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一位教授“直諫”鄧小平，從此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今天1291萬人即將登赴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高考”，可以說是人生一次重大轉(zhuǎn)折點，邁過去可能就是康莊大道。百曉生談歷史在此祝廣大學子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都能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

在1966年至1969年的四年間，受到“文革”的影響，全國大學暫停招生。1970年到1976年這六年間，全國各所高校按照教育部規(guī)定的“自愿報考，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查”的16字方針招生。

而如此混亂且沒有公平的招生方案，使得“群眾推薦”成了走過場，“領導批準”才是獨家法門。

還是因為“文革”的影響，當時全國大學在招生時流行“血統(tǒng)論”，不是工農(nóng)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很難獲得群眾推薦。再加上那幾年間全國各所高校取消文化考試，使得公平公正的高考成了一紙空談。

學生之間文化差異程度很大，以至于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受到嚴重沖擊。

1976年10月6日，隨著“四人幫”被捕，整頓大學招生方法和恢復公平公正的高考迫在眉睫。

查全性，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著名教授，便是“倡導恢復高考的第一人”。

查全性，何許人也？

1925年4月，查全性生于江蘇南京；1932年，7歲的他和父母、弟弟從南京搬往武漢大學珞珈山上新建不久的仿歐式風格小別墅居住。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中心搬到武漢，當時正值國共第二次合作，諸如蔣介石、宋美齡、周恩來等國共兩黨的重要人物當時也在武漢生活工作。

那時的查全性就見過蔣介石、郭沫若、宋美齡、周恩來等近現(xiàn)代風云人物。

幾年后，查全性考入武漢第十五中。1946年至1959年，學習成績優(yōu)異的查全性先后在大同大學、武漢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學習過。

1959年，查全性回國，他一直在武漢大學化學系任教，于1964年升為副教授，1978年升為教授，1980年被評為中科院院士。

在“文革”中，諸如查全性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沒少受到錯誤對待。

時間轉(zhuǎn)眼到了1977年，隨著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以吳文俊、王大珩、查全性等一大批高級知識分子希望找一個機會能與小平同志說幾句掏心窩子的話。

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來。1977年8月的一天，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吸引了全國30多名技術專家與高級知識分子。

那一年，52歲的查全性以武漢大學副教授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查全性提出“恢復高考”

8月6日，座談會已經(jīng)開到第三天，查全性卻一直沒有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因為前兩天會議開得很沉悶，幾十名技術專家與知識分子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論得不可開交。

比如大家在辯論湖南和湖北哪個在南邊，哪個在北面？是小學重要還是中學重要？還是大學重要？（主要是工農(nóng)兵學員吵）

到了會議舉行的第三天，查全性再也坐不住了，開會后他率先發(fā)言：“我國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住工農(nóng)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jīng)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

甚至許多小學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既然如此，那全國高等大學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是否成了一紙空談？”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他建議從1977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一定要當機立斷，能辦的不要拖到明年再辦。

查全性發(fā)言引起了參會學者和專家們的強烈共鳴。鄧小平同志邊聽邊點頭，他隨后就問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要是今年就改高考制度，行不行？來不來得及？”

劉西堯回答：“現(xiàn)在改還來得及。”

鄧小平當即同意今年開始恢復高考。

其實在這場座談會召開之前，教育部已經(jīng)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連招生文件都發(fā)出去。

鄧小平同志的想法是暫且對“文革”時期遺留的一些制度不要大刀闊斧改革，先用一年到兩年時間做準備，1978年或1979年正式恢復原有的高考制度。

當鄧小平同志聽了查全性這番慷慨激昂又切中要害的發(fā)言之后，他才當機立斷，只爭朝夕，在1977年就立即恢復原有的高考制度。

1977年11月，這場唯一一次的冬季高考改變了27萬名考生的命運，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終于落到實處。

查全性的“后怕”

談及為何由自己向鄧小平說幾句真話，晚年查全性是這么回憶的：“我當時提出恢復高考制度，不是因為我特別有主見，只是我有機會說幾句真話，而我也敢說，主要是覺得向鄧小平同志說了后就會解決問題。”

相關資料記載，在參加這次座談會之前，查全性和大部分大學老師，包括知名專家教授一樣，對于當時大學招生現(xiàn)狀不滿。

不是因為大家對工農(nóng)兵上大學有意見，只是普遍覺得全國各所高校入學沒有考試，學生文化程度沒有辦法控制。

再加上一些人走后門、托關系，導致學生質(zhì)量參差不齊，有的人能跟上老師授課的進度，有的人跟不上。

長久以往下去，待在大學里面只是混日子，根本學不到知識，畢業(yè)后還包分配工作，到了崗位上肯定就會更拖后腿，最終受損失的還是國家與社會。

在這次鄧小平召開的座談會開始之前，查全性等人都覺得如鄧小平這種身份的領導人肯定不會全程參會，頂多在開始和結(jié)束的時候來一次，再講幾句場面話就很不錯了。

出乎查全性的意料，在近四天的會議期間，除了有一個半天鄧小平有外事活動，臨時缺席之外，很大一部分的時間，他基本上都在旁聽，偶爾提出他的看法和一些問題。

提出恢復高考制度這個“重磅炸彈”之前，查全性不是完全沒有顧慮。因為那時廢棄高考實行推薦上大學的，是黨中央重要領導人決定的。

當時“兩個凡是”的旗幟正高高飄揚，他說這種話無疑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

查全性只是一個小教授，說了這些話，興許會起作用，但肯定會冒風險，甚至還會被扣上大帽子；不說這些話雖然能明哲保身，錯過最終與小平同志單獨提意見的機會就太可惜了。

因此，查全性根據(jù)當時會議的情況以及絕大多數(shù)參會專家心中的想法，由他牽頭向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恢復高考的想法與建議。

座談會結(jié)束后，查全性回到武漢大學繼續(xù)工作，他向自己的家人和學校傳達了他在會上發(fā)言的情況。

查全性的大兒子聽完之后還曾擔心地說道：“父親，如果時局還將動蕩，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

1977年冬，關閉了11年的考場再次敞開大門，查全性的大兒子、女兒參加冬季高考，一個考上武漢大學物理系；一個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

凡事一旦開了好頭，接下來就順理成章了。

高考制度的恢復，改變的不僅僅是個人命運，對于國家和民族來說意味著復蘇和新生。不僅查全性的孩子們成為恢復高考制度的受益者，來自偏遠地區(qū)的孩子們，同樣因為這一制度改變了自己和家族的命運。

身為院士查全性學術成果豐碩，但令他真正名揚天下的，卻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鄧小平面對面的交流，即為恢復高考的建議。

這一建議足以讓查全性的名字鐫刻于歷史長河中，在所有參加高考的學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