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勒斯坦如何做一個媽媽

配樂 / Huun-Huur-Tu - In Search of a Lost Past

就在上周，以色列內閣批準在約旦河西岸設立34個新定居點。

定居點不是簡單的幾處住宅，而是包括道路、軍隊保護、地方議會、土地登記和法律安排的一種空間—政治裝置，其目的是把以色列的治理體系楔入不屬于以色列的土地。

國際法院2024年咨詢意見和聯合國相關文件都認為這是非法的。然而自1967年至今，以色列先后用141個定居點和224個前哨點，把數十萬國民楔進了巴勒斯坦，而沒有遇到任何有效的阻止。

對于巴勒斯坦人，這意味著失去土地，甚至被驅趕，羊圈、果園和學校被拆除。定居點本身、保護定居點的道路和檢查站，讓巴勒斯坦人的日常出行變成進出監獄，原本的生活空間被撕成碎片。連續的市場、可持續的生產和投資根本構建不起來，經濟一塌糊涂。山河破碎，建國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

沒有人愿意在這樣的境況下生活，巴勒斯坦人分別在1987年和2000年先后發起兩次大起義。然而每次起義都只讓以色列的反撲更加殘暴。鎮壓、搜捕，更苛刻的日常檢查，同時，定居點的建設沒有絲毫減速。

《從奧斯陸到伊拉克及路線圖》收錄了薩義德寫于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及之后兩年的報刊文章，讀起來完全像是在刷今天的新聞。巴勒斯坦人陷在恐怖的輪回中如此之久，沒有絲毫改變。

我想，只有先了解這些，我們才能讀懂這首詩。

作者瑪雅·阿布·哈亞特生于貝魯特，現居耶路撒冷。她是一位小說家、詩人，長期從事兒童寫作和寫作教育。

這首作品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巴勒斯坦普通人的凄苦日常。更難得的是， 海亞特精準而細密地呈現了這場戰爭中一位女性的視角。

在戰爭敘事中，女性更多時候不被書寫為戰士，而是遭受戰爭蹂躪的客體。但在第一次大起義前，巴勒斯坦女詩人法德娃·圖坎（Fadwa Tuqan）就寫出過《陣痛》這樣的作品，讓母職與反抗緊緊關聯：

告訴侵占土地的人，

分娩是一種他們無法理解的力量

一種來自母親身體的疼痛，

告訴他，這片傷痕累累的土地

在黎明破曉的剎那

開啟了生命，

當血的玫瑰

在傷口上綻放。

巴以之間的武裝對抗高度不對等，在這種危機處境下，母性所象征的再生產、照護與延續生活的能力就構成一種抵抗。房屋、果園或任何設施都可能遭到摧毀，但“更新與再生”的力量永遠不會被終結。

海亞特的《巴勒斯坦母職入門》則更進一步，把“母親”從象征意義中解脫出來，放回到日常生活的現場。

詩里寫的不是一種母性本質，而是一系列在戰爭中被迫習得的生存技術：抱住流血的孩子，在夜間逮捕中“把孩子催熟成大人”，在轟炸中設法做飯、講故事、清理血跡、搭起帳篷。

那些原本被宏大敘事吞掉的具體辛勞、恐懼與機智，被如此清晰地呈現出來。在那些反諷、自嘲和苦中作樂之中，我們領略了一個巴勒斯坦母親的生命烈度。

事實上，這樣的文學我們并不陌生。一百年前，蕭紅、丁玲等中國的女性作家都曾在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文學創作中，展露女性特有的立場，而與主流敘事拉開一種珍貴的距離。

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來自性別經驗的反思，并不是站在抵抗斗爭之外，而是扎根于抵抗處境本身——它的目的不是取消抵抗，而是把抵抗推向更深、更徹底、更有效的路徑去。

我站在這些詩人一邊，站在艱苦卓絕的抗爭一邊，并不是要美化不必要的暴力。任何一位主張和平的人，都不應該首先指責被壓迫者破壞了和平。

巴勒斯坦女詩人拉菲芙·齊亞達（Rafeef Ziadah）寫過一首詩《We Teach Life, Sir》（網上能找到詩人本人的spoken word表演視頻），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齊亞達女士，你不覺得如果你們停止向孩子們灌輸那么多仇恨，一切問題就能解決嗎？

——先生，我們教的僅僅是如何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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