投給他？

因此，我認為，當今美國選出這樣一個人當總統，給世界帶來巨大挑戰，甚至主動破壞二戰后由美國帶頭建立的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面對這一切，我們需要從更深層次尋找問題，而不是把所有責任都推到特朗普身上。特朗普始終是他一直告訴世人的那個樣子，從未改變；改變的是美國社會，明明知道他的為人，卻仍然選擇了他。

因此，我認為，應從技術變革的角度，特別是新技術在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及世界所帶來的影響與變化，來理解這一問題。

我想要進一步解釋美國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以及世界為何隨之愈發迷茫。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自1980年前后開始的計算機技術革命，使得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社會的財富差距、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再加上同一時期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這兩股力量疊加，導致美國社會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劇。

一個典型對比有助于理解過去幾十年計算機技術革命與全球化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具體影響。技術革命使美國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財富高度集中。我常去硅谷，每年在那里居住數月，確實看到當地富豪眾多，億萬富翁比比皆是。而全球化則使美國東部，特別是紐約一帶，涌現出大量百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可見，技術革命造就了加州的財富與富人，全球化造就了東部紐約周邊的富豪。

而夾在西海岸與東海岸之間的各州，普通民眾從新技術革命和全球化中直接獲得的財富增長相對有限。其結果是，美國社會財富差距擴大，民眾怨氣顯著上升，進而導致今日美國社會的嚴重分裂。大致而言，西部與東部的美國人通常支持民主黨，而中部的各州基本成為特朗普的大本營。

由此可見，從根本上看，這一局面與技術變革密切相關。

當然，人們可能會問：事實果真如此嗎？是否只是巧合？關于這一問題已有大量研究，尤其是我所關注的一些考古學研究。這些學者考察了從一萬年至一萬兩千年前，世界各地、尤其是歐亞大陸不同地區進入定居農耕社會以來，歷經農耕社會、工業革命等階段，每次重大技術變革之后，各社會內部財富差距究竟是縮小還是擴大了。

很遺憾，考古學者基于考古發掘素材所做的研究非常具體且充分地表明：在過去一萬年的人類歷史上，多數重大技術變革之后，社會內部的財富差距往往會擴大。

具體原因無需贅述。即便觀察今天的眾多富豪，也可看出與原始社會的不同。在原始社會及早期定居農耕社會，只有體格較大、身體強壯的人才能獵殺動物、勝任農耕勞作，因此體力越強、身體越高大者，越可能成為社會中的優勢成員或擁有更多資源。而今天，許多億萬富豪的身高和體力遠不及我——在原始社會，他們不可能成為首富。然而，一波又一波的技術變革，使財富創造能力與身高、體重、體力強弱逐漸脫鉤，而與腦力、人力資本密切相關。

由此可以理解，為何在計算機技術革命與新一輪全球化之后，美國及世界其他社會的財富差距不斷擴大，民眾怨氣日益上升。

僅就這一點而言，若新技術變革對美國及其他社會的影響僅止于此，或許還不會帶來我們今天所見的如此巨大的變化。與此同時，美國的制度以及社交媒體等新技術的出現，也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治理挑戰。

這個觀點可能略顯抽象。具體而言，我喜歡以我老家湖南茶陵農村為例。我從小在那里生活，直到1979年離開老家上大學之前，親身觀察和體驗到：過去，村里人對于北京、中國乃至世界發生的新聞，不知如何理解，都去請教村里見過世面的人。那些見過世面的人，大多只是外出當過兩三年兵，自身并未讀過書，也未曾在北京或國外居住過。但在村民眼中，他們對北京、上海、紐約乃至世界大事的解讀，就是權威的。

那時沒有社交媒體，湖南農村村民的信息來源和觀點看法高度一致。那樣的村莊治理起來非常容易，因為看法不五花八門。

到了今天，有了小紅書、抖音和各種微信群，情況就不同了。連我這樣的香港大學、耶魯大學教授回到村里，大家對我也沒有太大興趣。原因在于，他們找到了自己更喜歡、更信得過的、世界觀與之相近的小紅書、微信、微博等群組，直接獲取了信息來源和觀念來源。

于是，不同的微信群、社交媒體群之間的人無法對話。持有“左”派觀點的人不斷加入“左”群，持“右”派觀點的人加入“右”群，彼此不再有商量空間，一說話就爭吵。

以我老家農民為例，是想說明美國社會大致也是如此。我1986年到美國耶魯讀書。初到美國時，80年代、90年代，美國各地的老百姓信息來源都是傳統媒體——報紙和電視臺。能在傳統報紙、電視上發言的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如耶魯、哈佛畢業生。如果你沒有上過常春藤大學、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傳統媒體不會向你開放。因此，那時的美國觀念看法也高度一致。

今天的美國則完全不同。左派、右派、中間派之間彼此不說話，無法討論。以至于我去女兒的朋友們家，與她們的父母、丈夫的親戚聊天時，基本不敢談政治，一談就會爭吵，最好不提這些話題。

我想說的是，在新的社交媒體之下，人類社會又面臨一次巨大挑戰——治理的挑戰：如何在高度撕裂的社會環境下建立和平秩序？

美國的體制是直接選舉總統，不像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那樣，由老百姓選舉議會議員，再由議員選舉首相或總理。在議會制下，老百姓的情緒沖動只能在選舉議員時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但只要議員受過較好教育、較為理性，不至于像特朗普那樣，就不會選出完全民粹主義的行政長官。

美國體制為特朗普這樣的人提供了最佳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世界和美國社會面臨的挑戰，根源上與技術變革、新一輪全球化帶來的影響直接相關，同時也暴露了美國體制存在的潛在問題。

此時我們可能會想：世界走到今天，該怎么辦？在美國主導破壞二戰后建立的基于規則的世界秩序之后，能否找到新的出路，使我們逐步走出社會治理挑戰，讓未來的美國總統回歸理性，讓權力制衡真正發揮作用？

對于未來人類社會能否找到出路，我毫不悲觀，反而樂觀。原因與我過去這些年推動并從事的量化歷史研究密切相關。

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經歷：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和治理體系，迫使社會尤其是精英做出反應，之后社會便能夠重新回歸良序水平。

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經歷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發。不知大家是否想過：為什么在距今2800年前，從西周過渡到春秋、戰國，中國土地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最終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國勝出，建立統一的秦朝？

另外，讓我好奇的是：為什么在軸心時代（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約600年間），中國出現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莊子等諸子百家；同一時期，希臘出現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出現了釋迦牟尼，奠定了佛教、印度教的基礎。為什么在那幾百年間，世界各地出現了這些偉大思想家？他們奠定的思想基礎成為后來兩千多年歐亞大陸社會的建構基礎、哲學基礎和思想基礎。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國秦國的勝出和諸子百家的涌現？

最近我與我的兩個學生，胡森豪和魏宇辰做了一項研究，在此簡要分享。今天我們在迷茫時也應看到希望：當年春秋戰國的中國人面臨的挑戰比我們今天大得多，但他們最終走了出來，并推動了大量創新變革。

其中，當時的最新的鐵器技術，起了關鍵作用。

我們利用墓葬中的鐵制武器、青銅武器、鐵制農具隨葬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跨時期的大規模系統統計。研究發現，鐵器技術在公元前8世紀（春秋早期）開始在中國普及。鐵制武器普及后，原本在西周時期平安相處的眾多王國和諸侯國，一下子進入了春秋，尤其是戰國時期的相互攻伐，這與鐵制武器關系極為密切。

鐵制武器的出現使人類擁有了更高殺傷力的武器。鐵器技術在2800年前的中國出現后，有的王國積極利用新技術制造武器、擴張領土。我們的研究發現，從春秋戰國開始到戰國晚期，哪個王國擁有的鐵制武器越多，其打勝仗、擴大疆域的能力就越強。而那些拒絕采用新技術的國家，如齊國、魯國，一直未能發展起來。

秦國因地處河西走廊，較早擁有大量鐵制武器，晉國也是如此。但秦國和晉國起初并未利用鐵制武器的優勢去攻打他國。相反，我的老家所在楚國則毫不猶豫。楚國在春秋時期（晚期之前）并非鐵制武器最多的王國，但始終利用鐵制武器攻打他國，整個春秋期間領土不斷擴張。到了戰國早期，分化更加明顯。

由此可見，鐵器技術改變了當時各王國的競爭地位。100多個王國中，有的（如秦國）雖有鐵制武器優勢卻對擴張興趣不大；有的（如齊國、魯國）拒絕利用新技術制造武器；而有的（如楚國）則毫不猶豫。新技術帶來了根本分化。

許多歷史學者認為，秦國勝出是由于商鞅變法改變了秦國的格局。但他們沒有看到，我們通過量化考古數據分析發現，秦國之所以在公元前356—350年間接受商鞅變法，是因為當時面臨一個選擇。楚國毫不遲疑地利用新技術制造鐵制武器，不斷打勝仗。到公元前356年前后（戰國中期），楚國擁有的鐵制武器最多，戰斗力最強。秦國要么等著被楚國吞并，要么利用商鞅的建議進行變法，大幅提升調動人力資源的能力，利用新增稅收和物力大力發展制鐵技術和武器裝備。

商鞅變法之后，秦國在隨后一百多年里快速提升國力，利用新式鐵制武器吞并了其余王國，建立了秦朝。

從中可以看到，鐵器技術是當時世界范圍內的最新技術（相當于今天的AI技術）。秦國被迫加入這一行列，通過商鞅變法徹底改變了自身的比較優勢，最終建立秦朝。

更重要的是，新技術的出現帶來了生產能力的提升，進而根本性地改變了上層建筑。但我們的研究也表明，許多新技術未必直接影響生產力，卻可以影響國家的戰斗力。鐵制武器就是如此——它并未提升生產力，但使擁有大量鐵制武器的國家戰斗力大幅增強。

另一方面，鐵制武器的出現給人類歷史帶來了巨大影響。在石器時期，武器只有石器、木器、骨器，士兵用它們打仗很難當場打死人，只能打傷。后來，青銅技術于4000年前進入中國。此后1200年間，青銅技術雖有應用，但存在致命約束，青銅是合金，需要90%的銅加10%的錫高溫合成，而在中國境內，錫礦資源相對稀缺，限制了青銅武器的大規模普及。因此，盡管青銅技術4000年前就已進入中國，卻并未帶來大量血腥暴力的戰爭。

鐵制武器技術進入后，情況完全不同。煉鐵很容易：只要有鐵礦石和木材，將溫度燒到1000度以上，鐵就能被提煉出來，制作鐵制武器。

這就是為什么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孔子、老子、莊子等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場景：鐵制武器上戰場，用刀捅人，鮮血噴出，他們覺得這太殘忍了，以往戰場上施暴時，人們看不到血噴出來的情景。

于是，當時中國的精英，尤其是孔子，就在思考：人類不能以這種方式相處和生活。應該怎么辦？要從社會最底層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此產生了“三綱五常”：做父親的要像父親，做兒子的要像兒子；再加上“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而為整個社會中的男人、女人建立了行為秩序。在孔子看來，如果所有人都能如此行為，就無需擔心暴力和戰爭了。

我的意思是，當時鐵器技術尤其是鐵制武器，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全新的、血淋淋的暴力場景。同一時期的幾百年間，在歐洲、希臘、土耳其、以色列、印度等歐亞大陸各社會都掌握了制鐵技術，擁有了鐵制武器。這些技術挑戰了當時人們的價值底線，并促使人們思考：人類社會必須重構，建立新的價值共識，否則每天充滿血腥暴力，豈是人類應有的生存方式？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軸心時代”。鐵技術的出現挑戰了歐亞大陸各社會，中國產生了諸子百家，各出主意。

今天我們又面臨同樣的挑戰。這一次，電腦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出現，將社會治理挑戰推到了新的高度。回顧歷史，無論是農業革命、工業革命還是最近的技術革命，每一次人類社會的精英都會動腦筋為各社會找到新的價值共識，在此基礎上建立新的規則和秩序，又為下一輪技術創新提供前提。

這正是我今天分享的主題：技術變革改變人類歷史。同樣重要的是，每次技術變革挑戰社會秩序，人類終究要想辦法健康、安全地活下去，因此每次都會逼出當時社會的精英做出新調整，推出新的價值共識，為接著下來的社會進步與和平生活奠定全新基礎。

我絲毫不認為這一次會打破歷史規律。人類面對這些挑戰后，一定會找到新的價值共識，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