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項重大發明：催生一個階層出現，還統治中國2000多年

談及中國古代歷史，就必然要涉及“地主階級”，擁有土地這一生產資料，主要以收取地租的方式剝削農民。

問題在于：中國地主階層是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如果不是又是如何誕生的呢？與之相同的問題還有，“文人階層”、“商人階層”等又是如何誕生的呢？

需要說明的是，既然是“階層”，說明不是一兩個案例，而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有一大群專職從事相關工作的人。既然如此，中國何時出現上述階層的呢？這個問題挺枯燥的，但卻是了解中國歷史的必備認知。

商周土地屬于國有

如今，中國土地國有，但鮮為人知的是，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屬于國有。

詩經·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天下皆是王土，周人為何這么說呢？因為周王代表上天管理天下，而天下之土地屬于天帝，于是天下之土皆是王土，即當時沒有私有土地。沒有私有土地，何來地主階層？

其一，因為生產力不發達，田地有限，往往靠近水源之處，容易被周王或諸侯等控制。兼之，當時統治權威還在，一般人也不敢隨意開墾新田而不納稅。因此，中前期沒有什么真正私田。

其二，商周實行的是井田制，一塊地分為九塊（標準的井田，還有不標準的井田，分不了九份），八戶共耕，中間一塊地的收獲歸王所有，其他田地收獲歸農戶和下層領主。

其三，田沒有登記在冊，往往不用納稅，很多人自然樂意開墾私田。但能開墾私田的，往往都是貴族，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非一般人能私下開墾私田。

商周之際，貴族是各種權力和利益的綜合體，既有直接的政治權力，也有包括土地在內的經濟利益（商業權力往往也需貴族背景），他們的貴族身份一旦失去，那么就可能失去一切。因此，即便貴族普遍開墾私田，但因為貴族身份，故而也不能說他們是地主階層。

總之，無論名義上還是事實上，截止春秋晚期之前，中國沒有標準意義上的地主，自然也沒有“地主階層”。既然春秋晚期時還沒有，那么影響中國2000多年的地主階層，到底如何出現的呢？

地主階層如何出現

中學教科書上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其狀況和變化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和變革。中國地主階層的出現屬于生產關系的變化，它的出現就是因為生產力的重大變革。

春秋時期，中國生產力出現重大變化，即鐵器與牛耕的推廣。與西方長期使用塊煉鐵不同，中國在西周晚期就發明生鐵鑄造（山西天馬–曲村遺址出土了公元前8–7世紀的?過共晶白口鐵殘片），但當時應該是小規模冶煉，春秋戰國出現高爐冶煉生鐵，其中高爐由冶銅豎爐轉化而來。

生鐵性硬但脆，不利于沙場拼殺，但利于農具，管子記載管仲使用“惡金”打造農具。更重要的是，高爐冶煉規模較大，考古發現的西漢古滎冶鐵遺址中最大的高爐可日煉一噸，當然春秋時期肯定達不到這個水平，但也很可觀，戰國則進一步發展。

大量鐵制農具出現，可以興修更多水利、開墾更多不交稅的私田，諸侯以及其下的貴族實力迅速膨脹。其中，私田需要農民耕種，史書記載當時提高待遇大量招募井田農民，這是井田制崩潰原因之一。生產力的提高，必然對原有生產關系造成沖擊，于是就禮崩樂壞了。

但對于各大諸侯來說，私田增多好壞參半，好處是自身可以借此增強，壞處卻是下面貴族實力也增強了，其中兩個典型危機案例是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因此，為了適應時代，為了維護統治，為了避免亡國，那么就要變法以匹配生產力的變革，于是戰國列強紛紛變法。

戰國列強變法核心，往往圍繞四點：其一承認私田（最早是公元前594年魯國頒布“初稅畝”，按畝征稅，承認土地私有），對其收稅，同時鼓勵開墾荒地，由此可以收取更多稅收，其二廢除世襲，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也取消貴族世襲俸祿，其三立法，對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升遷獎懲、軍功獎勵立法，其四諸侯國內的中央集權，戰國七雄能實現“軍國主義”，前提是集權。

也就是說，國家一方面承認私田，一方面剝奪封建貴族特權，一方面集權下也不允許封建貴族特權普遍存在，于是原先的貴族階層，其中相當一部分轉化為了地主階層，還有一部分轉化為了文人階層，還有一部分轉化為了商人階層，當然原先的其他階層也可能轉化為這三種階層。

總之，秦漢之際，地主階層成為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的基礎，帝王是地主階層的代表，但當時的經營模式主要還是莊園制，宋代之后租佃制成為典型形式，地租形態逐漸由分成租向定額租轉變。即，春秋地主階層興起，戰國地主階層大發展，秦漢地主階層成為統治階層。

最后，以上是中國社會演化案例，脈絡清晰，一步一腳印又環環相扣，符合演化邏輯，西方文明雖與中國大不相同，但社會內在演化邏輯卻理應有其相似之處，都得遵循唯物主義發展觀，那么以此觀之，西方對古希臘古羅馬等的歷史敘事還有多少可信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