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詩晦澀難懂，詩評家們卻說“唐音由此而振”，為什么？

中國詩人故事：一代賢相張九齡（七）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感遇》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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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九齡在荊州任上3年，留下了詩作26題42首。真正為張九齡在中國詩壇贏得一席之地的，就是他作于荊州任上的《感遇》組詩。

“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詞草樹，郁然有騷人風?！?br/>

這是中唐詩人劉禹錫在《讀張曲江集作》序言中的一點感悟，也是后世詩人對張九齡詩歌價值最為核心的觀點所在。

甚至有人說張九齡的感懷諸詩是李唐時代的“離騷”，稱他的這一類詩歌上承《古詩十九首》、阮籍、陳子昂，下開李白《古風》、杜甫《詠懷》《北征》之法門，為張九齡詩歌藝術的最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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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苦難使人深刻，大抵上沒錯。

張九齡晚年登高跌重，在無盡的痛苦與反思中寫就了一首首抒懷之作。諸如《感遇》十二首中的大部分篇什、《雜詩》五首、《敘懷二首》等，都是政治色彩非常濃烈的抒情詩。詩作中既有對奸佞小人的控訴，又有孤忠難行的悲嘆，張九齡通過詩歌的語言將這種不平和感嘆升華為憂患的宇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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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國古典詩詞的人都知道，詩詞作為傳統士大夫情感的外化和寄托，向來與他們的政治生活不離不棄，而詩歌里所蘊含的“風雅興寄”素來為詩之正統。

《詩經》的輔佐王化之功，屈原的草澤怨刺之辭，阮籍的困守抒懷之詠，無一不是衍生于政治生活的托諷興寄之舉。

唐初的陳子昂仕途失意之時，也曾打著復古的旗號，以38首《感遇》組詩來傾吐對現實的憂慮和憤慨。幾十年后，張九齡承其淵藪，用同題詩作來表達自己思君、憂國、嫉邪、自哀等情感。

當然，他們兩人的詩歌的藝術價值也是不同的。清朝的詩評家厲志對此就有精辟之論，他說“初唐五古，始張曲江、陳伯玉二家。伯玉詩大半居于摹擬，自己真氣僅得二、三分，至若修飾字句，固自清深。曲江詩包孕深厚，發舒神變，學古而古為我用，毫不為古所拘”（《白華山人詩說》）。

這也說明張九齡的感懷諸作，已盡得漢魏古詩之神髓，既揚棄了阮籍《詠懷》詩的隱晦幽深，又克服了陳子昂《感遇》詩的“拙率多病”，形象鮮明，言近旨遠。所以，明人高棅才會贊譽他“骎骎乎盛唐矣”，清朝李慈銘說“唐音由此而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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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詩歌無疑是獨具時代性和階級性的，現代人讀來自然曲奧難懂。此也是張九齡詩歌的典型不足之處，政壇領袖和文場元帥的雙重身份，反過來將張大人拘囿在了上層社會和狹窄的文人圈中，他的詩歌傳遞出來的情感也往往是狹隘的群體意識，而缺乏個體意識的生動活潑，更不用說超越時代的永恒生命力了。

對于解讀張九齡這一類作品，我們更要注重的是詩歌的社會價值，去探究它們之于張九齡的精神解構之意，之于萬千傳統士大夫的精神寄托之用，以及之于盛唐詩壇的精神立準之功。

它們不僅僅訴說了張九齡的郁結，更側指了傳統士大夫千百年來的困境。

一直以來，士子們通過窄窄的獨木橋，爭先恐后地擠進仕宦的牢籠，而后又苦苦掙扎于出世與入世的權衡，彷徨于家與國的兼得，悵惘于大我和小我的沖突，幾乎無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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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頑疾由來已久，那么我們就來看看我們的張大人如何以詩“化療”。

《感遇》 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
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
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他說江南丹桔葉茂枝繁，經冬不凋四季常青。哪里是因為它所處地方的氣候溫暖，而是它所具有的松柏品性使然。5、6兩句“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如果直譯必定有礙連貫的詩意，在此根據前后語義可以譯為：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是朝堂上小人當道，報效之路如何不會困難重重？

人活于世，命運遭遇自有天定，因果循環奧秘難解。只說桃李有果有林，難道丹桔就不成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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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張九齡的《感遇》組詩，便會發現他在哀怨之中亦多有自解。

如其一中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九的“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其十一的“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相比陳子昂的扼守“窮廬”來說，他大抵已經從困境中解脫，只不過經歷過一朝沖天的高處風光，陡然跌重心有不甘不平罷了。

當然，這也是張大人的恬淡本性使然。你看他在《雜詩五首》中，釋放更多的是憂憤過后的達悟。其二中他看“蘿蔦必有托，風霜不能落”，而了悟“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流露出的是順天安命的妥協。

其五，他見到的是“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意思是良田里不起眼的小草，纖纖弱弱隨風飄搖，日日夜夜披風沐雨，春秋綻放之時竟也不減芳華。所以他勸解自己要學會放下，“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如果一昧的固執己見，那就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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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謂有“阿Q”的精神勝利法，張大人也在“香草美人”的傳統意境里，一次次地與命運和解。學者曹鳳前在《論詩人張九齡》里對于張九齡的詩歌地位有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張九齡的詩歌意境雍容平和、溫雅醇厚；詩歌語言摒棄雕琢，崇尚自然；詩歌氣韻隨風卷舒，自然成態；最終形成了樸實而不質木的氣韻格調，并以成熟的作品高度昭示了自初唐而始的這場詩歌革新的實績。

這樣的價值定位大抵中肯。

在這場漫長的詩歌革新里，張九齡從來沒有旗幟鮮明的理論主張，他的作品也缺少批判現實的自陳性、廣闊性和尖銳性，但他依然用自己的生命熱情，骨子里的社會責任感，進退意識，構建出垂范千古的士人風骨，在不自覺中完成了屬于自己的歷史使命。

此亦為“九齡風度”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