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建議：設衡平法院，讓司法天平回歸常識更好回應社會關切

作者 李建軍

我們的司法正陷入困境。

一方面是最高檢、最高法尤其是自今年以來的各種密集講話和動作，不斷強調和釋放對實現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視信號，一方面是各地及各級司法機構在司法實踐中體現出來的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變本加厲。乃有甚者，連律師也動不動就被趕出法庭去了，占坑辯護、占坑旁聽等連起碼的司法顏面也不顧的鬧劇頻出。

另一方面，包括最高法在內的各級法院工作人員的叫苦連天，被大量堆積如山的案子壓得喘不過氣來，一方面又是相當程度蔓延的司法判決不但不能發揮“息爭止紛”作用，反而往往“一案結，多案生”。

無法令人信服的司法決定導致無窮盡的上訴、申訴、抗訴申請，給當事人造成漫長及無盡痛苦同時，也給司法系統造成更為嚴重的不堪承受之負擔，還制造大量司法訪民加入信訪大軍。因為司法不公導致的報復社會事件屢見不鮮，整個社會開始陷入互相傷害和互不信任的怪圈，在安防上需要投入的成本越來越大。

吾雖處江湖之遠，仍不忘憂廟堂之高，哀我民之苦，斗膽提此建議：請效英國故事，設衡平法院，讓司法天平回歸塑造社會良心作用。

01、大量司法實踐

嚴重違背社會常識和人類良知

6月5日，河北高院第五次公開審理原偉東案，在經歷了長達23年的拉鋸一樣的馬拉松式審理之后，該案第五次開庭。在此之前，河北高院已經三次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廊坊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早在2009年，河北高院原偉東案合議庭四名法官就都已一致認為，“此案屬于全案事實不清”。在沒有任何新增加證據，原案的重要物證和原始案卷都據說已經“丟失”的情況下，如果能嚴格按照及執行一直在強調的“疑罪從無”原則，這個案子還有什么繼續審理的必要，再審又能審出來什么和以往不一樣的結果呢？難道再繼續強行做出判決，然后繼續上訴、申訴、抗訴之類的怪圈，把已經身患癌癥的原偉東這些關押到死，然后以此為理由宣布案件終止？

同樣是6月5日，筆者接到自己在關注的《王子的替罪羊》重慶版：“馬仔”重判15年，有力者神秘脫罪的家屬來電，說是接到重慶市高院的電話，該案維持原判——該案的實質，無論從事實還是法律上看，都非常的清晰和明確：真正的案件主犯劉少林、董文超通過可疑的運作手段，以被“另案處理”的方式逃脫法網，反將在該案中充其量只能作為從犯的薛祖華等“馬仔”給強行認定為主犯，予以重處。而事實上，該案因為劉少林、董文超等的被“另案處理”，已經變得全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程序違法，如果按照案件已經呈現出來的狀態，應當判薛祖華等無罪。這樣明顯錯誤的案子竟然能維持原判，真是大大的超出了“從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他們”的我的意料之外，尤其考慮到，本案中劉少林與被傳了很久的那位疑似已經落馬的高官劉某洲之錯綜復雜關系，以及該關系對該案所造成的若隱若現影響，以及此案進入申訴階段后會直接到最高院的情形，重慶高院居然就敢這么硬判，居然就能這么硬判！

在此之前的5月30日，長期被輿論關注的陜西咸陽九二八案，在自家院里實施“正當防衛”的精神病患者王小剛被以故意傷害罪判十年有期徒刑，而被以“故意殺人”罪起訴的元兇馬建軍卻僅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鑒定的權力，該案又一次完整的詮釋了什么是“法律的解釋權在我”的指鹿為馬，用所謂的“法律專業知識”，把社會常識和良知再一次踐踏在腳下。

《江蘇東臺再現“彭宇案”，法官任性裁量踐踏合同自治》，非常明顯毫無爭議的適用法律錯誤，嚴重的和非常明顯的“同案不同判”，和包括江蘇在內的全國諸多判例嚴重違背，然而，就是這樣明顯錯誤的案件，卻都能得到鹽城中院和江蘇高院的一再維持，非常傲慢的體現著什么是“我就是錯了，但就是不改，你能拿我怎么辦？”，以及什么是一審就是終審，一級級本該糾錯的程序是如何流于空轉的。最高院院長張軍提出的院長要帶頭接訪、包案化解“骨頭案”什么的要求，包括東臺法院在內的全國各地法院像是都沒聽見似的裝聾作啞，至今尚未聞有根據張軍院長講話精神來成功啟動這個程序的案例。

河南周口，兩級檢察院抗訴加紀委介入，擋不住這家派出所制造的司法怪圈，派出所虛假傷情鑒定顛倒黑白，逼人賣房，銷人戶口，雇兇傷人，用“見證”房屋買賣過戶的方式掩蓋盜竊刑事案件，而且居然就被作為讓當事人在民事案件中一路敗訴的證據，這么多年來，諸多媒體報道，省市公安介入，兩級檢察院抗訴和紀委介入，居然都難奈其何，小小一個基層派出所的蝴蝶翅膀扇動之下，整個體系都跟著出了問題。

重慶舒忠余非法采礦案，他被控非法采礦，牢都坐完了才發現，判決書上連他到底違反了什么法律都沒寫，如此嚴重違背法律和最高院及其他省份同樣案例的事情就這么發生，求告無門。

河南倆兩15歲中學生為救意外落水同伴，一人遇難，一人被送入監獄。一個非常不幸的意外事件，新野縣檢察院以該案存在23點疑問已經作出過不批準逮捕決定的，在“維穩”的壓力下又再次啟動，15歲的中學生被判有期徒刑11年，在已有不幸的基礎上，通過司法又給制造出新的人間不幸。

一樁離奇“盜竊案”的若干疑問，按照會議決定的清理植物園內林木的行為，突然被指“涉嫌盜竊林木”，被刑事拘留之后竟然就莫名其妙然成了四肢癱瘓，而看守所內的監控視頻卻據說“看不到了”。

山東泰安高丙芳律師替農民工討薪，被控“虛假訴訟”背后，涉及到的所有案件，從基層法院到高院，還有檢察院，各種亂象全景式展現。

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不勝枚舉。

02、冤假錯案頻發，

傷害的不僅是司法的公信

正如總書記講話指出，“許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專業知識，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大量違背人類良知和社會常識的冤假錯案發生，而且遲遲得不到糾正，以及很難得到糾正，人民群眾每一次求告無門、每一次經歷冤假錯案，損害的都不僅僅是他們的合法權益，更是法律的尊嚴和權威，是他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信心。

在喊冤的或者信訪的，當然并不都是冤假錯案，其中有些可能是因為當事人的認識錯誤，也可能是因為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未能得到良好的法律服務，導致法律認定的事實與當事人認為的客觀事實之間發生的偏差這種在所難免的事情。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長、二級大法官胡云騰對東北三省申訴案件的調研，刑事申訴案件中確實屬于冤假錯案的只是極少數，把刑事申訴案件多歸因于法院辦的錯案多是簡單化的思維，與實際情況根本不符。他認為，從東北三省的刑事申訴情況看，90%以上的刑事生效判決并沒有問題，不論在實體處理還是在程序保障上都堪稱公正。在余下的不到10%的刑事申訴案件中，有9成左右案件的原審在處理上確有這樣或那樣的瑕疵，這些瑕疵雖然引發了當事人申訴，但還沒有達到足以改變原審裁判的程度，只有1成左右的刑事申訴案件原審確實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符合應當重新審判的標準。

無從得知胡云騰大法官是如何進行的調研，及如何進行的取樣和分析，如何得出哪樣的結論，以及那樣的結論是否符合實際。但從群眾的切身感受而言，對于司法公正的信心顯然沒有胡大法官所言的只是那么小的概率問題，而且，按照“100-1=0”的道理，哪怕實際的情況真如胡云騰大法官所言，形勢也依然遠不容忍樂觀。

人民群眾對于司法公正的嚴重缺乏信心，從去年據說各級法院一共受理4000多萬案件，然而全國僅70多萬的律師群體，卻據說有90%的律師嚴重缺乏案源，如此眾多數量的訴訟，卻僅有如此之少的律師參與訴訟，群眾對律師及律師作用的缺乏信任背后，正是對司法公正嚴重缺乏信心的折射。找律師有什么用呢，連律師自己也不敢說自己代理的案件就一定能夠勝訴，甚至得到公正的審理，連律師自己都因為堅持維護當事人的利益，而動不動就被法庭趕出去了，更有甚者，動輒就對律師予以刑法、行政等手段的各種打壓，這樣的司法環境，連起碼的司法顏面也很難得到起碼的維護的情況下，更是讓人民群眾實難建立起對于司法公正的信心。而律師的不能積極參與到訴訟活動中去，則會更加容易導致群眾認知的客觀事實與法律所認可的法律事實之間的嚴重脫節，引起更多的潛在的對司法公正缺乏信心的惡性循環。

而且，胡云騰大法官所調研的對象還僅僅是刑事案件，而且是些長期及反復申訴的刑事案件，未涉及到行政訴訟案件、經濟糾紛案件，而一般的來說，此類案件因為對證據的要求不像刑事案件那么嚴格，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可能更大，而現階段法律對那些提供的司法救濟渠道更為有限，但卻又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刑事案件更容易讓群眾對司法的公信力產生嚴重懷疑。

包括法院在內，各個及各級政府在內的安檢設施越來越嚴格，作為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開始如此害怕和警惕人民，當然不能被認為是法治的建立和人民對于司法的公正具有足夠信心的體現。

包括地鐵、公交、學校、醫院等公共場所的安檢越來越嚴，各種“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頻發背后，司法的未能確立起“化爭解紛”的作用，很難言不需要為此承擔相應的責任。

包括經濟形勢所面臨的嚴峻局面，國家各種刺激經濟的措施之下，經濟依然難言活力背后，除去國際及國內等各種環境變化的因素，司法的作用也可言難辭其咎，按照何兵教授的說法，企業家都被關進監獄里了，還怎么發展經濟？

更有全國各地每年數以千萬計的訪民，長年累月奔波在層層信訪的路上，以及因此而生的在全世界都很獨特的截訪現象，和整個社會為此付出的巨大成本。

03、兩高的講話精神，

到了各地各級法院的實踐中后，

為何就成了“兩張皮”一樣的存在？

1月14日召開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表示，各級法院院長要帶頭接訪、包案化解“骨頭案”，申訴多年的疑難案件要盡力公開聽證，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約監督員、律師、街道社區等多方參與。最高法院黨組提出，以“就是頭拱地也要把人民的事辦好”的決心，做實“有信必復”工作，再難也要做到、做好，要嚴格落實7日內程序性應復盡復、3個月內實質性答復、未辦結的每月反饋進展。

然而，距離張軍院長講話精神已經過去將近半年，依然鮮見各地法院有積極落實此項講話精神者。

5月2日，最高檢檢察長應勇在《求是》刊文，要求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固樹立“如我在訴”的理念，“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踐行司法為民宗旨，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然而，這樣的講話精神在司法的實踐中，群眾依然不但尚未及時的感受到，反而常有“應檢察長讓他們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他們卻把屁股坐在了老百姓的頭上”的現象出現。

電影《第二十條》的開播，更是讓不但法律界，而且在民間激起極大的反響和期待，然而，熱鬧和期待過后，一切似乎依然如舊。包括最高檢最近提出的要對已經再審生效的案子也要繼續追蹤及監督，種種跡象顯示，在進一步推動司法公正這個問題上，最高院和最高檢都想有更進一步積極的作為。

不但今年以來的密集講話精神，這些年來，為推動司法公正，最高院和最高檢都已經出臺過不少的舉措，然而，一切的一切，就和國家出臺的諸多法律一樣，很難完全落實到全部的司法實踐當中。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我的看法是，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努力打破目前制度體系中尚存的一些障礙，就像當年國家提倡大力反腐敗的時候，鑒于各地不可避免的地方保護主義，我斗膽建言中紀委效古代刺史及巡按例。至于中紀委后來出臺的巡視組制度是否受我建言之啟發，還是英雄所見之不謀而合，倒也功成不必在我，再碰到類似的情況，不管有用沒用，會不會被采納，該提的意見和建議還是要提的。

司法體系里，類似這樣的制度性障礙一樣存在，很簡單的個道理，最高檢也好，最高院也罷，乃至甚至包括公安部在內，所能提供的主要就是業務的指導和鳳毛麟角的直到案件的程序到了那個層級以后的通過程序之內的救濟，而各個地方的公檢法則主要接受當地黨委政府的領導，最高院、最高檢，包括公安部，既決定不了地方各級司法機構的財權，也決定不了地方的人事權，包括涉及到一些司法人員的投訴，最高院、最高檢這些能夠直接介入和做出處理的手段都相當的有限，更遑論長期在地方和地方不可避免的形成的一些利益關系的牽扯。這就很容易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當涉及到具體的個案時候，各地經常是會可以不把最高院、最高檢的各種在業務方面提出的指導意見放在眼里的。

我們現有的各種制度，包括上訴、申訴、檢查監督、“院長發現”等等，設計堪稱已夠完密，如能充分及有效發揮作用，很多現行的問題自然可迎刃而解。然而，在各種原因的作用下，這些制度目前所能發揮到的作用事實上已經受到極大的限制，以及發揮不到足夠和充分的積極作用。

有鑒于此，根據自己的認識，我給出的認為會行之有效的建議就是，請效英國故事，通過設立衡平法院等的制度建設來解決這個問題。

04、何為衡平法院，

出臺的背景和起到的效果，

以及對當下中國司法現狀的適用

我們注意到，張軍院長在《人民法院報》法律文化版刊載的“英國法院系統2023年年度報告”為例，已經注意并且介紹過一些英國的司法系統改革情況，包括英國的最高法院如何首次到首都之外的地區開展巡回審判，便于更好化解矛盾糾紛。

巡回法庭在我國也已經設立多年，根據我的觀察和理解，目前所發揮的主要作用，也就是相當于最高院的派出機構，將來所要發展和改革的方向，應是如胡云騰大法官所主張的那樣，改變目前已經名存實亡且越來越已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二級終審制度，為逐步建立三級上訴制度體系做好準備。

然而，我的看法，僅有這個巡回法庭還是遠遠不夠的，哪怕將來實行了三級上訴制度，這在目前“程序空轉”等現象已經嚴重存在的情況下，依然會讓人有不能完全充分發揮作用，以及進一步產生更多“程序空轉”的擔憂，給目前已經嚴重不堪重負的司法系統增加新的負擔。

我的建議，相比較可作為未來改革方向的變兩級終審為三級終審，當下更為切實可行和更為容易起到立竿見影效果的，莫如效當年英國故事，設立一個衡平法院，而且正好因應當下正在進行的指導性的案例庫建設。

衡平法（英語：equity），在普通法系中是指歷史上普通法系的司法系統針對普通法的不足，而發展出的一系列法律原則，也譯作公義、平衡法。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衡平法和法律相互關聯，但是衡平法是“更好形式的司法公正”，衡平法需要跳出法律的限制，以更“公正”來用以修改法律的嚴酷，從而讓司法更加公正。柏拉圖則認為，衡平法和法律一起構成了布的經和緯：法律是經線，必須要強大，堅固，有個性，而衡平法是緯線，需要相對柔軟，能夠運用。

衡平法開始實施之前，十三到十四世紀的英國，司法裁判的工作受各地領主的掌握及受基督教等的影響，不但裁判的結果因各地的傳統和理解不一而容易導致不同，而且其中很容易出現一些因私權力導致的任意裁決及暴虐，大量遭受司法不公的民眾向英國王室請愿來尋求公正。在這個背景下，為了填補普通法的不足和補救普通法造成的司法不公，在英國王室主導下，衡平法院開始出現。

衡平法院出現之初，作用相當于一個良心法院（Court of Conscience），也不是由專業的受過訓練的法官擔任，而是由王室委任的官員以自己對公平的理解來斷案，倒也契合總書記講話所指出的那樣，“許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專業知識，憑良知就能明斷是非?！?/p>

在我們已有相對成熟的法律體系條件下，當然不需要完全學英國設衡平法院開始時的那樣不按法律（傳統的判例）而是根據法官自己對公平的理解來辦案，我們的衡平法院的設立，契合正在進行的案例庫建設，把具有代表性的、容易形成指導性的和標準性判例的、群眾反映強烈和社會關注度高的、明顯不公的但在地方各級法院的審級管轄范圍內已經程序走到盡頭缺乏法定救濟渠道了的，能夠體現和貫穿最高院、最高檢司法改革方向的這些案件，直接提到這個衡平法院來進行即可，并為之設置相應的檢查監督和上訴機制即可，一旦生效即形成指導性案例，對全國同類案件做出強制性要求。案結則事了，不但可以讓人民群眾從漫長和痛苦的訴訟程序中解放出來，也可有效的節約大量因為程序空轉而導致的司法資源浪費。

更重要的是，英國王室通過施行衡平法和設立衡平法院，以及行使公正有效的裁決，使得英國王室在英國人民心中逐漸實現了正義和公正的化身的形象，英國王室之能綿祚至今，及靠法律而非武力征服而實現國家的一體化及凝聚力、向心力，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各地發展極為不平衡的國家而言，更是具有極為積極的借鑒意義。英國自實施衡平法以來形成的法治傳統，更是為英國在近現代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根基，而這，也正好符合我們國家所提出的要依法治國來實現偉大崛起的戰略需要。

還記得以前《焦點訪談》在確定選題范圍時的一個指導原則，叫”政府重視，群眾關心，事情有望得到解決“，今日之追求司法公正和實現依法治國，也正合此義，有待朝野之積極互動與共同合力，余今既獻此議，還望廟堂之上諸公能三思及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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