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蛻變，一首雋永的史詩

北京自元代開始成為大一統王朝的政治中心，始終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有一套獨有的運行模式與邏輯。

進入20世紀之后，中國在國家層面經歷天翻地覆的歷史大變革，北京也經歷從帝都到國都、故都的身份演變，1949年之后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國家命運的起伏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投影。

在將近50年的時間里，北京上演了眾多政治與文化事件，堪稱一部帶有起承轉合的電影劇本。

書名：《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

作者：王建偉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朱自清曾評論：

北平之所以大，因為它做了幾百年的首都；它的懷抱里擁有各地各國的人，各色各樣的人，更因為這些人合力創造或輸入的文化。

林語堂曾用具象的細節描述出的歷史場景：

滿洲人來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歐洲的白種人來了，以優勢的武力洗劫過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現代穿西服的留學生，現代卷曲頭發的女人來了，帶著新式樣，帶著新的消遣娛樂，老北京也不在乎；現代十層高的大飯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壯麗的現代醫院和幾百年的中國老藥鋪兼存并列，現代的女學生和赤背的老拳術師同住一個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學者、哲學家、圣人、娼妓、陰險的政客、賣國賊、和尚、道士、太監，都來承受老北京的陽光，老北京對他們一律歡迎。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王建偉教授在新著《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一書中，將近代北京置放在近代中國大歷史的框架之下，截取若干典型事件、現象與文本，通過政治、文化與社會的多維視角透視，交織呈現北京從一座傳統帝都到近代城市演進過程中的紛繁畫面。

例如——

市政建設是民國北京走向城市化的重要因素。與沿海城市相比，近代北京在城市建設方面相對滯后。八國聯軍入侵時期，皇室逃離，國都被入侵者控制，但與此同時，北京邁出了建立近代市政體制的實驗性一步。聯軍退出之后，清政府開始推行“新政”，對北京的市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借助于使館區的建設， 城市風貌開始發生部分改變。一直到清朝覆滅之前，國都局勢相對穩定，鐵路、城市道路、電力照明、自來水等在一些區域修建。這些城市基礎設施改善了市民生產與生活條件，構成了北京 近代城市化的物質基礎，新式交通工具、通訊工具、郵政體系的 應用更是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附著其上的思想觀念與人際 關系。

——《近代北京城市化進程的最初圖景》

騾車，山本贊七郎攝于1880年代。

1902年一輛馬車，車把式正在給牲口喂草料，遠處是被炸毀的內城的西北角樓西側。

1930年代的西洋馬車

1930年代的人力車夫

20世紀初舉行的北京——巴黎汽車拉力賽，汽車敗給了北京爛泥塘。

1924年，北京城里的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開通。

民國北京是一個異常紛繁與復雜的城市個體，不同群體并不能夠共同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相同記憶。對于王府井與天橋而言，二者都是外人認知民國北京的重要載體與媒介，如果只以一點觀察北京，必然影響人們對城市的基本感知。

1924 年，林語堂就提醒那些“凡留美留歐新回國的人，特別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門外走一走”，因為一出哈德門外便可領略到“土氣”。這種“土氣”足可以“使他對于他在外國時想到的一切理想計劃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國做事看得太容易”。

1927 年，從上海來的作家葉靈鳳對北京發出感嘆:“當我從東交民巷光澤平坦的柏油大道上走回了我們泥深三尺的中國地時，我又不知道那一個是該咒詛的了。”

——《消費空間與北京文化新秩序的構建》

民國時期的王府井大街商鋪林立。

上世紀40年代，一對夫婦帶著孩子逛王府井。

民國時期王府井的沿街店鋪。

王府井大街上，小男孩專心致志地看編草人。

光緒年間，天橋的高橋身被拆掉，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橋。圖為改造后的天橋舊影。

“酒旗戲鼓天橋市，多少游人不憶家”，光緒末年，天橋一帶逐步形成了以娛樂、百貨為主的平民市場。此圖為天橋北望，延伸出去的石道是前門大街最南端。

永定門往北走是天橋，圖為天橋十字路口。

民國年間的天橋公平市場。

王建偉認為，從表面看，作為曾經的“帝都”，既有前清貴胄遺老，也有大批民國政要，同時駐留著數量可觀的外交官群體以及多國僑民。由于高校林立，大批新式知識分子在此聚集。除此之外，本地居民以及外來人口占據底層社會的大多數。不同群體之間雖有交集，但分享不同的城市空間，更多是在各自專屬的軌跡中前行。

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在時空中交錯，特定的人口結構、階層結構培育出北京多維雜陳的城市特質，它們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既是古樸的，又是歐化的；既是貴族的，又是平民的，哪一種類型的文化都有特定的擁躉與市場，沒有哪一種力量能夠完全占據主導地位。

如果拋開這些外部表象深入到城市深層可以發現，北京正在掙脫“帝都”身份對它的各種限定，成長為一座現代意義上獨立的城市實體，這是明清以來幾百年間一個根本性的大變化。

不管是新的地方行政機構的創設、城市管理體系的調整，還是新生政權對北京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的不斷演變……這些跡象一時表現的并不“張揚”，但相互疊加累積，展示出制度性變革的力量，預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猶如“新酒”裝入“舊瓶”。

從外在樣貌看，北京這個“舊瓶”最初變化不大，但因“新酒”的源源流入，持續浸潤瓶壁，發生化學反應，留下“浸漬”，“舊瓶”因內部分子結構的變化而不再是那個“舊瓶”，“新酒”也會受到“舊瓶”的反作用影響，不再是原來味道。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關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不妨讀一讀王建偉教授著《舊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會變革與文化演進》一書。

作者簡介：

王建偉，1979年出生于內蒙古通遼，2008年7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2022年底調入中國人民大學，現為歷史學院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近代北京城市史，重點關注城市空間、城市文化、城市書寫等問題。

圖 | 韓立恒、徐家寧、高一丁、李哲、秦風老照片館、杜克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等

文 | 王建偉

編輯 | 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