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勝文 | 劉備托孤是一場陰謀嗎？

毫無疑問，永安托孤是蜀漢政治的一個轉折點。劉備去世，諸葛亮主政，其間的銜接便是永安托孤。因此，理解永安托孤，可以說是理解蜀漢政治變遷的一把鑰匙。

舉凡托孤之事，因為涉及宮廷秘辛，權力布局，往往透著一種詭異。因此，圍繞托孤產生各種議論和猜度，原也不足為怪。然而，在歷史上，沒有哪一次的托孤像永安托孤這樣引發如此之多的爭議。論者大多從心術權謀的角度去揣度劉備的話意，反而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永安托孤究竟托了什么？

劉備在章武二年（222年）閏六月兵敗于猇亭，收兵還魚復，改名為永安。此后，直到章武三年四月病逝，有將近十個月的時間，劉備一直待在永安。

其間，蜀漢一度增強永安的兵力。據《云別傳》載，趙云原本留督江州（今重慶），劉備兵敗后，趙云“進兵至永安”。另據《蜀書·馬忠傳》，“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可知劉備在兵敗后曾征兵以增補永安。增兵的原因，開始可能是由于吳軍尚在追擊，為應付可能的后續戰事，需要增強兵力。“秋八月，收兵還巫。”吳蜀之間的戰事基本平靜下來。九月，孫曹交惡，曹魏興師南下。劉備屯兵白帝，可能是在觀望局勢變化。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吳蜀關系開始緩和。

不過，這時候，劉備的病情開始嚴重起來。日后他在給后主的遺詔中說，“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轉雜他病，殆不自濟”。軍事上的慘敗給他精神上的打擊是可以想見的。最遲在這年十二月，劉備病重的消息已經不是永安宮里的秘密。《蜀書·先主傳》載，“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這時候，劉備開始考慮后事，他將諸葛亮從成都召至永安。章武三年二月，諸葛亮到達永安。三月的時候，黃元的叛亂在成都方面一度引起危機。《蜀書·楊洪傳》載，“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楊洪輔佐太子劉禪處理了這場危機。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二十四，在蟄居白帝城十個月之后，在諸葛亮到達永安兩個月之后，劉備終于病重不起，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臨終遂有托孤一事。

托孤一事，陳壽在《蜀書·先主傳》中只記了寥寥幾筆：“先主病篤，托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蜀書·李嚴傳》中的記述差不多同樣簡單：“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托孤的細節主要見之于《蜀書·諸葛亮傳》。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后世論史者多從這段記述去琢磨劉備托孤的內容。最讓后世費盡思量的，莫過于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千古以來，正是這八個字，激起人們的種種猜測和解讀。解讀的結果是毀譽參半，譽之者往往盛贊其君臣無猜，貶之者則謂劉備至死都在算計諸葛亮。這些解讀多為一葉遮目，不見泰山。遮住眼睛的，與其說是那八個字，不如說是思維中對心術權謀的偏好。

歷史上的托孤，多為君主臨終前考慮到嗣主年少，不能獨立處理政事，于是遺命大臣輔政。通常的做法是安排信賴的重臣形成一種穩固的權力格局，以維護嗣主的地位。歷史上，作為故事援引得最多的是漢武帝的托孤。漢武帝晚年發生巫蠱之禍，衛太子被逼死，武帝遂于臨終前立八歲的少子弗陵為太子，而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輔政。這三個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后事”。武帝臨崩前，特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武帝以對這三個人的信任為前提，通過加強這三個人的權力來鞏固少主的地位。不過，托孤畢竟要授予臣下以超出人臣地位的權力，到底是件不尋常的事。武帝遺命霍光輔政，援引的是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以周公與成王的血親關系，猶且不免于流言恐懼，何況托孤于異姓。所以，在歷史上，托孤之事并不常見。拿漢武帝本人來說，他即位時也才十六歲，可是漢景帝臨終前卻未有托孤輔政的安排。東漢時，每遇嗣主年少，多為太后臨朝。魏文帝曹丕臨終時，太子曹叡已經二十二歲了，曹丕卻遺命曹真、陳群和司馬懿輔政。曹丕還特地告誡太子說：“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按王夫之的看法，曹丕的這一安排，是“以群、懿防真，合真與懿、群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曹丕要防范的反倒是曹氏自家兄弟。這一心結，可以追溯到當初曹丕與曹植的嗣子之爭。看來，托孤輔政跟嗣主繼位時的年齡并無必然的聯系。托孤者與其說是擔心嗣主年幼孤弱，不如說是擔心他在政治與權力場上的處境孤弱。因此，托孤往往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

劉備的托孤也是一樣，是基于蜀漢政權特殊的政治需要。基于這一政治需要，劉備托孤，除了安排諸葛亮和李嚴輔政外，最重要的內容是作了重大政治路線的交代。只是，人們把目光盯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幾個字上，看不到劉備的政治交代，也就看不到此時蜀漢政權所面臨的內外困境和由此產生的特殊政治需要，當然也就難以理解永安托孤對于蜀漢國策的影響。

我們只消走出心術權謀的死角，自可獲得一種更寬的視野。永安托孤的內容并不像白帝城的迷霧那樣晦暗莫測。

《三國志》雖然敘事簡略，但書中保留下來的與劉備托孤相關的文獻資料可以說是足夠充足的了。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大家在討論永安托孤的時候，對這些文獻資料熟視無睹，而寧可在那八個字上絞盡腦汁。這幾份文獻資料，為表文、詔書或檄文，均屬文書，史料價值極高。但在討論永安托孤的種種論著中，這些文獻幾乎從未被引用過，令人不可思議。這些文獻資料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了劉備究竟向諸葛亮托付了什么。

建興五年（227年）三月，諸葛亮準備北伐，在出屯漢中之前，上表后主，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出師表》。其中一段言及托孤：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表文中所說的“臨崩寄臣以大事”，即是《蜀書·諸葛亮傳》中所說的“屬以后事”，表明劉備去世前確曾作為重大的事情對諸葛亮作過托付。劉備托付的事，讓諸葛亮“夙夜憂嘆”，唯恐沒做好的話，會有傷先帝之明。同受遺命輔政的李嚴表達過同樣的意思。建興四年，李嚴策反孟達時在給后者的信中寫道，“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劉備托付的大事，就是現在諸葛亮決心去做的事——“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很清楚，劉備臨崩托付的大事，就是北伐討賊，復興漢室。

此前，建寧郡的雍闿趁劉備之死據郡反叛，移檄永昌，永昌郡五官掾功曹呂凱在答檄中也說道：

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遺托孤，翊贊季興。

“受遺托孤，翊贊季興”，也是說諸葛亮受劉備遺命，輔佐后主完成復興漢室的事業。從這事也可以看到，在蜀漢，永安托孤的內容，即使是在永昌那樣較偏遠的郡、像呂凱那樣的低級官吏也都非常熟悉。

諸葛亮在表文中請求后主授權他率軍北伐，“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從程序上講，諸葛亮率軍北伐，須由后主授權；但是，以北伐討賊作為蜀漢國策的核心，這卻是先帝的遺命。這是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為什么要特地提到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的原因。諸葛亮上表后，后主劉禪旋即下詔北伐。這篇洋洋灑灑的詔書可以說是蜀漢當前國策的一次宣示。詔書中也說到劉備托孤：

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

詔書中清楚明白地說到“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現在，劉禪授權諸葛亮去完成的事情是——“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也就是北伐。這與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達的意思完全一致。詔書后面還說到，對這份詔書，“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也就是說，這篇詔書的主旨，將如檄文一般，昭示天下。

從這以后，諸葛亮便念茲在茲地致力于完成劉備托付的事情，直到去世。諸葛亮去世后，后主在褒獎諸葛亮功德的詔書中也說道：

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勛。

“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仍是在說諸葛亮受劉備遺命，輔佐劉禪，北伐討賊，以期完成復興漢室的事業。

上述幾份文獻表明，北伐討賊，復興漢室，這一點作為劉備永安托孤時托付的大事，一再地昭示蜀境內外，清楚無疑。

按理說，劉備建立的政權是以漢室的再次復興作為政治定位，那么，完成漢室復興的事業，乃屬當然之義。劉備有什么必要在臨終前以不惜給予諸葛亮特殊授權的方式，把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作為大事托付呢？

劉備托付的重點，不是強調復興漢室的目標必須完成，而是北伐討賊的事業必須開展。他實際上是在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線。因為北伐討賊的事業，攸關蜀漢當前的內外危機，攸關蜀漢的盛衰與存亡。

劉備稱帝時，以“漢有天下，歷數無疆”來表明劉氏仍享有天命，他是劉邦和劉秀事業的繼承者，他將“恭行天罰”，完成漢室的再次復興。現在，蜀漢遭遇空前的挫折，劉備本人也行將死去。這一情勢將引發的最大危機是其帝業的合法性危機。帝業的合法性危機，不僅僅關系到復興漢室的事業還有沒有希望完成，更直接關系到蜀漢現有的這點基業能否保住。

劉備稱帝后的首度“恭行天罰”指向了孫權，卻遭遇慘敗。所謂“天未悔禍”，似乎蒼天并不垂青劉備。那么，天命是否真如劉備稱帝時所宣揚的那樣仍垂青于劉氏？如果劉備再死去的話，那么，他所宣稱的將像劉秀那樣完成漢室的再次復興，又如何可能？可以說，夷陵慘敗和劉備之死，動搖了他在稱帝時的告天之文中所闡述的那整套道理，那套道理是他帝業合法性的核心論述。當一個政權不再讓人相信它有道理該存在的時候，它離消亡就不遠了。

本來，在蜀境之內，那些在公共場合為劉備稱帝造勢的巴蜀本土士人，私底下早就在議論“劉氏祚盡”之類的說法，并將那個時代廣為流傳的“代漢者當涂高”這一讖語解讀為曹氏代漢；在蜀境之外，曹丕以漢的歷數已終作為代漢輿論的理論前提，導演了一曲禪讓劇，代漢自立。眼下，曹魏正對蜀漢展開和平統一攻勢，希望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益州內部則發生了高定、雍闿、黃元等人的反叛。這些危機匯合起來，有可能使蜀漢政權很快就被取消。日后，諸葛亮將劉備死時蜀漢的處境形容為“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必須將自己與整個天下聯系在一起，必須堅持天下仍是漢室的天下，劉氏仍享有天命，它在巴蜀一隅之地的統治才是合法的。其時，天下的絕大部分已攘奪于他人之手，在這種情形下，必須明其為賊，明其為篡，天下才仍是漢室的天下。如此，劉備建立的政權，作為漢室的繼承者，其統治才是合法的。盡管其統治僅及益州一州之地，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狀態。改變這種臨時狀態就是“恭行天罰”，北伐討賊，光復大漢的天下。如果只想保住現有的基業的話，則現有的這點基業也保不住。

關于北伐討賊與蜀漢政治的關系，另有一份文獻可作參考，就是《后出師表》。此表真偽尚有爭議。裴松之補注的這份文獻，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篇末特地注明，“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張儼為孫吳的大鴻臚，于吳寶鼎元年（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出使西晉，吊司馬昭之喪，病死于歸途，距蜀漢之亡僅三年時間。也就是說，該表即使為偽造，偽造的時間去諸葛亮之世亦不遠。偽造者為達到仿真的效果，對于一些基本的情勢，亦必使其盡量切合實際，因而具備參考價值。其中一節對于北伐與蜀漢政治的關系，講得非常透徹。該表中說：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漢賊不兩立”，是因為天命的唯一性，賦予了天下以“王者無外”的整體性，所以，漢與賊不能兩立而并存；并存則消解了自身為天命垂青的正當性。“王業不偏安”，是因為中國古代的“王業”自我賦予了光大普世的屬性，不能光大的事業不是王業；如若偏安，就等于自證其為非王業。如果不北伐討賊，就等于是承認漢室已為他人攘奪，劉氏已為他姓所替。對于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這無異于取消了自身存在的依據。

唯有在北伐討賊的旌旗下，天下才仍是漢室的天下。漢室仍享有天命，巴蜀的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才具有合法性。它才能夠摶聚人心，鞏固住這個政權。這是北伐討賊與蜀漢政權合法性的內在關系，也是蜀漢政權存亡的關鍵。

如果說，上述幾份文獻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劉備托付的內容，那么，《蜀書·諸葛亮傳》中所載劉備對諸葛亮的那番話留給我們的問題則是：為什么要以那種方式相托？

蜀漢政權的盛衰與存亡取決于北伐討賊復興漢室的事業能否光大；但若是北伐的事業都受到懷疑呢？劉秀的漢室復興是他本人領導完成的；而劉備稱帝后的首度出征便鎩羽而歸，他本人也行將死去，嗣子劉禪年少，誰來領導北伐討賊的事業呢？

劉備不能如劉秀那樣親自領導復興漢室的事業，他選定的人是諸葛亮，他托付諸葛亮輔佐劉禪去完成北伐討賊復興漢室的大業。圍繞諸葛亮領導北伐，可能產生兩方面的疑慮：一是對他的才能，一是對他的忠誠。

劉備對諸葛亮的那番話，意在以他對諸葛亮才能與忠誠的充分信任，來表明他對諸葛亮領導北伐事業的信心。因為“君才十倍于曹丕”，所以，諸葛亮必定能安定蜀漢，度過眼前的危機，是為“必能安國”；也必定能完成消滅曹魏復興漢室的事業，是為“終定大事”。這是劉備向其他人表明他對諸葛亮才能的充分信心。對諸葛亮領導才能的信心，攸關對北伐事業的信心。日后蔣琬主政，便受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的批評，姜維北伐，也受到“智不出敵”的譏議。

諸葛亮若真的領導北伐消滅了曹魏，那將是蓋世奇勛。那時，他是否仍甘于作大漢的臣子呢？或者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否會因為大權獨攬而萌不臣之心呢？在漢室的歷史上，反面的典型先已有王莽，王莽由輔政而攝政，最終篡奪了政權。新近的例證則為曹氏，曹氏平定了大半個天下，但終歸取為自有。諸葛亮是否會像王莽和曹操那樣呢？劉備所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為提前打消對諸葛亮忠誠的疑慮。

這兒便涉及如何理解“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的意思了。放在劉備托付的整個思路里，這個“取”字究竟取什么，我意解讀為“收取漢家舊山河”，也就是收復被攘奪的漢室天下。如此解讀，我們才好理解：何以后主的詔書中會將劉備的托付稱之為“先帝托以天下”——劉備托付的是整個天下；如此解讀，我們才好理解：何以劉備在做這番交代時要把“君才十倍于曹丕”作為前提——滅曹才能收復被攘奪的漢室天下。

從語意理解，這也是“若嗣子可輔，輔之”后面被省略的賓語從句，意謂隨著嗣子的成長，如其才德堪任，那么，請諸葛亮輔佐他去完成這件事；如嗣子才德不堪，那么諸葛亮可以自己去完成這件事。劉備所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如果真的出現第二種情形，那也是我劉備授權的。

有人把“君可自取”解讀為劉備授權諸葛亮在必要時可以自取帝位，這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劉備的帝業其實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天下的絕大部分不在劉氏的手中。蜀漢當下的危機，是帝位可能被取消，而不是被取代。若劉備相許相授的是蜀漢現有的這點基業，則帝位不論是在劉禪還是在諸葛亮手里，這點基業終將萎縮。

田余慶先生以蜀政中的新舊人事格局來解讀劉備的托孤輔政格局，認為劉備以諸葛亮和李嚴并受遺詔輔政，意在團結蜀漢集團中的新人與舊人，俾使和衷共濟，共渡難關。但田先生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解讀為劉備給諸葛亮以特殊授權，防備李嚴憑借其威望促成舊人異動的潛在可能，劉備的托孤語意在防范以李嚴為代表的蜀中舊人。如此安排，才能夠既發揮李嚴穩定舊人的作用又能控制李嚴而不受其掣肘。田先生對劉備托孤輔政格局中李嚴角色的解讀非常精到，但將“君可自取”這一特殊授權解讀為劉備許諸葛亮必要時可以自取帝位。這一解讀猶有未盡之處。以當時巴蜀的社會政治情形看，巴蜀本土不可能再醞釀出一份新的帝業，章武年間的諸葛亮也不具備天與人歸的威望。無論是舊人顛覆新人，還是以諸葛氏代替劉氏，巴蜀地區不可能再重建一份新的帝業。所謂舊人可能的異動，亦不過是在早已暗涌的“劉氏祚盡”和將“代漢者當涂高”解釋為曹氏代漢這一類輿論的基礎上，拋棄劉備建立的那個政權，歸順曹魏。這實際上仍是蜀漢帝業的合法性危機演變出來的一個結果。許諸葛亮以自取帝位，并不能克服這一危機。

只有北伐討賊，充注劉氏帝業的合法性，才能克服當前的政治危機；只有消滅曹魏，平定天下，劉氏的帝業復興才算完成。這個過程需要諸葛亮輔佐劉禪去完成。如果真出現第二種情形，即嗣子才德不堪，諸葛亮自己去滅曹氏而取天下，那也是我劉備授權的。當然，如果真出現那種情形，屆時諸葛亮無論是取天下，還是在取天下之后繼取帝位，其實都是取于他人之手，劉備許授的是一件并不在他手里的東西。

但問題的要點不在這兒。應該說，在蜀漢新受重挫、劉備行將死去、蜀漢內外危機深重的情況下，能否消滅曹氏、復興漢室，不是劉備所能逆睹的事，因而不會是他考慮的重點。但他卻看清楚了，蜀漢政權的存亡與盛衰，取決于復興漢室的事業能否光大。北伐討賊是這一事業光大的最好體現。在北伐討賊的旗幟上高揚起來的是漢室。只要漢室的信念仍在，蜀漢政權就是合法的。復興漢室的事業愈是光大，劉禪愈是不可能被取代。

劉備對諸葛亮講這段話的用意是，無論如何，北伐討賊的事業必須進行。他以當眾表達對諸葛亮才能和忠誠的充分信任，打消了任何可能的對北伐事業的疑慮。諸葛亮也當場表態“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矢志完成劉備托付的大事。

不管（也無須去猜）劉備內心深處對諸葛亮是否信任，他所安排的輔政格局和交代的政治路線，均以對諸葛亮的充分信任為前提。劉備在對諸葛亮作過托付后，又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臨終前，劉備又呼魯王劉永說：“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等于是堵塞了從他子嗣的身上離間生隙的可能性。終諸葛亮之世，劉禪對他確實是事之如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廣漢李邈。他曾經當面批評劉備從劉璋手里奪占益州一事，頂撞劉備。“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諸葛亮死后，李邈又以“五大不在邊”的古訓為據，對諸葛亮專兵在外表示非議，“后主怒，下獄誅之”。

放在這一背景下，劉備過世后，蜀漢迅速加強諸葛亮的權力與權威，也就很好理解。后主即位后，諸葛亮“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蜀漢的中樞決策機制為之一變，政事由尚書臺轉至丞相府，同受遺命輔政的尚書令李嚴反倒被排除在決策中樞之外。但這應該是秉承劉備托孤的遺意；否則，這樣的轉變已近乎柔性政變，意味著劉備尸骨未寒兩位輔政大臣就爆發矛盾。隨著蜀漢南征與北伐的開展，事權更進一步集中于諸葛亮一身，以至于李嚴“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以相試探；雖然李嚴勸進時“戒之以勿拘之道”，但因有曹操的近例，九錫已涉政治敏感性，異姓封王更是違背漢家祖制。李嚴以九錫、稱王相試探，諸葛亮答以“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在九錫、稱王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問題上，如果不是劉備托孤授權在先，劉禪默契無猜在后，諸葛亮斷不致如此坦然。

東晉的孫盛在對劉備托孤一事發表評論時提到，“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到孫盛之時，他所說的“世或有謂”，已不只是對劉備托孤用意的揣測，還包含對托孤效果的評價了。后面我們將看到，劉備的托孤，確實起到了“固委付之誠”“一蜀人之志”的效果。

永安托孤應該是劉備與諸葛亮商議斟酌的結果，但也可能包含了他本人的深思熟慮。他在迷霧深鎖的白帝城待了十個月。在白帝城的秋風中，悵望滔滔江流，他是否會回顧自己的生平？他一生奮斗，從燕趙到巴蜀，何以當初能迅速成就英雄之名，何以眼下會陷入如此的困局？當他在給后主的遺詔中寫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這是否已包含了他對自己畢生得失的總結？他的托孤安排至少顯示了，在白帝城的迷霧般的困局中，他看到了一個走出困局的方向。

永安托孤的深意，如有費解之處，不在于梟雄心思的猜測，而在于領會一個鮮明的政治主題與一個政權的盛衰存亡之間的關系。劉備的托孤，無論是托付的內容，還是托付的方式，要點在于北伐討賊對蜀漢當前政治的意義。充注蜀漢帝業的合法性，克服當前的政治危機，進而使其走向光大，唯有北伐討賊。通過這個安排，他希望，在自己身歿之后，整個蜀漢集團能緊密地團結在諸葛亮的周圍，團結在北伐討賊的旗幟下。如此，蜀漢的帝業或許還有光大的可能。

本文選自《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修訂版）》（饒勝文 著，后浪·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