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看病”到“生活”：華西專家領銜探索成都社區心理服務新范式

封面新聞記者 邱添

4月19日，一場名為“社區愛你一起玩吧”的為抑郁友好而行動、城市藝術共創開幕式在成都舉行。沒有沉重的醫療術語，沒有壓抑的氛圍，取而代之的是孩子們正在制作的拼豆、涂鴉的情緒墻、老人帶來的植物和故事。

這場活動的主辦方之一，是“多彩蝸牛聯合行動組”，一個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醫生張駿教授發起、已持續三年的社區心理服務實踐。而就在10天前，國家25部門聯合印發《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到2030年“80%以上城鄉社區設置心理咨詢室”，要求“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當國家政策落地，成都這座曾誕生“多彩蝸牛”的城市，如何接招？社區心理工作室，究竟怎樣才能不淪為“掛牌空殼”？我們在開幕式現場采訪了“多彩蝸牛”發起人、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教授張駿，以及交子社區書記王鳳蓉、商業街社區書記劉暢。

不建“咨詢室”，建“實驗室”

“如果只是掛一塊‘心理咨詢室’的牌子，再配一張沙發、一張桌子，我敢保證，90%的社區會門可羅雀。”采訪時，張駿開門見山。

國家方案要求社區建心理工作室，但張駿的實踐給出了一個“反向思考”：不要復制一個迷你版的醫院咨詢室，而要把心理服務重新定義為社區生活的一部分。

“多彩蝸牛”目前在成都6個社區建立的，不叫“心理咨詢室”，而叫“心理服務實驗室”或“社區療愈空間”。“我們刻意不掛牌。”張駿解釋，“因為居民對‘心理咨詢’有天然的防御和病恥感，但他們愿意來喝茶、畫畫、玩桌游。”

交子社區書記王鳳蓉對此深有感觸。“以前社區也有調解室、關愛驛站，但真正主動上門做心理咨詢的，幾乎沒有。”她說，“居民覺得，去了就是承認自己‘有病’。但我們的實驗室不一樣，我們搞藝術療愈、搞合香制作，居民是來‘玩’的，但在玩的過程中，情緒被看見了，問題被接住了。”

張駿把這種模式概括為“活動即服務”，每周固定開展非臨床活動，讓居民在參與中自然獲得心理支持。“你不需要告訴別人‘我在做心理治療’，你只需要說‘我去社區畫了幅畫’。”

社區需要“會客廳”，不是“診療室”

劉暢用了一個更形象的比喻：社區心理實驗室，本質上是一個“會客廳”。

“一杯熱茶，一張笑臉，一個能說上話的人。”她說，“這就是前端能做到的。居民來了，不一定是談心理問題，可能只是抱怨工作壓力大、鄰里矛盾多、孩子不聽話。但這些‘社會性煩惱’，恰恰是心理問題的根源。”

劉暢也表示，實驗室通過網格員、微網格員和居民骨干的日常走訪與觀察，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居民中的異常苗頭，從而實現心理問題的“前置解決”。

新的國家方案有一個“飛躍”，它不再只盯著“疾病”，而是把社會心理服務擴展到解決“現實問題”。“一個人心理素質再好，沒有吃的、沒有學上、沒有錢治病，心理怎么可能好？”張駿說。

在商業街社區，實驗室的運作邏輯正是如此。劉暢舉例，一位退休女職工，獨居，疑似抑郁，網購了上百個包裹堆在門衛室不拆不拿。“我們不是直接給她派心理醫生，而這種“前端發現、非標簽化介入”的模式，大大降低了心理問題惡化的風險。是先了解她的生活狀態，通過網格員上門、鄰居關心、社區活動慢慢把她帶出來。”

另一個案例來自電信路社區：一名高中女生因抑郁自傷休學，單親家庭，母親監管不力。醫院能做的有限，但社區通過社工組織、聯席會協調，聯系到一家小酒館讓她去做志愿者。“她在那里找到了價值感，慢慢就走出來了。”張駿說，“這不是醫療解決的，是價值感和社區支持解決的。”

這就是社區心理實驗室的核心。不是替代醫院，而是做醫院做不了的事，改變一個人的“生態系統”。

從“疾病管理”到“生活參與”

張駿用了一個關鍵詞概括“多彩蝸牛”的理念，從“疾病管理”到“生活參與”。

傳統醫療模式是“患者來找醫生”，問診、診斷、開藥、復診。這對重癥患者不可或缺，但對大量處于“情緒亞健康”狀態的人，效果有限，而且容易強化“病人”標簽。

“生活參與”模式則完全不同。不把“癥狀”作為唯一焦點，不要求你承認“我有病”，而是邀請你來參加一次拓印活動、一起做一爐合香。在動手過程中，情緒自然流露，關系自然建立。

“我們采用‘金字塔’模式，”張駿說，“塔基是社區志愿者和社工，提供日常陪伴；塔中是經過培訓的心理咨詢師，處理輕中度問題；塔頂才是精神科醫生，只負責診斷、用藥和危機干預。華西醫院不是關門做治療，而是作為技術后援。”

這也是為什么“為抑郁友好而行動”能撬動全齡參與，青少年來畫畫，上班族來減壓，老人來貢獻智慧。每個人都不是“被治療者”，而是“參與者”和“貢獻者”。

國家方案已出，成都的先行經驗能否轉化為可推廣的模式？

張駿的計劃是：不做“標準化產品”，做“可復制的賦能模式”。

具體來說，將編制“社區心理引導員”培訓課程，把受歡迎的活動做成“工具包”，其他社區可以“拎包開展”，同時開發簡短的效果評估工具，讓數據證明服務有效性。“目標是在2026年，將在成都市6個及以上街道10個以上社區，打磨一套可向全省乃至全國輸出的‘成都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