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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廢墟里躲炮彈的孩子,已經在中國的煙火里真正重生了。
圖源《我重新出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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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20日,天還沒亮,方浩明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一家醫院出生。那時,他的祖國伊拉克,已經被制裁了九年。
三年后,伊拉克時間2003年3月20日清晨,導彈落在伊拉克首都上空,伊拉克變成了另一個伊拉克。起初,他的父母以為戰爭很快會結束,一家人守著房子,在炮火中熬了一年多。
直到2005年初,一張美軍貼在家門口的白色字條宣判了他們的命運,白色字條意味著這家人必須離開,留下將被視為反抗。科威特和伊朗的邊境已相繼關閉,唯一仍向他們敞開的,是敘利亞。
一家人擠進一輛面包車,顛簸了十八個小時,抵達邊境,在敘利亞開始了“暫時的生活”,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一切都慢慢走向穩定,2010年,敘利亞局勢動蕩,他們再次失去家園。2011年,一家人逃往中國,在這里,他有了新的名字——方浩明,后來,他成為中阿衛視的一名駐華記者,在中國生活至今。
今天這篇文章節選自方浩明的個人回憶錄《我重新出生的地方》,書中記錄了這位伊拉克少年及其家人如何從敘利亞戰火中出走,在中國尋找新生,重塑身份,并最終成為中阿文化交流的見證者與連接者,在中國收獲和平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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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底,一位突尼斯街頭的水果小販因為被警察沒收了謀生的推車,并且遭到了羞辱,因此在市政廳前絕望地潑上汽油,點燃了火柴。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年輕人掀起了一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浪潮 —— 阿拉伯之春。
突尼斯街頭的吶喊穿越了利比亞的沙漠,來到了我們生活的敘利亞,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廣場上擠滿了集會的民眾。
起初,我們只是看到家門口的路上多了很多舉著標語、喊著話的人。我們不是敘利亞人,只是旁觀者,并沒有加入人群中湊熱鬧。那時,我們并不知道這場風暴竟然讓初春也成了滿目瘡痍的寒冬。
事態變得越來越混亂,敘利亞的吶喊中已經有了槍聲,游行開始演化成暴亂,村莊在炮擊聲中被摧毀,一些難民開始逃往黎巴嫩和土耳其。忽然之間,在我們度過六年的平靜生活之后,熟悉的氛圍又重新籠罩了我們,炮彈即將炸到家門口,就像在巴格達一樣。
2011 年初,我們立即做了決定,舉家離開敘利亞。但我們要去哪里呢?我們沒有考慮伊拉克,當時伊拉克依然很亂,沒有工作機會,甚至連電都沒有,難民堆得比底格里斯河的石頭還多,回去就是再跳一次火坑。
這時,三年前在北京觀看奧運會的記憶忽然浮現在爸爸的腦海,那人聲鼎沸、井然有序的社會環境依然讓爸爸記憶猶新。一個千里之外、語言不通的國度突然成了我們可能的救命稻草。
爸爸先給我的大姐夫打電話:“敘利亞要亂了,能不能幫我們辦中國簽證?再找份活干?” 姐夫說要想想。與此同時,敘利亞的情況迅速惡化,走進了漫長的黑夜 —— 代爾祖爾的商場關了門,連我們這里的社區都有人開始收拾行李了。
好在沒等多久,姐夫回了電話,說簽證能辦。那幾天,我們全家天天守在電話旁,心里都在擔憂簽證可千萬別出什么岔子。在焦急的等待中,我們的簽證終于下來了。我們連夜收拾好全部家當,趕到大馬士革坐飛機離開了敘利亞,經土耳其中轉,飛到了中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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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的時候,我們一家人非常難過。在敘利亞打拼六年,我們一家過上了比較好的生活。好不容易重新買的房子,雖然不貴,但畢竟也是通過奮斗重建生活的證明。那是一棟三居室,我們住在最高層,可以俯瞰整個邁亞丁。
我們對這里感情格外深厚。離開這里,就像打破已經建立好的生活秩序,重新回到動蕩之中,面臨對未知的恐懼。這個打擊,我覺得一點都不亞于經歷當年的伊拉克戰爭。
我在敘利亞的學校里認識了很多好朋友。我足球踢得不錯,每次體育課,體育老師會讓兩個班的班長預選球員,我總是第一個被選中的,其他的球員也都紛紛表示想和我一個球隊,我因此結識了很多好朋友,我們經常在一起踢足球。離開前,我還和這群好朋友告別。對于一個十一歲的孩子而言,被迫離開自己的學校,離開自己成長的地方,離開那么多熟悉的朋友,真的難以接受。
父母告訴我要離開敘利亞時,我滿腦子都在想敘利亞,我知道我們會去別的地方,只是敘利亞再也回不去了。正如我們離開伊拉克的時候,就知道伊拉克再也回不去了。
當我們以很低的價格賣掉房子、舉家前往敘利亞的機場時,我們的親戚,還有其他伊拉克的家庭還留在這里,留在戰爭的烏云之下。我們還不知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襲擊和沖突會籠罩在這個國家,有更多的人即將背上行囊在寒風中尋找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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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窗外的大馬士革越來越小,即將飛向土耳其,從伊斯坦布爾中轉北京,我的心情又是激動,又是傷感,又是興奮,又是期待,好幾種復雜的情緒交織在一起。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飛往陌生的國度。那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呢?語言不通、風俗不同,可能連飲食都不喜歡,我能適應嗎?
我出生于戰爭的陰影下,四歲從戰亂中逃離,腦子里全是炸彈爆炸的火光,是敘利亞給了我一個相對和平、安定的家園。可是好不容易建立的安全感,就這樣突然破碎。
在前往中國的飛機上,我想到媽媽說過的那句話——我是一個不該出生的孩子。只是,媽媽依然很慶幸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來到了他們身邊。我也從沒責怪爸爸媽媽把我生下來,我對他們只有崇敬和感激。但這樣一直被戰爭追逐,四歲逃一次,十一歲又逃一次,有時候我也會自問:我來到這個世界,難道就是為了躲避炮火嗎?
我舍不得離開敘利亞,舍不得學校門口賣的煮好后撒上檸檬的美味鷹嘴豆,舍不得袋裝的可樂,同時對中國又懷有一種期待和懼怕的復雜感情,那畢竟是一個陌生遙遠的國度。
我們曾在電影里認識中國—— 李小龍的拳腳、成龍的功夫,我和哥哥以前還學著電影里的樣子,在院子里比畫“嘿哈”的招式。可功夫片里沒說中國人早飯吃什么,沒說他們是不是會像敘利亞鄰里之間那樣和諧,更沒說他們會不會接納我們這些從戰火里逃來的人。
三年前,為了送姐姐出嫁,爸爸來到了中國北京和寧夏,還在北京看了奧運會,回到敘利亞后,他興奮地說:“中國跟這里完全不一樣,是另一個世界,街道很干凈,公交車上的人都很禮貌。”
爸爸還說起過中國的食物,他說北京的餃子咬開有湯汁,寧夏的羊肉和伊拉克老家的一樣香,說得我們這些沒出過遠門的人,心里既癢又怕。媽媽問:“語言不通怎么辦?萬一人家嫌棄我們是難民呢?”爸爸說:“再難,能比在巴格達躲炸彈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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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2 月,飛機降落在北京,姐姐和姐夫來接我們。第一次坐中國的公交車,我呆呆地盯著窗外二環邊上的古色古香的建筑 —— 沒有彈孔,沒有斷墻,沒有硝煙,街上的人腳步從容,不像在面臨戰爭的敘利亞,每個人都急匆匆的,像是被什么追趕著。
姐夫帶我們去天安門,紅墻金瓦看得人眼睛發直,我被那雄偉的建筑和往來的人潮驚呆了,像是在另一個世界。十一歲的我永遠不會想到,就在十四年后,我會在寬闊的長安大街上作為記者報道一場震撼世界的閱兵儀式。
兩周后,我們前往寧夏銀川,車開進永寧縣時,我聞到了空氣里的麥香,和敘利亞的味道有點像。我們住在學校的家屬院里,房子不大,但窗明幾凈。
剛住下沒幾天,一天晚上,臨近半夜十二點,我們聽到外面有噼里啪啦的爆炸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跑到父母身邊:“是炮彈嗎?我們要躲起來嗎?”
媽媽也很奇怪:“不可能這么倒霉吧?難道剛到一個新地方重新開始生活,戰爭也跟過來了嗎?”
爸爸穿上衣服,打開門,我們都愣住了:漫天的煙火像怒放的花朵,紅的、金的,把夜空映得亮堂堂的。院子里,還有幾個和我同齡的孩子在一起燃放爆竹,絢爛的火花照亮了每個孩子的笑顏,無憂無慮。
后來我才知道,原來這就是中國的除夕之夜,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親人們團聚在一起,舉國同慶。
阿拉伯國家也有盛大的節日,比如古爾邦節和開齋節,每逢這些節日,我們也會在晚上放煙花、宰羊、做烤魚、煮庫斯庫斯(非洲小米),熱熱鬧鬧。只是戰爭來襲以后,煙花變成了炮彈光,節日的香味變成了硝煙味,老百姓也不怎么過節了。
中國節日的氛圍,讓人震撼。那畫面我此前從來沒見過,2011 年的除夕之夜,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煙火氣。當我還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時,也曾見過漫天 “煙火”,但那是令人恐懼的煙火。在這里,煙火是寓意祥和、快樂、富足的花朵。
曾經,我心中的世界一直是另一個樣子:無處不在的士兵,隨時響起的防空警報聲,在煙塵滾滾的廢墟之上,導彈劃過夜空。雖然一家六口人還在一起,但我們似乎還從來沒有真正放松下來過一個節日。
直到那個午夜看到了中國春節的煙花,我才知道什么叫團圓,什么叫一家人在一起,放下一切,只要開心。那一刻我才懂,原來不管在哪里,家人團聚的暖是一樣的,只是中國的暖,多了份不用提心吊膽的踏實。
正因為那一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春節是我最喜歡的中國節日。我喜歡融入這樣辭舊迎新的氛圍中,喜歡跟中國的朋友一起共享歡樂。直到如今,每年的春節我都會和家人在不同的城市度過,一起吃團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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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在國際語言學校(后來改叫寧夏商貿職業學校)找到了工作,爸爸主要負責介紹外國學生前來就讀或是介紹中國學生去外國上學,媽媽是阿拉伯語老師。在此之前,學校教阿拉伯語的老師很少,幾乎沒有外國人。
我和二姐、哥哥也都開始學習中文,先是自學,再去學校進行系統學習。那一年,二姐和哥哥年齡大一些,可以去語言班里學習中文,但我才十一歲,年齡達不到進語言班的標準,永寧縣第三小學的校長笑瞇瞇地看著我:“沒事,先到四年級試試,我們一起想辦法。”
插班時,三班的班主任王老師很喜歡我,希望我去她的班里。無論我做什么事情她都會鼓勵我,她是我上小學時最喜歡的老師。
中文太難了,和阿拉伯語完全不一樣。上課時,看著黑板上的漢字,宛如天書。在敘利亞我的學習成績很不錯,可在這里我連題目都看不懂。我很沮喪,感覺自己這輩子都學不會中文。
一下課,同學們就把椅子轉個方向對著我,紛紛在我四周坐下,用永寧縣的方言說:“你是哪里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會不會踢足球?” 那種 “萬眾矚目” 的感覺,不是被排斥,而是像被陽光裹住的暖。因為聽不懂,我像只受驚的小鹿,用最原始的交流方式,只能一直用手比畫。
就是這樣,我被扔進了中文環境里并逐漸學會了中文,直到 2012 年我的中文變得流利。漸漸地,我學會用中文寫字、背詩、考試、寫作文。
難歸難,但說到底這些并非不能承受的困境。我之前遇到的困難是什么,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是的,跟戰爭相比,這些都不是困難;跟戰爭相比,一切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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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夏,我們很快就適應了。這里的大盤雞和我們那里很像,臊子面是我的最愛;出門在外,街上的人雖然能看出我們來自中東地區,但也并不覺得稀奇,對我們報以友善的目光。
在敘利亞時,就因為我們是伊拉克人,哪怕說著同樣的阿拉伯語,也總被當作外人。可在中國,陌生人的眼神里只有好奇與友善,類似偷自行車的事再也沒發生過,人們張開臂膀接納了我,幫我迅速從戰爭的陰影里走了出來,讓我意識到自己在這里真的有了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戰爭會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但善良與淳樸并不會看你來自哪片土地。
我漸漸成了小學里的“小明星”,在學校歷屆的足球比賽中拿了好幾個冠軍。還有一次永寧縣舉辦演講比賽,王老師鼓勵我參加,可對我來說這太難了,我根本背不下那么長的文章。
王老師說:“沒關系,不試試怎么會知道呢?”演講那天,我化好妝,人生第一次穿上燕尾服,走進教室,同學們都震驚了:“艾明,你好帥!”這讓我的壓力突然小了很多。舞臺上,當我演講完,底下掌聲雷動,他們沒想到一個小小年紀的外國人也可以講得這么好。我永遠記得我的小學班主任,她的鼓舞讓我進步飛快。
春節時我們全家團圓,看著窗外的煙花。戰爭雖然把我們從一個家趕到另一個家,卻也讓我們在陌生的中國,找到了比安穩更珍貴的東西:不用擔驚受怕的節日,能安心讀書的教室,還有笑著遞來食物的陌生人。
戰爭最殘忍的是讓你以為安穩都是偷來的,可中國讓我們知道,安穩也能是日子本來的樣子。現在我會說流利的中文,可每次吃寧夏的羊肉時,還是會想起伊拉克的大餅;每次看春節的煙花,還是會想起伊拉克古爾邦節的舊時光。只是那些牽掛,不再帶著恐懼,而是變成了心里的光。中國的煙花,照亮過我們最慌亂的夜晚,也照亮了我們在異鄉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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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的日子里,家鄉的消息像根刺,總在不經意間扎疼我們。那時,我們的電視安裝了機頂盒,可以收看阿拉伯新聞節目。
每天晚上放學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半島電視臺,那時電視上二十四小時連續直播敘利亞的情況,代爾祖爾情況一天比一天動蕩,敘利亞曾經和平的抗議滑向了武裝沖突的深淵。那時,我姨姨家和舅舅家還在代爾祖爾,他們每天都會和我們通話,了解彼此的情況。
我想,這里的人們知道我們那邊是這樣的嗎?因為我并不知道中國人看不看中東新聞,關心不關心那里發生的事。
在慢慢學會了一點中文后,我問中國朋友:“你知道我們那里都發生了什么嗎?”朋友說他們都在關注,并且當時敘利亞的情況全世界都在關注。
作為原本生活在戰爭里的人,我突然發現,原來全世界的人也都在看著我們。原來那些我們以為只有自己在承受的苦難,一直都有人在注視著。盡管殘酷的戰爭讓人覺得孤立無援,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類的悲憫從沒有國界。幸運的是,我們一家逃離了戰火,同時成了戰爭的親歷者和旁觀者。
這種認知,讓我在心里埋下了當記者的種子。新聞就像一座橋,能讓遠方的哭聲被聽見,能讓陌生的人彼此了解。就像這些戰爭難民的遭遇,若不是新聞報道,又怎能讓其他國家的人知道?因為這樣,我從小就愛看新聞,我感到新聞報道是一種非常有價值、有力量的中介,在所有人之間搭建心靈橋梁。我更加堅定了當記者的志向。
我最開始學習中文,只是為了生活的便利,并不了解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但隨著學習程度的加深,通過圖書、新聞,我也慢慢地開始了解中國,這個我正在生活的國家。
尤其是我慢慢地開始能看懂中文新聞了!在我的記憶中,第一個印象深刻的新聞是 2013 年的 “一帶一路” 倡議,當時阿拉伯語的電視臺和中文的電視臺都在報道,讓我知道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正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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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一天,媽媽接到了外公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的外公一直在哭。媽媽著急地跟外公說了什么,也哭了起來。
我們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直到媽媽掛了電話,告訴我們,我姨姨的兒子在街上買阿拉伯大餅時,不遠處突然發生了槍戰,盡管表哥已經及時躲避,但在槍林彈雨之間,一顆子彈仍從他的右下腹部貫穿。表哥忍著傷痛一路回家,不斷安慰姨姨自己沒事。那時,代爾祖爾已經徹底成了戰場,表哥無法去醫院,在家僅靠布條和碘酒治療休養。
我們很想把姨姨和舅舅一家接到中國來。幸運的是,當時學校正缺會做阿拉伯餐的廚師,姨姨和舅舅做飯的手藝都很好,在敘利亞時做的飯菜就是街坊鄰里夸贊的美味。
父母找了很多人幫忙,跑簽證,辦手續,終于在 2014 年,我們把姨姨家和舅舅家接來了中國。他們在學校負責阿拉伯餐,每天都做不同美味,窗口大排長龍。打餐時,學生們會問姨姨:“媽媽,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
如今,我那個中槍的表哥在中國發展自己的事業,成了知名網紅,也就是博主 “老王在中國”,他也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王立軒。在互聯網上,老王通過美食視頻吸引了千萬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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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說:“經歷過生離死別的痛楚,更懂得珍惜來到中國后安定生活的來之不易。”他的話戳中了我們這些人的心底 ——戰爭奪走了太多,可中國給了我們重新擁有的機會。
那個曾經以為自己學不好中文的沮喪男孩,如今已經成了全家中文最好的人。反而是我的父母,一直不擅長中文。當我的姐姐、哥哥都外出學習工作時,我就成了父母的翻譯,哪怕父母去菜市場買菜也要帶著我。
我最頭疼的是幫爸爸還價,攤主說五十,他非要喊二十,我漲紅了臉不想開口,在伊拉克我們連討價還價的余地都沒有。這里的人那么樸實善良,連陌生人問路后都會說“謝謝”,我想說:“該說謝謝的是我。”
我曾是個在戰火里長大的內向孩子,聽慣了防空警報,看慣了殘垣斷壁,以為這輩子都要帶著恐懼活著。
可在中國的這些年,在草地上和朋友們踢足球的暢快、表哥老王視頻里的煙火氣,慢慢融化了我心里的堅冰。有時回寧夏,和老朋友們踢完球去吃面,常常去吃的那家臊子面店的老板還認得我。
戰爭能摧毀房子,卻毀不了人們想好好活著的心。中國給我們的,不是暫時的避難所,而是重新出生的機會。
如今的我,能流利地說中文,能寫長長的文章,能在陌生人面前笑著打招呼,還能在鏡頭面前向全世界展示我所了解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人知道我。我知道,那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廢墟里躲炮彈的孩子,已經在中國的煙火里真正重生了。
《我重新出生的地方》方浩明 著/果麥文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已獲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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