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湖北地鐵無臂男子免費坐地鐵被要求出示殘疾證事件的思考

事情起因：

3月21日，湖北武漢。李先生乘坐地鐵體驗無障礙通行，在明顯雙手殘疾的情況下仍被要求出示殘疾證才能享受無障礙通行。
李先生稱，工作人員非要出示殘疾證才能證明是殘疾人，有些殘疾人本身就不便攜帶和出示證件，感覺很不人性化。
對此，地鐵客服表示，現有的規定是必須出示相關證件核驗后才能享無障礙通行，會反饋到相應執管部門進一步考慮可行性。

官方回應：

事情發酵了4天后，3月22日武漢地鐵就此事公開道歉，在這件事上，工作人員現場處置問題不周，未能妥善保障殘疾人士出行權利，也誠懇接受廣大網友監督指正，持續優化特殊乘客的出行服務保障。

該事件引由《中國新聞周刊》2024.03.22日發布，截止目前為止，評論量達到近4萬。
可見網友對該事件的關注度。

原視頻可關注公號：《帝都雜談》觀看

事情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背后的意義卻不是小事情，筆者和大家共同探討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此類事件頻出不窮。

我們的探討分三個階段：
1、地鐵工作人員為什么這么做？
2、地鐵工作人員行為背后的隱意是什么？
3、人性道德和冰冷規定之間的界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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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工作人員為什么這么做？(以下文內地鐵工作人員簡稱為工作人員)
我們先看下視頻里工作人員的對話截圖

這么做的原因很簡單：嚴格遵守制度規定！
單純站在工作的角度來說，工作人員態度嚴謹，嚴格執行了規定內容，可以理解。
但是站在人性道德的角度來說，工作人員是可以被機器代替的，因為人和機器最大的不同，是感性思維。

先看下部分網友對此的評價

網友們持兩種觀點：
1、工作人員做的沒錯，應該按規定做事。
2、工作人員做的不好，太機械，太死板。

但是在筆者看來，其行為背后的隱意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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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工作人員行為背后的隱意是什么？
拋開這個話題，我們先看下古人是怎么斷案的。
觀古人斷案，“正”與“理”是兩個重要維度。
古人認為“正”是要體現執法的公平性，而“理”則是情與理的結合。
所以史書上說：“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
現在看來，就是同情弱勢群體，疑罪從輕，沒有充分證據不胡亂斷案。
這樣來看，“正”體現了一種治理的導向，讓老百姓在當治下“知所處”；“理”則拓展了治理的空間，讓老百姓從具體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回歸到本事件，工作人員只體現了“正”，而忽略了“理”，所以會讓普通民眾感受到了不合情理。
要把握這個度非常困難，那么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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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道德和冰冷規定之間的界限是什么？
這個世界幾乎99.99%的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看待問題總是會基于樸素的價值觀。
反過來說，這個世界每一個朝代會有興衰，但普通老百姓的價值觀會一直傳承給后代。
老百姓站在“理”的角度看問題：“你要講道理哦，不講理的才是王八蛋”。
那么民間傳承的“道理”、“道德”和每個朝代的“法律”、“規定”不可避免會產生摩擦。
這個摩擦有影響大的，比如遠一點的《張扣扣為母報仇案》；最近的《邯鄲三未成年虐殺案》。
也有全民討論的，比如文章中的《無臂男乘地鐵要證》事件。
古人判案偏重“理”，因為“理”可以得民心。
現代人判案偏重“正”，因為“民主”的特色就是人人守法，一切按法律規定來。
偏重是沒問題的，但是不宜過于偏激，凡不是錯就是對的論點，往往被歷史證明是糟粕，比如文革的紅衛兵們，偏激到可以打倒自己的爹娘。
不論是哪個朝代的法律，都是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制定的，都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制定法律的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會有更大的局限性，會犯錯，會不合時宜。
更要注意的是，執法的也是人，當執法者丟失了“理”，完全淪為法律的執行者，而不是解讀者，那就會出現層出不窮的社會熱點。
所以，人性道德和冰冷規定的之間的界限就是：法理不外乎人情！
即：法治與德治共舉才能天下太平。
用這個界限來判案就相對會公平一些。
例如：《張扣扣為母報仇案》的判決結果應考慮其主觀“情理”，酌情輕判，而不是單純的考慮給人們敲鐘，殺雞儆猴。
例如：《邯鄲三未成年虐殺案》的判決同樣應考慮其主觀“情理”，酌情重判，而不是冰冷的依照規定，看似公正，放虎歸山。
例如：《無臂男乘地鐵要證》的處理，應當是地鐵當局深刻反思，領導層放權工作人員，對于公認“情理”之中的突發事件，給予特殊放行。
當公認的“情理”事件的處理形成良性循環，那么熱搜自然消失，矛盾自然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