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TI爆火后，我們為什么還在做人格測試？| 編輯部聊天室

200期主持人丨徐魯青

上周，一套人格測試熱潮席卷了朋友圈，SBTI是對MBTI的戲仿，全稱“Silly Big Personality Test”，直譯是“傻乎乎的大人格測試”，借用了MBTI的形式，卻又消解了后者“心理學”或“科學測量”的嚴肅性。

SBTI的流行讓我們重新回到一個并不新的問題：為什么心理測試總能周期性地卷土重來？從九型人格、MBTI，再到今天的SBTI，測試的形式不斷翻新，心理學早已不只存在于咨詢室和學院里，它大范圍地滲入了日常生活。

本期聊天室，我們從SBTI的出圈出發，討論人格測試為何長期不衰，以及心理測試在今天的大范圍彌漫，如何影響了我們對于“自我”的理解。

SBTI測試結果頁面 圖源：視覺中國 季節、顏色、動物：那些有關人格的比喻

丁欣雨：小時候有一段時間挺愛做測試的。當時學校門口會賣很多雜志，里面會有測試題的板塊，不完全是關于心理的，主要是一些性格測試、人格測試。

后來雜志慢慢式微，這些測試就轉移到線上了。比較多的是網易云音樂經常出現一些測試，這種測試的分享互動屬性比較強，其中有個是問你最喜歡的季節、顏色和動物，你先給題目設好答案，再轉發給朋友來做，看看朋友有多了解你。

這些平臺也會和綜藝節目合作推出測試，比如戀綜《心動的信號》第一期都會給嘉賓做，你這個人格是什么類型的食物，和你適配、比較有緣分的類型又是什么樣的。人格分析里還會告訴你：你這樣的人格有多稀有，朋友圈里還會問哪種人格類型沒有被測出來，好像也有一種盲盒抽卡的刺激性。

徐魯青：有一些社交媒體會去測一些令人想不到的分類：比如你是什么顏色、什么食物、什么飲料、什么天氣、什么季節，它本身就是在用另外一種隱喻來描述自我、描述自己的人格。

丁欣雨：MBTI最開始測出來是四個字母的排列組合，但后面大家又會把具體的人格類型賦予一個昵稱，比如INFP小蝴蝶，ENFP是快樂小狗……一定要用更加具象化的表述。

除了人格測試，現在還能引起全網分享的是各個平臺的年度報告。像音樂軟件，年末會給用戶生成一個報告，里面有彰顯你獨特性的內容，比如你最常聽的歌手，你聽的歌詞里出現最多的詞語，也有大的歸類模型，去年網易云音樂的年度報告會告訴用戶你的音樂世界是什么顏色。

雖然這很生動，比如你的音樂世界是藍色、綠色、金色，但每個人對于顏色的理解又有微妙的不同。大家會順著這個理解繼續聊嗎？還是說只要覺得這個分類是相同的，有了互相認證的認同感，也就止步于此了？

《心動的信號》人格測試 圖源：小紅書

王鵬凱：它的傳播方式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類似于過去很多人喜歡發的聽歌報告。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個人說，這個SBTI測試完全是一種病毒式傳播的超典型成功案例。

它有幾個特點。一個是準入門檻低，只要你做題就可以參與。一個是圈層化傳播，在朋友圈、微博這樣的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結果發出來。會形成一種向外擴散的傳播，最后整個朋友圈和社交媒體時間線上都是這個。

另一個是扁平標簽。我感覺做這個測試的人不會真的覺得“我就是要用這個來真實地反映我自己”。大家更多是覺得好玩：我測一個東西，得到一個標簽，然后我就能拿出來跟別人聊：“哦，我剛測出來這個。”這幾個標簽加到一塊，就是一個完美匹配下沉市場流行邏輯的傳播公式。

人格測試能抵抗單一評價嗎？

王百臻：我小時候蠻喜歡心理測試，可能和應試教育有關系。回想起小學、初中、高中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整個人生活的目標非常單一，外部對自己的評價方式也非常單一。在這種評價系統的推動下，任何與好成績無關的心理特質，都可能長期被壓抑，或者被外部否定，最后便會導向一種難以抵制的自我否定。

MBTI里用E和I來區分外傾和內傾人格，在小學，老師和家長也會用一種類似的方式去評價學生。他們會用到的詞是“外向”和“內向”，但這兩個詞之間的價值是明顯不對等的。絕大部分老師和家長都會默認外向的孩子就是更好的。

一方面，你的很多特質其實會被大環境認為是一種錯誤的，或者是需要被矯正的東西；但另一方面，你又能在很多心理測試里面找到一種安慰。如果我們重新看MBTI，它給予了一種你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得到的、對于個體差異性的正視。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批評MBTI的。認為這套話語系統為每一種人格都貼上了一些很美麗的詞語。盡管這個東西的科學性的確還可以討論，但它好像確實提供了一種我們在非常單一維度評價學生的應試教育環境中所缺少的、對于個體差異性的正視。

徐魯青：我覺得另一點是，它會把一些原本我們沒有注意過、也沒有評測過的維度劃分出來。如果我們的人格可以分成四種維度，那這些維度是我們以前沒有認真去注意過的。比如，是更傾向于感受一個人，還是更傾向于用邏輯去思考；是更直覺性的人，還是更經驗性的人。在我們以前對自我的理解里，是比較少這么細地去想這些維度的。

之前采訪安孟竹，她做了一些研究關于心理學本土化。她說，在共和國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開放之間的那段時期，“自我”這個概念是很少被思考的，相關的話語也非常少，“個人”并不是我們去感受外部世界、去感受問題時的基本尺度。所以她覺得，后來心理學話語的鋪開，其實帶來了一種解放：我們開始能夠從自我的層面去感受一些事情。我覺得這一點和百臻剛剛講的很相似，在那樣的環境里，我們很少去思索自己個人更細致的部分，但這些心理測試好像可以帶著我們做到這些。

圖源：視覺中國 心理學在中國四十年里的流行化

丁欣雨：社交媒體上有人開玩笑說：為什么大家一直都這么愛做測試？因為我們就是很愛做題，而且做完了還很愛對答案。

我們以前不太通過心理測試來理解自我，到后來開始對自我進行細密觀察，而且這種觀察一開始還是偏肯定性的。但我感覺現在大家引用的心理學話語，更多是自我否定的傾向。這一次SBTI的結果，很多都不是正面詞匯，帶一點自嘲傾向。現在的“流行病”好像也是一年換一個，前年是雙相，去年是ADHD，今年是前額葉損傷。如果放到10年前，公開說出自己的心理問題或者心理疾病，還是需要很大勇氣。

王鵬凱：這些心理學概念，越來越多地從一開始相對科學、相對學術的概念，逐漸轉向所謂的流行文化，或者偏生活化的場景。但我覺得這兩年它又進一步變成了一種和“抽象文化”掛鉤的東西。大家聊這些，不是把它當真地在談，而是和抽象文化里那種“好玩”、反諷的心態掛鉤。就是它的語境已經在變化了。特別是像SBTI，我感覺它現在就和抽象文化有很大的關聯。你現在不太可能在一個很認真地認識別人的場合里說：“我的SBTI是嗎嘍。”

所以我感覺，這個使用場景是在變化的。特別是“抽象文化”可能會是一個現在越來越凸顯出來的、和時代心理有關的東西。就是什么東西我們都不要那么嚴肅，不要那么認真，抽象一下就可以了。

徐魯青：這讓我想到最開始中國在80年代開始關注心理學，在昆明有一個中德班，由德國的一些做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家開設，后來從這個班里面慢慢就是散開了種子，而80年代到現在的變化里，大家的對心理學的關注點會有特別大的不一樣。

惠州一中高度重視心理健康教育，不僅配備了專業的專兼職心理教師，還建立了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網絡。圖源：視覺中國

最開始大家會去討論更加積極心理學的東西，討論個人成長，雞湯，成功學，很多八九十年代的暢銷書都是關于成功學的。到了現在，更多的注意力會去轉向討論痛苦，還有一些自我沖突等方面，反而積極心理學變得越來越不流行。最開始人們更多把心理學理解成是self-help的工具書，到現在又變成有關抽象文化的東西，這個變化過程挺有意思的。

王鵬凱：self-help這個事情，也就是所謂的自助，在這幾年的學界有比較強的反思。過去很多年里，self-help一直被當作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自我治理技術來對待。包括剛剛講到的積極心理學，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和世界范圍內都非常流行，但到現在，它已經不是主流了。

當時積極心理學，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會被視為助推這種以self-help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自我技術的重要工具。它背后有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問題其實都在系統，但你沒有辦法解決它，你只能去解決自己，讓自己想開一點。但這幾年學界對self-help的反思是：當我們被不斷強調要自助、要自我調節的時候，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的倦怠怎么辦？對這種倦怠的關注，其實和前面所講的那種不斷自助、自我修復，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西方在面對這種倦怠的時候，可能會發展出一些更積極、甚至更激進的思路，比如他們會提出一個叫radical care的概念。它不是說“我們就放棄了，我們就擺爛了”，而是說我們能不能通過一種向外的關懷、向外的連接，去對這個系統做出一些改變。

但這樣的聲音在國內語境里是比較少的。國內的語境可能更像是：當大家感覺系統難以改變，你又不想繼續改變自己，那最后就只能把這一切都消解掉。這可能就是語境的不一樣。于是大家就說，我們別那么嚴肅了，就玩個樂嘛，抽象一下。

徐魯青：你指的這種倦怠，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且一定要從自我開始修復和改變，但這樣的改變其實很困難；與此同時，又沒有辦法訴諸更大的社會系統和結構性問題，于是大家就像無路可走了一樣。

當時做那個心理學系列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是，很多做社科的人都會有一種論調，就是心理學會把責任都推給個人，仿佛社會就不需要承擔什么責任。它好像也是一個很“自助文化”的學科，因為它剖析的是個人經驗。包括在心理咨詢室里，討論的也都是個人身上發生了什么。

但安孟竹的一個觀點是，不同學科有不同學科的功能。心理學去討論個人承受的痛苦，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義的。問題在于，其他學科失去了去承載其他社會問題的功能，所以現在好像只有心理學還在處理個人層面的東西，但這其實不是心理學的問題，而是其他學科缺位的問題。

她也提到，心理學本身內部也有一些創新性的變化，大家會去思考self-help之后，我們還可以做什么。包括在拉美地區會有那種“解放心理學”，把心理學和解放神學放在一起，去關注社會權力結構；還有一些女性主義治療流派。也就是說，后來其實慢慢會有這些東西被綜合起來。

王鵬凱：在self-help的另一個重要語境里，尤其是在西方，女性、黑人這些相對弱勢的群體，self-help其實是一種關愛自己、自我賦能，并幫助自己在弱勢位置中重新獲得力量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某種“弱者的武器”。不是說你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就不能關愛自己了，相反，它可能會從這種自我關愛中生發出一種向外的積極力量。對于那些被認為不值得被關懷的自我，那些只有在勞動或關懷他人時才有價值的生命，自我關懷是激進的。像奧黛麗·洛德，其實就是一個很具有代表性的、去討論黑人女性 self-help 的例子。只是這個語境現在沒有那么被強調了，大家更多強調的是那種以積極心理學為代表的、自助式的東西。

MBTI十六型人格測試????

王百臻：還有一點在于，如果重新去討論心理測試的話，某種自我認知的需求是長期存在的。只不過在不同時代滿足這種需求的，未必都是一些看起來心理學式的工具或者產品。譬如大部分人可能是通過一些更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工具，去滿足自己這樣的需求。比如不論在哪個時代，很多人還是通過譬如星座、血型，或者更直接一點的占卜，來獲得關于自我的某種啟示。這種需求似乎一直都在，我們未必總是通過心理測試的方式來滿足它，或者排解它。

說回心理測試，隨著SBTI變成一個熱議的對象，很多人又把MBTI翻出來討論它的價值。我覺得比較值得注意的點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其實會偏向從諸如“批判偽科學”的角度去重看MBTI。但我自己的感覺是，這種批判雖然可以很中肯，但多少有點脫離我們所生活的現實社會環境。這類批評話語往往只是單純地以這些工具的科學性作為單一維度，甚至延伸為一種對使用者的批判。

但當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個體長期生活在應試教育環境內時，每個人身上的那些與獲取好成績無關的特質，都有可能處在一種長期被壓抑、被貶低的狀態里。對此，如果我們只去看到這些工具本身的缺陷，卻看不到環境的問題，那么這種對于心理測試的評判，以及對于這種真實需求的批評，可能就會顯得非常粗暴。盡管事實上，這些心理測試工具其實確實可能既不怎么專業，又不怎么科學，但它們終歸是把一套可以自助使用的工具推送到了大部分人手上，至少使得他們有機會開始思考和琢磨“自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時也能更好的理解和正視差異存在的價值。

徐魯青：張鸝在《焦慮中國》里研究心理學在中國的歷史。她會覺得，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個比較關鍵的節點，因為當時心理援助第一次以官方身份介入國家的災后救援，有點像是心理治療被正式納入了一種公共治理體系。大家開始借助心理治療去解決一些公共問題，后來它也慢慢被國家視為一種有用的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它開始被國家承認，也有一批港臺地區的心理工作者慢慢進入中國內地，開設更多課程和培訓班。這個過程一方面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打開了它的商業空間。所以后來它才慢慢變成我們現在經常談論、也比較熟悉的一個學科。

2021年4月27日，湖北恩施，恩施州稅務局組織青年干部開展“非暴力溝通”主題素質提升團建活動。活動現場，青年干部們圍坐成圈，通過互動游戲、情景模擬、情緒卡片分享等形式，深入學習傾聽、表達、共情等溝通技巧。（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王百臻： 我們好像也很容易忽略資本對于心理測試模型的推動。心理測試模型看上去像是從心理學延伸出來的通俗化的學術產物，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它也可以是大眾傳播鏈條中的一款產品。MBTI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和資本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首先，資本會推動它，把它推到個體面前，讓大家接受這種敘事。另一方面，企業又會使用這種工具，主動篩選那些符合他們要求的人，或者說，在招聘的時候提前“避雷”。前兩年的一條新聞就曾爆出來。有一家公司只招INTJ這種人格，不招E型人格，因為他們覺得如果一個人太E了，就會比較容易跳槽。

徐魯青：我之前寫過一篇稿子也和這個有關，就是 MBTI進入勞動評估市場，其實有很多世界500強公司在招人之前都是要做MBTI測試的。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版權產品，持有MBTI版權的人，就是在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賣出版權，讓它被別人使用。

它后來其實慢慢變成一種：從我們了解自我的工具，變成了別人篩選我們的工具。或者說，它從我們用來理解自我的工具，變成了我們被評估、被監測的一種工具。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在把對人的監測變得更強、更細密。

《性格販子：MBTI的奇怪歷史及性格訓練的起源》（The Personality Brokers）
[英]米爾維·艾姆蕾 著

丁欣雨：我想到還有一個階段，就是有很多公眾號開始打著心理科普旗號在做內容，比如“簡單心理”或者“KnowYourself”。它們會發一些科普文章，也會有心理測試，你也可以在那里預約心理咨詢師聊天。

魯青其實提出了一個問題：這些測試題是如何影響我們理解自我的？我之前集中測了好幾次MBTI，結果都是同一個，后來我就接納了這個結果，也迅速找到了身邊的“同類”。我們會討論很多關于這種人格的文章，比如怎么進階成一個更高階、能更好運用自己這些特質的人，慢慢建立起認同感。到現在，如果大家問我是什么MBTI，我還是會說當時測出來的那個人格。但過了這么多年，我有點不太敢再測，如果我再測，答案變了的話，我圍繞著這個人格建立起來的那些認同好像都會崩塌。

所以我覺得這種心理測試題更多的不是讓我真正去理解自我。反而很多時候我是在并不直接“認識自己”的過程中認識自己的。比如看一部和我現實生活沒有關系的影片，或者讀一本和我目前境況沒有關系的書。但我可以通過他人、通過和他人的連接，或者通過進入他人的身體和經驗里，去探究一些我尚未找到答案的問題，嘗試給出自己的詮釋來理解我自己。我們一定要通過“看見自我”來理解自我嗎？我們有沒有別的理解自我的方式？

王鵬凱：“簡單心理”出現之前，中國心理咨詢師市場是一個供需很難匹配的市場。有需求的人找不到咨詢師，而那些經過訓練的咨詢師也找不到來訪者。簡單心理相當于是迎合了當時中國互聯網平臺化的發展趨勢，搭建了這樣一個中介平臺，讓雙方都能夠找到彼此。

但與此同時，它又是一個帶有科普性質的平臺，承擔了一定程度上讓心理學知識大眾化的功能。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復合的東西。所以很多人在研究中國“心理熱”的時候，都會把簡單心理的出現當作一個轉折點，認為在那之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黃宣穎分析的角度主要是：簡單心理是怎么影響中國“心理熱”的，或者說它是怎么影響整個心理熱這個大進程的。比如，心理咨詢師的處境因為它發生了什么變化；想要做心理咨詢的人，因為它發生了什么變化；大眾對于心理咨詢這件事情的認識，又發生了什么變化。它相當于是一個中介性的平臺，去實現了這樣的功能。

當然，這里面還有更復雜的部分。因為中國的心理咨詢行業一直是一個缺乏明確標準的環境。原來的認證機構不再提供心理咨詢師認證，簡單心理某種程度上相當于鉆了這個空子，提供了一種民間認證；同時它又通過自己的公信力，也就是足夠專業的團隊背景，來為這種認證賦予可信度。所以這里面的語境其實還是比較復雜的，它和中國整個心理咨詢行業的發展狀況是有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