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蘭州大學處分誣告學生

文/郁風

蘭州大學近日被推上風口浪尖，先是有學生在微博舉報自己老師課堂上抹黑抗美援朝，接著蘭大給出回應：經調取課堂視頻、與上課學生核實，情況為：在講到抗美援朝戰爭影響及意義時，授課教師引用了網上曾經出現的“一得九失”等錯誤觀點，并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老師上課引用錯誤觀點是作為反面教材予以批駁，能夠讓學生更全面的了解朝鮮戰爭的意義，是再正常不過的教學方式。然而，某位學生拍照后斷章取義，發至網上進行舉報，是不折不扣的誣告。

遺憾的是，蘭大在回應中表示“將繼續強化對教師的培訓，切實提升教師教學水平，持續提升教育教學質量”，并無談到對誣告學生的處罰。

要知道，該學生對老師發起的是極其嚴厲的指控，若非有課堂視頻和其他學生為證，該老師輕則面臨停職免職，重則面臨牢獄之災。《刑法》中有專門的誣告陷害罪：“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誣告學生不僅道德敗壞、手段卑劣，更涉嫌違法。

在發起舉報，意圖置他人于死地時，舉報人就應該考慮自己將承受的后果。如果舉報屬實，那被舉報人應該受到處罰，如果舉報不實甚至是惡意構陷，那舉報人應該承受誣告的代價。否則，舉報有獎，誣告無罪，誣告不需要任何成本，那豈不是變相鼓勵人人舉報，人人告密？

誣告者既然是985高校歷史系的學生，不可能不知道歷史上的告密之風：商鞅曾鼓勵秦國人告密，甚至鼓勵鄰居舉報鄰居，兒子舉報父親，并制定刑罰“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不告密會被連坐。

武則天為了鼓勵告密，規定地方官府需給告密者準備馬匹，按五品官的標準供給飲食，告密內容如合武則天心意可以加官進爵，告密不實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不敢說話。

康乾兩代更是大興文字獄，鼓勵大眾斷章取義、牽強附會進行舉報，“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在某些時候，乾隆明知是冤案，也要下令將被舉報者處死，甚至地方官員如果處置不力，連帶問斬。乾隆想傳達的是，即便是冤案也如此大開殺戒，那如果是真的不得九族問斬？在這種高壓環境下，人人戰戰兢兢，互相防備互相告密，甚至不敢寫東西唯恐被人捕風捉影舉報。

這種高壓恐懼的環境造就了清朝思想文化成為一潭死水，而同時期的西方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資產階級革命后，出現了思想文化的高度解放，進而促進了科技工業的高速發展，幾十年內就將同時期的中國遠遠甩在了身后。

沒有思想文化的自由和繁榮，就不可能有科技經濟的繁榮和開拓。眼下互聯網隨著用戶群體下沉和質量下降，出現了一股敵視知識，尤其是敵視文科的風潮，進而助推這股舉報高校教師之風。矛盾的是，他們一方面宣揚“尊師重道”，呼吁發揚“中華優良傳統”，一方面又鼓勵學生舉報老師。

一個把老師視為敵人，處心積慮想舉報扳倒老師的學生，對老師會有多少尊重可言？若長此以往，老師授課時戰戰兢兢，只敢照本宣科，把臺下學生視為監視者，學生則把老師假想為敵人，費盡心機搜羅老師可能的“錯誤”。

這樣的課堂，這樣的氛圍，這樣的師生關系，如何培養人才？如何弘揚教育？如何形成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思想氛圍？

武則天時代，官員魏玄同被誣陷處死，臨刑前有人勸他，何不向武則天告密，以獲得面圣脫罪的機會？魏玄同斷然拒絕，凜然道“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做告密人邪！”被人殺死和被歲月殺死，有什么區別，我怎么能做告密之人？

而商鞅塑造的告密之風一直綿延到漢初，直到漢文帝即位，他分析過往的教訓：“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從此民眾將告密視為恥辱，政通人和。

可見，遏止告密誣告之風，不光需要普通人拒絕告密的觀念，也要大環境的糾偏。一方面我們需要對違法犯罪分子予以舉報，一方面也要對誹謗誣告者予以懲治。既要防止右的錯誤，也要防止左的錯誤。

蘭州大學此學生既然誣告行徑坐實，那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而不是被變相姑息縱容，甚至引發其他學生效仿。建議蘭大將此學生予以記過或勸退處分，“提升教育教學質量”，不光要“強化教師培訓”，也要保證學生的品德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