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 | 重寫中國哲學通史的學術嘗試

摘要：武漢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團隊歷經十余年寫成10卷本《中國哲學通史》（學術版），又經過數年的編校，現在終于正式出版。這是我國目前相對最全面、系統、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全書共10卷，其中8卷為斷代哲學史，涵蓋從先秦至現代的內容，又特別設置了少數民族哲學史、古代科學哲學史各一卷。作者團隊以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學養(yǎng)學識，回答了“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闡明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和特點；運用經典詮釋的方法，重視“時代思潮”“范式”及其變遷。

關鍵詞：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通史；經典詮釋；方法學

作者：郭齊勇，男，1947年生，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山東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史、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

來源：原載《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轉載時略有刪減，引用時請核查原文。

新近，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編的10卷本學術版《中國哲學通史》，這是我國目前較為完備的一部大型中國哲學史。

編纂《中國哲學通史》的想法起于2006年，提議者是江蘇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編審，他當時任總編助理。我與府建明編審于2007年3月通過電子郵件反復磋商，及與部分作者討論，初步形成共識：本著自愿的原則，以武漢大學中哲史教研室教師及由此畢業(yè)多年的校友同仁作為基本的作者隊伍；所著書的定位，乃大型、系列、學術版，而不是一般教材和普及讀物。嗣后，我們兩次在武大召開編寫工作會議，研究確定編寫本書的主旨、方法、綱目及分工等問題。2008年開始寫作，到2018年前后最終完稿，時光荏苒，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拖得這么久，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2018年以后至今，以編校、印制工作為主，每卷都反復校對，至少有四個校次。

以下我談談編寫這套叢書的若干心得。

一、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的“問題”和特點何在？

關于中國有沒有哲學的追問，涉及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曾經一度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國內外都有人對“中國哲學”這一提法表示懷疑，認為中國只有“思想”而無“哲學”。究極地講，這涉及到“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問題。中國有無哲學，首先涉及到對“哲學”的定義問題。我認為，“凡是思考宇宙、社會、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范疇。”[1]所謂大問題，即何謂“天”、何謂“人”的問題。關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嚴與價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康德曾經區(qū)分兩種哲學的概念，一種是宇宙性的，一種是學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學概念，即把哲學當作關乎所有知識與人類理性的基本目的之關系的學問。這種定義把哲學視為人類為理性立法的學問，或視為人類探求終極價值的學問。這與儒家的“至善”觀念是契合的、相應的，用北宋哲學家張載的話來說，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子語錄》）。

我們不僅認為有“中國哲學”或“中國有哲學”，而且肯定“中國哲學”有其特質與優(yōu)長，故我們強調“中國哲學”學科的正當性、自主性。可以說，時至今日，那種“靠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史料任意地梳妝打扮、削足適履的狀況已屬過去”[2]。

關于中國哲學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關懷與問題，圍繞著天道、地道與人道的關系而展開，或者抽繹為“道”，具體展開為道與人、道與物、道與言等。宋代以后，道的問題轉化為理或心的問題[3]。

我們早就分析并概括過，中國哲學關注的若干問題或向度是：“一是人與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與自然或祖宗神靈，即廣義的天人、神人關系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天地(或地)的關系，是宇宙論，尤其是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包括今天講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三是人與社會、人與人、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社會倫理關系問題；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心性情才的關系問題，君子人格與人物品鑒，修養(yǎng)的工夫論與境界論等；五是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象數思維，直覺體悟的問題；六是古今關系即社會歷史觀的問題。”[4]司馬遷曾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事實上除天人問題外，中國人尤重社會政治與歷史發(fā)展，關注并討論與古今相聯系的諸問題。這些都是中國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我看來，“與猶太—基督教式的創(chuàng)世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沒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上帝”[5]。正如美國漢學家牟復禮所說：“無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強調倫理和社會事務上的理性，它的知識問題很少涉及那些無法用道理來闡明的信仰。”[6]我們觀察中國的宇宙論，尤其突出表現為生成論，這種觀念格外地表現為存有的連續(xù)性和有機性。中國人認為宇宙的各個部分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而且宇宙的發(fā)展也不必依賴于任何外在力量。中國哲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氣論傳統，特別是關于宇宙自生、創(chuàng)生的觀念，這種觀念在傳統哲學的不同學派那里基本上都是存在的。這與西方哲學有極大不同。西方哲學有更為鮮明的本體論、認識論取向，強調以知識為中心，表現為一種近乎概念游戲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國哲學的“著重點是生命與德性。它的出發(fā)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圣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7]。可以看出，“這里沒有西方式的以神為中心的啟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賢傳統下的人格修養(yǎng)與生命生活的實踐，在現實中對生命意義的追求”[8]。

在這樣獨特的問題意識與哲學問題下，中國哲學有許多獨特的范疇、觀念和論域，比如說天人關系論、群己關系論、修身治國論、天道性命論、心性論、工夫論與境界論、知行關系論、古今關系論、道德直覺、智性直觀等論說。

中國哲學有什么特點？在前賢探討的基礎上，我把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概括為以下七點：存有的連續(xù)與生機的自然、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chuàng)造革新、德性修養(yǎng)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9]。

二、經典詮釋的方法學

對于上一輩與我們這一輩中外哲學史工作者來說，黑格爾與馬克思的“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哲學史觀與方法論原則，是深入到骨髓中而很難動搖的。當然，我們今天所強調的，與上世紀80年代所堅持的，側重面及程度等都有所不同。過去是邏輯偏勝，今天我們更重歷史的樣態(tài)；過去喜歡畫邏輯圓圈，今天更喜歡爬梳歷史的細節(jié)。我在主編本套哲學通史時，在堅持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前提下，有意識地希望各位作者重視歷史的細枝末節(jié)處，并對此去做深入考察。沒有生動豐富多樣的歷史材料，憑什么抽繹出相應的邏輯？當然，反過來，沒有邏輯線條，只是堆砌的材料，又如何梳理出史論統一的哲學史？

我們強調對第一手原始資料的爬梳詮釋，對已有主要研究成果的消化、揚棄，充分吸收百年來、特別是近70年來發(fā)現的新資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同時強調要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洞見，做到既扎實厚重，又見解卓特，力求突破傳統的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框架。

30多年來，哲學界流行的是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這已成為新的主流的中國哲學史方法學，也是本書主要的方法學。

例如，本書《秦漢卷》的作者注意到，馬王堆帛書《易傳》中《要》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與思想價值，因為它彰顯了孔子在《周易》解釋學上的重要貢獻。孔子在《要》篇中提出的“以德知易”或“以德占易”等解釋觀念，正是他總結春秋末期以德解占等人文主義解釋路徑的結晶。“‘我觀其德義耳’，這個觀點是孔子對《周易》解釋學作出的重大貢獻”[10]。這意味著中國解釋學的傳統淵源有自，且獨具特色。作者又注意到，在漢易解釋學中，象征主義占據了主導地位。《周易》解釋的象征化，即是執(zhí)行“象思維”的結果。易學的“象思維”，即以“萬物唯象”的預設為前提，通過爻象、卦象對宇宙做出整體性的理解與詮釋。“象思維”在漢末易學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運用。

在關于經典詮釋的書寫中，我們特別關注“時代思潮”。受梁啟超先生“時代思潮”理論以及此后學者們相關研究的啟發(fā)，我們對此有充分的自覺，而各卷的作者也都抓住了這一關鍵。既然是“時代思潮”，自然有其主流、旁支等復雜系統的演進，以及緣起、萌發(fā)、高潮、延展、平復、余韻等一系列階段。比如，魏晉玄學作為時代思潮，其主流地位，一方面表現為自漢末至東晉時期不斷有偉大的玄學家涌現，推動著玄學持續(xù)走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這個時代思想文化的最強音；另一方面還體現在玄學的影響力逐漸輻射開來，不僅深刻地塑造著這一時期的精神氣質與社會風尚，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本時期的道教、佛教以及儒學，促進了玄學化的道教、玄學化的佛教和玄學化的儒學的陸續(xù)涌現。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而絢爛的哲學思想圖景。

作者們同時也強調體制、傳統與“時代思潮”的交互作用。例如，本書《明代卷》的作者認為：思想的主體首先是作為個體的人，因而所謂思想也首先是個體的思想，或者說是形成于個體而為社會群體所接受、所認同的思想。但個體又生活于一定的時代，所以時代與社會的結構與特色也必然會在其思想中打上烙印。那么，所有這些社會歷史方面的條件又將如何作用于思想主體呢？或者說時代思潮、社會歷史條件與個體思想的形成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這也應當是哲學史所必須討論的問題。

在對經典詮釋的哲學史敘述中，作者們抓住“范式”及其轉換、變遷，進而深入闡發(fā)。

一般認為，漢代哲學確立了“經學”的表達范式，其中《春秋》公羊學、《洪范》五行學和易學的成績最為突出。《秦漢卷》的書寫表明，漢代所開創(chuàng)的“經學”范式，對于今天我們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仍具有很大啟示價值。本書《魏晉南北朝卷》的作者認為，任何詮釋活動都有其兩面性，這對于深受孔子“述而不作”觀念影響的儒家經典注疏傳統而言尤其明顯：一方面，由于經學家首先要肯定經典中保存著圣人的“微言大義”，經典詮釋以揭示與還原經典中的“微言大義”為鵠的，因此經典解釋也就具有了封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圣人的“微言大義”往往表達得非常隱晦、微妙，客觀上造成了解釋者對“為經之旨”“必當之理”的把握存在差異，因而經典解釋又具有了開放性的一面。也就是說，經典詮釋存在封閉性與開放性之間的張力。正是在這種封閉與開放的兩面性的張力之中，中國傳統的經典解釋學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開辟了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詮釋經典也自然成為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哲學活動。晉代經學家范寧的《春秋穀梁傳集解》作為一部詮釋《春秋》、解讀《穀梁》的佳作，就同時兼具這樣的兩面性。范寧探討了“經”與“義”的關系，提出“經以必當為理”的解釋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經典本身并不是解釋所要探尋的終極目標，解釋關注的恰恰是經典背后的那個“義”。因此，中國古典經學強調并重視“凡例”，這一取向并非完全從把握“事”的方便的角度考慮，其中更蘊涵著經學家對“義”“例”關系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說，經學家們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些嚴整而精妙的“凡”“例”，而是潛藏于這些凡例背后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經典的“意義”存在兩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文本之“意”，其次則是文外之“義”。所以，“事”—“例”—“義”的微妙互動構成了一種頗具特色和創(chuàng)造性的解釋學循環(huán)，成為傳統經典解釋學的重要范式。

三、本書的學術貢獻

本書是多人合作的集體成果。個性凸現的人文學成果采用集體、團隊合作的方式，已經很不時髦，常為人所詬病。但我認為，像這樣大型的、非一人一時所能完成的人文學成果仍然需要多人合作。這當然需要協調，使全書的基本觀點和評價大體保持相對一致。

我們在最初啟動時就在作者編寫會議上確定：在全書大體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各卷作者發(fā)揮特有的智慧和學術優(yōu)勢，保持觀點和評價的個性，以體現各卷的相對獨立性。各卷作者自己去把握全卷，各章詳略可以不均，有獨見的可以多闡發(fā)。我們鼓勵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強求統一。如關于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的思想定位，本書就并存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是理學余緒，一種認為是后理學思潮。當然，這兩種看法也不是絕對對立的，各卷自身有其內在邏輯理路，都能自洽自圓。

在本書出版之前，我國學界尚沒有全面系統的中國哲學通史。侯外廬先生主編的是《中國思想史》而不是哲學史，沒有續(xù)完；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因種種原因也沒有續(xù)完。本書是從先秦至現代相對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難以有同類的新成果可以取代。

本書特別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包含對新出土的簡帛資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視。《先秦卷》有專章討論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思想，《秦漢卷》運用了新出土的簡書與帛書資料。這也體現了作者對楚地簡帛研究新成果的重視。

本書的作者對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在發(fā)展過程中與社會歷史文化的密切關聯有深度理解，并通過提煉的功夫，把關注度聚焦于哲學問題、命題與范疇。

本書對中國哲學史上每一斷代的時代特征與時代思潮、重要流派、學術特點做了深入研究。例如《魏晉南北朝卷》對作為時代思潮的玄學思潮及當時的儒、道、佛學及其關系做了細致的考察，《宋元卷》對道學（理學）思潮及發(fā)展過程做了詳實的梳理，并指出其特色。《明代卷》指出，宋明理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發(fā)展的高峰，但在宋明之間，又存在著“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的不同追求。之所以會形成這一差別，主要是由宋明兩代不同的政治生態(tài)造成的。

本書各位作者都有個案研究基礎，在此基礎上對本卷哲學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做了深入的評析和闡釋。我在甄選各卷主要作者時，充分考察了作者對本卷典范人物所做個案及斷代研究的基礎，特請各作者在原有基礎上更上層樓。

本書對中國哲學史上的哲學問題、概念、范疇、命題及其演變史，做了有深度的發(fā)掘和探索，并提出了新的見解。

如《古代科學哲學卷》認為，在古代相關的科學與哲學思想中，已經逐漸形成了若干個概念群或概念集合，這包括陰陽、五行觀念與概念的集合；象、類、數觀念與概念的集合；陰陽、五行觀念和概念與象、類、數觀念和概念的集合；陰陽、氣觀念與概念的集合；天人、因、宜、地、時觀念與概念的集合；天道、道、天數、數觀念與概念的集合。毫無疑問，“以上概念系統包括其集合關系是具有重大范式意義的，其將對以后的科學及相關哲學思想產生深刻且深遠的影響”[11]。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古代科學與哲學范式的確立時期，同時也是科學或知識活動為哲學思想提供重要觀念、概念以及思維和方法的重要時期，因此考察或了解這一時期的科學背景，對于認識哲學的特性來說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書重視對此前及當代中哲史學術成果的關注、借鑒與提升。

例如《宋元卷》考論宋、元哲學，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學演生發(fā)展的時代條件、思想趣向、學術淵源與理論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學演生發(fā)展的歷史脈絡與邏輯線索；既注意以中國哲學的傳統概念、范疇來概括宋、元哲學的思想內容與理論系統，也注意從本體、功夫，或發(fā)展、知識、價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學的理論得失。在這種考論與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鑒已有的宋、元哲學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來宋、元哲學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凸顯自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宋、元哲學經典的考論詮釋，以及自己對宋、元哲學理論價值的理解評斷。在繼承以往成果、總結得失的基礎上，“關注時代的變遷與學術方法的更新，不斷地完善在哲學史范圍之內研究宋元道學的方法系統，推進宋元哲學研究”[12]。

《清代卷》強調“后理學時代”的問題意識及其轉化。作者定義“后理學時代”，“即是以廣義的理學（包括氣學與心學）為理論批評與改造對象的時代”。其“哲學問題意識均來自理學時代，但他們對理學時代的諸命題進行了理論的改造，或從反命題的角度重新闡述理學時代的問題”[13]。作者認為，清初哲學在哲學性質上屬于“后理學時代”的哲學，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學批判者的姿態(tài)出現的，他們的哲學命題、范疇概念主要來自于宋明理學，但往往是以反命題的形式出現的，有些范疇、概念的具體規(guī)定與內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作者認為，乾嘉時代的哲學以道論為其形上學，以“人文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經學家戴震與史學家章學誠是該時代哲學的兩面旗幟。戴震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典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章學誠開創(chuàng)了歷史文化哲學學派。“后戴震時代”的哲學致力于鍛造哲學思考的語文學（Philology）工具，在哲學思考的規(guī)模與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這里提出的“人文實證主義”方法論，是作者的創(chuàng)新。

本書《少數民族哲學卷》對我國各民族哲學的多樣性做了初步探討，旨在豐富我們對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地位的認識。中國各少數民族哲學和漢族哲學一樣，呈現了獨具特色的哲學思維，這些哲學思維顯然是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絕不應被排斥在中國哲學史之外。因此，在哲學史的編纂中，特別是在中國哲學通史的編寫中，自然須將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納入視野，自覺將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納入到中國哲學史的論述范圍中來。鑒于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特殊性，本書特別論述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哲學，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學觀念、中國化的伊斯蘭教哲學、中國藏傳佛教哲學與因明哲學等。在此基礎上，特別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的哲學文化選擇，并對壯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學進行了具體探討。本卷還根據全球性現代化理論的哲學史方法論意義，闡明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的近現代轉型，基本精神是探討全球變局中的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近現代哲學的歷史進程，并分疏了其中的問題與思潮，對其現代轉型進行了個案分析，解剖了壯族、回族、滿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現代哲學轉型。

本書對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的若干問題作了闡述。中國古代知識或科學向度與哲學的關系一直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絕大部分著作對于哲學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學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于知識或科學活動中的哲學認識或關心同樣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本書彌補了這一缺失。

《現代卷》研究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哲學家們對于強勢的現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構，以及采取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不同立場的哲學思想家之間具有深遠啟迪意義的思想論爭，由此凸顯了這一時段哲學思想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歷程，為當代哲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國文化思想的應然走向。

我們的初衷是承前啟后，能代表現時代中國哲學史的最高研究水平。這個目標未必能夠達到，若本套哲學通史對深入發(fā)掘、探討中國哲學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進，則幸甚。

注釋：

[1][4][5] 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中國哲學史》2018年第1期，第32，32，33頁。

[2] 郭齊勇：《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哲學》，《光明日報》2018年12月10日第15版。

[3] 參見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第32頁。

[6]［美］牟復禮：《中國思想之淵源》，王立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頁。

[7]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頁。

[8] 郭齊勇：《中國哲學：問題、特質與方法》，第33頁。

[9] 參見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9頁。

[10]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0頁。

[11] 吾淳：《中國哲學通史·古代科學哲學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頁。

[12] 田文軍、文碧芳等：《中國哲學通史·宋元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頁。

[13] 吳根友：《中國哲學通史·清代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