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留學回國人員比例逼近94%，發生了什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誠信】

2025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超57萬，留學回國人數達53.56萬。

近日，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給出的這組數據，清晰反映了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發展的歷史趨勢。而留學回國人數的變化，正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新中國發展前進的一個縮影。

1978年至今的所有出國留學人員中，超七成選擇回國發展

為了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盡快培養出更多急需的現代化建設人才，早在改革開放前夕，留學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對留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同年12月26日，52名國家公派訪問學者赴美深造，拉開了我國又一次留學大潮的序幕。

自此，我國持續擴大公派留學人員規模，并大幅放寬了自費留學的政策限制。隨著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留學生的足跡遍布世界多國。1978-2006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累計達106.72萬，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累計達27.52萬，留學回國人員占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比例只有25.79%（圖1）。

圖1 不同歷史時段我國出國留學人員和留學回國人員的累計數量（數據來源：教育部）筆者自制

2010年以后，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開始大幅提升。2016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54.45萬，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43.25萬。1978-2016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458.66萬人，265.11萬人選擇學成歸國，占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57.80%（圖1）。

2024年，我國留學回國人員達49.5萬人，同比增長19.1%。1978-2024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888萬人，644萬人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而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就有563萬人回國服務。由此可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已呈現出類似于指數型增長的態勢。

根據教育部最新統計，1978-2025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946萬人，其中，698萬人學成歸國，占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比例達到73.78%（圖1）。

如果只看單一年份的數據，留學回國的比例則達到了更高的水平。早在2016年，我國留學回國人員占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比例就達到了79.43%。2025年，我國留學回國人員占比接近94%，而這一數字在2003年只有17.14%（圖2）。

圖2 不同年份我國出國留學人員和留學回國人員的數量（數據來源：教育部）筆者自制

在這些留學生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第一，國內頂尖學府出國留學人員的比例已處于較低水平，而在留學回國人員當中，也不乏畢業于國內頂尖學府的學子。以清華大學為例，從2014到2025年，清華大學應屆畢業生出國（境）深造的比例，已經從16.5%下降至8.5%，絕大多數就職于國內的各行各業。同時，越來越多早年出國（境）深造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已學成歸國。據統計，填寫了所在地認證的2002-2011級清華大學畢業生如今有92.4%位于國內。

第二，回國人員中有眾多技術人才已投身于國家的科技進步事業。例如，中微半導體、商湯科技、小馬智行等一些高新技術企業的創始人多具有海外留學經歷，而這些企業已成為了各自行業（半導體設備、人工智能、自動駕駛）內重要的技術方案提供商。英國《金融時報》4月10日報道，過去12個月，又有一批精英級的工程和科學人才從美國硅谷回流中國。其中，吳永輝放棄了谷歌DeepMind的高級職位，轉而加盟字節跳動開發新一代大語言模型，姚順雨離開了OpenAI，轉而入職騰訊擔任人工智能研發的核心要職。而這些人才大多在美國完成了學業。

留學回國的驅動力

為什么越來越多留學生選擇回國？根本原因顯然是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

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比重只有1.7%。經過40多年的快速增長，2025年，我國GDP已接近20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比重提升至17%左右，穩居世界第二，而人均GDP也從156.7美元增至13953美元。

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數量的擴張，更體現在質量的提高。1996-2025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782元升至43377元，已高于85%以上的境外人口，且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GDP更能反映實際生活水平。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了絕對貧困，并持續推進交通、通信、水電、醫療等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戰略支撐。

同時，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引領下，我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排行榜上超越了日本、德國和法國，提升了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機器人等高端制造領域，都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或處于快速趕超階段。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2024年研發支出達到8590億美元，首度反超美國（8480億美元），這又為創新研發和產業升級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總之，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全體公民提供了更穩定的生活保障、更多的就業崗位、更高的薪酬和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更多的留學生必然會被吸引回國。

《金融時報》指出，這些頂尖人才的回流并非出于“懷舊之情”，而是因為中國宏觀和微觀環境正在形成一種“難以抗拒的強大吸引力”——在中國的科技中心，初級或中級研究人員的薪資購買力足以讓他們擁有房產、家政服務以及世界一流的配套設施，而即使是舊金山灣區的高收入工程師也難以企及，高效的基礎設施、低犯罪率和較高的文化融合度也構成了一種吸引力。

與此同時，外部經濟因素也不容忽視。

一般留學生對生活成本比較敏感，因為這關系到自己在異國他鄉的生存。新東方的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留學家庭平均年收入48.3萬，但留學預算已達到54.4萬，而大部分留學家庭的年收入低于30萬，說明超支現象普遍存在。而到了2026年，中國學生的平均留學預算進一步上漲至60.5萬，創下12年新高。

之所以容易超支，是因為受到全球大環境的影響。2020年以來，疫情促使多國實施了激進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從而加劇供需失衡，加上地緣政治沖突與逆全球化的聯動，長期低通脹的供給彈性被打破了。

美國長期是中國留學生的最大留學目的國。2022年，有超過1/4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而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美國通脹率節節攀升，一度在2022年6月觸及9.1%的高點，創下40多年來的新高。雖然自2023年開始逐步回落，但直到2025年，美國通脹率（2.6%）仍高于疫情前8年（2012-2019年）的水平。在不排除通脹因素的情況下，2021-2025年美國名義GDP上漲了近三成，但同期的發電量僅增長了6.65%（圖3）。在工業社會，電力是生產生活的基礎。

這一巨大的落差表明，名義價格已嚴重偏離實際的商品和服務產出水平，所以當地留學生很容易感受到自己的真實購買力正在被通脹侵蝕。根據領英（Linkedln）的調查，2025年，美國從中國留學生第一熱門留學目的國的位置上滑落，取而代之的是英國。然而，同樣是熱門留學目的國的英國、法國和德國的通脹率，也經歷了和美國類似的走勢，且目前仍在中高位運行。

圖3 2021-2025年美國名義GDP和發電量的增長幅度（2021年數值=100）筆者自制

因此，生活成本的上升成為了廣大留學生不得不直視的現實問題。相比之下，過去幾年中國始終處于低通脹區間，加上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穩步提升的收入水平，回國發展就是減輕經濟負擔。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2025年的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仍未恢復至2019年的水平，而留學回國人員的占比進一步上升（圖2）。

除了經濟因素，地緣政治因素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2016年以來，美國已將中國視作最大戰略對手，在多個領域試圖遏制和打壓中國，而對華政策的轉變很快就影響到了人文交流層面。早在2018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宣布了針對中國學生和學者的簽證申請限制。據美聯社報道，如果就讀于機器人、航空、高技術制造等專業，留美中國研究生的簽證期限將被限制為1年。

2020年5月，特朗普簽署了“第10043號公告”，旨在禁止所謂的“與軍隊有關”的中國學生獲得F/J簽證。在這一公告的壓力下，截至當年9月8日，美國國務院已撤銷了1000多名中國公民的赴美簽證。之后，拜登政府繼續執行“第10043號公告”的相關政策，導致每年都可能有1000-5000名中國研究生被拒簽。2023年，美國拒絕了36%的中國學生的簽證申請，這在當時創下歷史新高。

2025年5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突然宣布將“積極撤銷”部分中國學生的簽證，尤其是那些在先進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關鍵領域”學習的中國學生的簽證。由于聲明直接指向那些已經持有簽證的中國留學生，而不是單純限制新的申請者，不少相關專業的中國留學生擔心會面臨失學的危險。雖然后來特朗普政府收回了這一聲明，但是，針對中國學生簽證的嚴格審查仍在延續。

美國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的理由如出一轍：擔憂中國留學生“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并帶來所謂的“國家安全威脅”。這一理由毫無事實根據，屬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政治操弄。正因如此，美國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政策就變得非常不穩定和難以預測了，因為隨時可能突然收緊限制。即便是已經獲得簽證的中國留學生，也難免會擔憂一旦自己的簽證到期后再去申請就可能被拒簽，更何況連已經獲批的簽證都有可能被吊銷。這種不穩定的政策動向自然會驅使更多留學生踏上回國之路。

此外，在地緣政治環境日趨復雜嚴峻的背景下，留學生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也可能遭遇更多的不公正對待。根據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PI）的一項調查，在受訪的中國留美學生中，60%表示自己在校內遭受過歧視，49%表示自己遭受過種族歧視，11%表示自己被周圍人指控為間諜身份。該調查指出，許多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正是由于遭遇了以上種種的不公正對待。

結語

總的來看，留學回國人數及比例的提升，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形勢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趨勢既創造了難得的機遇，也伴隨著新的挑戰。

對留學生個人而言，回國普遍意味著更大的發展潛力和更多的發展機遇，尤其是在新能源、人工智能、云計算、高端芯片等彼此之間緊密協同的前沿領域，而且留學生的國際視野能夠在某些具體情境中轉化為特定的比較優勢。但是，“海歸”群體的壯大和國內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意味著海外學歷的相對貶值。在就業市場上，留學生必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這無疑對留學生的持續學習能力和職業規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國家而言，留學生的大規模回歸為高質量發展增加了人才儲備。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研發支出的持續增長，這一輪人才回流潮將與強大的物質基礎相結合，從而加速新質生產力的布局。但是，如何“接得住”“留得住”這么多留學生？這就需要不斷改進留學生回國發展的相關支持工作。

例如，針對目前海外學歷相對貶值，就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相關部門需要思考如何打破信息差，讓歸國留學生不再扎堆于傳統熱門行業和幾個一線/新一線城市，而是精準對接更多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更多非一線城市的生產消費需求。

同時，政策的確定性和公平性尤為關鍵——如前所述，美國政府高度不確定的簽證政策，以及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遭遇的不公正對待“勸退”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只有突出政策的確定性和公平性，才能留住更多的“海歸”。對此，應通過法律和制度建設，不斷完善歸國留學生的就業創業服務體系，營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職場環境，并為能力出眾的歸國人才提供穩定的身份預期、科研自主權和知識產權權益，構建起跨越周期的“引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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