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女兒在斯坦福設“王耀武獎學金”，唯一要求：大陸學生優先

“我是父親唯一的女兒。”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王魯云亦是唯一一個來到大陸探望老父、熱愛中華文明，關心國家大事的孩子。

父與女：“嚴厲的軍人，仁慈的父親”

1935年，王魯云在江西南昌出生，排行老三，她記得，兒時隨軍，父親歸家后，總第一個抱她：“三姑娘，我的三姑娘喲。”

但若是忙起來，就算是碰上她的生日，王耀武也“三過家門而不入”，她不介意，因為總能收到父親托人送來的小玩意，布娃娃、草螞蚱……不值錢，但她能開心一整個晝夜。

“回家，離家，父親好像一直在重復這個動作。”

1946年，王耀武一家遷往山東濟南。次年，解放軍攻勢猛烈，王耀武安排家人二次遷移，前往青島。

那一年，王魯云十二歲，已經是知事的年紀了。模模糊糊記得：“母親帶著兄弟姐妹們，坐著飛機去了青島，后來又從青島去了上海。”

剛到上海，就收到了王耀武被俘的消息。“什么心情？首先是不敢置信，可第二天各大報紙就刊登了新聞，由不得我們不信。”

1956年，中央宣布，對國民黨被俘軍官進行改造，王耀武作為國軍重要將領赫然在列。而王魯云和母親，已經受親故照拂，去往了香港生活。

腰包闊綽的時候，香港是紙醉金迷、花柳繁華之地，但孤兒寡母，家主失勢，他們即將面臨的是窮困潦倒的日子。

“七個兄弟姐妹，還有兩個堂兄弟，九張嘴要吃飯，但父親被俘之后，再沒人理我們了。”

在王魯云的記憶里，來到香港的前幾年，她除了校服，沒穿過別的衣服。怨嗎？似乎沒有時間去怨，“我們在香港也想營救父親，為此，還被不軌之徒騙了兩三萬元。”

饒是如此，她提起王耀武，依舊滿眼孺慕，她稱他為：“嚴厲的軍人，仁慈的父親。”

久別重逢：上京探老父

王耀武前往北京受訓之后，毛主席指示，可寬大處理，并很可能得到釋放。

他認真勞作，1958年，前往秦城公安部農場勞動鍛煉，他在學習農耕知識的同時，還要負責傳達文件資料，可謂是“文武兼備”。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第一條規定，戰爭犯王耀武已關押十年，在此期間，棄惡從善，符合特赦條件，予以釋放。”

在大會上，王耀武熱淚盈眶地接過了特赦通知書，老半天，哽咽不語。

此后，他被安排在紅星人民公社果木隊工作，一年過去，他逢人便說：“我會培植蘋果、草莓、葡萄、梨子，現在也算是個技術農民了。”

60年代開始，他進入文史軍事組，負責撰寫文史資料，多為北伐、抗日、圍剿等資料，人人都知道，文史工作室有一個“舊將軍”。

1964年，王耀武由侄兒陪伴，參觀了鄭州、西安、洛陽、延安等地，他觸目所及，人民面目平和，大地安寧，此刻，他才重重地點了頭：“我現在相信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家國安泰，高層開始關心起來舊國軍將領們的婚戀情況，并傳達了總理的指示：沒有成家的要抓緊時間成家，妻子在國外的可以接回國，在國內已離婚未改嫁者爭取復婚。

此時，王耀武的妻子鄭氏已經定居哥斯達黎加，兒女也多赴美國留學。接到接親指示后，王耀武多次去爭取妻子回國，但最終，只等來了自己的三姑娘。

“1965年的一天，家里電話響了”，王魯云還記得很清楚，“電話那頭，周總理說得知父親的家人在香港，于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問我想不想去見一面，去北京。”

她得到消息后，帶著女兒惠珍——她早已成家立業，嫁給了香港富商黃振輝。

“我們先坐火車，到了廣州，后來又坐了飛機去北京。”她既期待，又害怕，多年未和父親聯系，他是何模樣？身體康健否？

兒時，父親笑話她：“你的山東話不行啊！”她想，闊別大陸多年，也早已分不清，她的鄉音是自小就沒打牢，還是說，到底生分了。

那一天，北京的街燈很暗，她說：“人們都穿著厚厚的棉襖，很樸素。”她見到了父親，怎么看，都和街上任何一個裹著棉襖的老爺子別無二致，可她還是哭了。
王耀武患上了帕金森癥。

在場的，還有宋希濂、杜聿明等人。“我給他們買煙、牙膏、肥皂、牙刷、花生米、糖果……這些都是在友誼商店買的，他們穿著人民裝，拿著我送的這些禮物，高興的不得了。”

這次重逢只有短短的一周。離別前，王耀武躺在床上，拉著王魯云問道：“你生的三個女娃，沒有生男孩，公公婆婆沒有欺負你吧？”香港重男嗣，可王魯云搖搖頭，說一切都好。

設立獎學金：“大陸學生優先”

1968年7月3日，王耀武與世長辭。

2006年，王魯云在斯坦福大學設立了“王耀武獎學金”，該獎學金頒發給成績優異的中國留學生，同時，規定“大陸學生優先”，其次才是臺灣和香港的學生。

父親一生只希望祖國統一，家國安平，他在大陸生長、養老、離去，王魯云此舉，有紀念，更有助益，多年來，她一直活躍于香港和大陸間教育界，為促進兩地教育交流往來而奮進。

她也并未如王耀武料想的那般誕下一個男孩，可全香港都知道，黃家有“五朵金花”。

長女惠珍早年擔任山東省政協委員，曾提議安排一個展示王耀武抗日救國形象的紀念館，次女惠琪經商，在香港俊業資源有限公司擔任執行董事，三女惠君從事文化事業，擔任香港弘立書院主席，四女惠菁為社會學博士，是一位關心女性處境的學者，幺女惠婷為心理學博士，亦在學界發光發熱。

當年那句“一切都好”，既是現狀，更是許諾：往后的很多年，我會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