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下人的悲歌》：貧富分化與向上流動的真實寫照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曾經看衰特朗普的主流媒體集體追問：為何他會當選，背后到底是一股怎樣的力量？特朗普走馬上任的第二天，《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書沖上了亞馬遜暢銷榜，媒體寫下了推薦詞：這本書能讓你讀懂特朗普為什么能贏。

2024年7月，《鄉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萬斯成為特朗普的競選搭檔，這本書又沖上亞馬遜暢銷榜。好家伙，連贏兩次，到底是怎樣的故事，讓學術界、金融界、企業界、政界都來閱讀這本書？

▲ 特朗普夫婦與萬斯夫婦一同登臺。

當看完《鄉下人的悲歌》，我有點明白了。這本書文筆流暢、感覺真誠動人，他說出了底層的憤怒和無奈，說出了民眾的焦慮和絕望。

萬斯是白人，但不會認為自己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而是蘇格蘭-愛爾蘭人后裔。在美國人的稱呼里，他們是“鄉巴佬”、“鄉下人”、“白色垃圾”。他們有高度的忠誠感，不喜歡外來者或者與他們不一樣的人。

你們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窮困，生活在鐵銹地帶（指美國一些曾經繁榮現在衰落的地區）俄亥俄州的一座鋼鐵城市。從我記事時開始，這座城市的工作崗位就在不斷流失，人們也逐漸失去希望。
至于我家的情況，用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我和父母間的“關系比較復雜”，他們中的一位接近整整的一生都在和毒癮作斗爭。把我帶大的外祖父母連高中都沒畢業，而我的整個大家庭里上過大學的人也寥寥無幾，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途黯淡——我們當中幸運的那些，可以不用淪落到接受社會救濟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則有可能會死于過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鄉小鎮僅僅去年就有幾十人因此死去。

他實現了向上流動，寫這本書并不是因為他取得什么成就，而是因為“大多數像我那樣長大的孩子都做不到”。

我想，這本書能在全球引起共鳴的原因是：經濟學家、精英群體云淡風輕地談論制造業衰敗、經濟停滯、地區發展差異等等，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清楚他們的真實生活是什么樣的。

他們曾經風光，但如今在廢墟中眼睜睜看著財富和希望一個個湮滅；他們清楚地區、階層衰落給他們以及下一代帶來怎樣的影響……

強國、大國這些宏大敘事讓人自豪，但在不受關注的角落，“鄉下人”的艱難掙扎也應該被看到。

童年

要說萬斯的故事，就要從祖輩說起。

杰克遜是個只有六千多人口的小鎮，阿公和阿嬤在20世紀40年代就離開杰克遜，在俄亥俄州的米德爾敦建立起自己的家庭。

阿公是技術熟練的汽車修理工，他的愛好就是汽車：買車、換車、修車。他在新環境發跡，退休后過上了愜意的中產階級生活。

雖然阿公和阿嬤離開了杰克遜，但他們有很強的負罪感，經常回去，鄉下人描述那些離開的人“自我膨脹得褲衩都裝不下了”；但在米德爾敦的中產階級看來，像阿公這些鄉下人不是同類，很多習慣都受到本地人的強烈指責，譬如暴力、不尊重隱私等等。

在阿嬤的七個兄弟姐妹之中，離開杰克遜的四個和留下來的四個相比，社會和經濟地位明顯要高出很多。

正如阿公在年少時就曾想到的那樣，鄉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到了20世紀中葉，阿公的酗酒已成常態；阿嬤和外界隔絕了，鄰居都說她是“邪惡巫婆”。她不再收拾家務，整天吵架，日子變成活生生的地獄。

有天因阿公喝酒而大鬧的夜里，阿嬤告訴阿公，如果他再敢醉醺醺地回家，她就殺了他。一周后，阿公醉醺醺地回來，在沙發上倒頭就睡。作為一個從不食言的人，阿嬤異常冷靜地拿來一桶汽油，并把她丈夫從頭到尾澆了個遍，然后把劃著的火柴扔在他胸膛上。阿公一下子就燒著了，這時他們11歲的女兒立即采取行動把火撲滅，救了他一命，阿公奇跡般地只受了輕度燒傷。

阿嬤和阿公有三個孩子，萬斯的母親貝弗排行第二，上有哥哥吉米，下有妹妹洛莉。

三個孩子深受家庭動蕩的影響，幸運的是，吉米和洛莉都找到了出路，萬斯的媽媽貝弗是過得最不好的一個：18歲懷孕就放棄讀大學，高中畢業就結婚了，生下女兒琳賽，然后離婚做了單親媽媽，不斷換男朋友、藥物成癮……

琳賽是萬斯的同母異父姐姐，比他大五歲，是萬斯身邊的第一道防線，年紀輕輕就照顧弟弟了；第二道防線是阿公阿嬤，他們都很愛萬斯，是萬斯的守護神。

母親不斷換男朋友，萬斯從小就游走于不同的“父親”之間，不斷搬家。母親給萬斯樹立了解決婚姻沖突很壞的模樣：大吵大叫、激烈時掌摑拳打、帶上孩子和狗離家出走……

你永遠不會知道是哪句話說錯了，就能把一頓平靜的晚飯變成一場激烈的爭吵，也不知道是小孩子犯的什么錯，就能從房間的另一頭扔來一張盤子或是一本書。那時候我們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地雷陣中一樣——只要邁出一步，就會爆炸。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海報（2020年）。

萬斯13歲那年阿公去世了，母親的脾氣更壞。她丟掉了醫院的工作，濫用藥物，去戒毒中心接受脫癮治療。

琳賽在阿公死后不久就結婚了，生了一個兒子，萬斯感到和琳賽逐漸疏遠了。琳賽有了自己的家，她會是個好母親，有成功且唯一的婚姻，但萬斯困在一個陌生人的家里，因為母親又換男朋友了。

一個早上，萬斯在阿嬤家，母親過來問他要一份干凈的尿液樣本，用來應付護士局的檢查（她找到一份護士的工作）。

母親提出要求時好像就是理所應當似的。她沒有絲毫的悔恨，完全沒有一種讓我去做一件錯事的感覺。她也沒有因自己再次打破了再也不濫用藥物的承諾而感到絲毫的愧疚。

萬斯拒絕了，母親又道歉又絕望，又哭鬧又乞求，保證以后會改。

我爆發了，我跟母親說，如果她想要干凈的尿液樣本的話，她就應該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團糟，然后從自己的膀胱尿出來。
我跟阿嬤說，這次如果幫了母親只會讓情況更糟，而如果阿嬤在30年前能堅定自己立場的話，現在母親也不會求著自己的兒子給她一份干凈的尿液了。
我跟母親說她是一個糟糕的母親，然后跟阿嬤說，她也是一個糟糕的母親。阿嬤的臉色沉了下來，變得連我的眼睛都不想看，看來我說的話明顯擊中了她的要害。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尿液樣本事件之后，阿嬤決定讓萬斯和她一起住，不要再搬來搬去。

阿嬤拯救了萬斯，當萬斯搬去和阿嬤住之后，成績立馬就好轉了。不僅如此，阿嬤強令他去找份工作。他去迪爾曼雜貨店做收銀員，這份工作讓他更多地了解美國的階級分化。

過了幾個月，有天我回家后問阿嬤，為什么只有窮人會買嬰幼兒奶粉。“難道富人家就沒嬰兒嗎？”阿嬤回答不上來，而我也要等許多年以后才會知道，有錢人更傾向于用母乳喂養自己家的孩子。

萬斯開始抱著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們的勞動階級了。他努力工作，領著一份微薄的工資，但藥物成癮的鄰居買丁字牛排的頻率比他高得多。

我也知道了人們是怎樣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們用食品券買兩打汽水，隨后就減價賣掉以換取現金。他們會把要買的東西分開結算，用食品券買食物，用現金買啤酒、紅酒還有香煙，他們排隊的時候還常常用手機打電話。
我怎么也不會理解，為什么我們的生活就像是一場掙扎，而那些靠著政府的慷慨贈與活著的人卻能用上我只能在夢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萬斯所處的世界充滿了非理性行為：無度消費；家庭一團亂麻，總有家庭成員濫用藥物；孩子不好好學習；不去工作或者干不長久，總是抱怨社會不公；沒有責任感，飲食習慣很糟糕，也不運動。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沒有哪一本書，哪一位專家，或是哪一個領域能夠解答現代美國發生在鄉下人身上的問題。我們的悲歌無疑是一個社會學上的問題，但同時也和心理學有關，與社區有關，與文化有關，與信仰有關。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參軍

在高三，萬斯參加了學校高爾夫球隊的選拔，阿嬤鼓勵他學習高爾夫，“那是有錢人們談生意的地方。”

他能交到的有上進心的朋友都計劃上大學，他也決定上俄亥俄州立大學。他申請助學金，發現上大學的欠賬足以在米德爾敦買下一座好房子。那時，他表姐建議他加入海軍陸戰隊：“他們會把你錘煉出個樣子的。”

萬斯想了又想，知道自己沒有別的選擇：要么去上大學，要么無所事事，要么加入海軍陸戰隊。阿嬤不喜歡他去參軍，但接受了他的決定。

新兵訓練營為期13周，他第一次和家鄉、家庭隔離開來，接觸到不同的人。他的體重減了45磅，學會了健康飲食和自制力，短短幾個月改變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如果說我在家習得了無助感，那么海軍陸戰隊則讓我學到了希望感。

新兵訓練營畢業后，萬斯正式加入海軍陸戰隊。

阿嬤年事已高，身體虛弱多病，醫療保險每月要增加300美元，萬斯表示愿意出這筆錢，那時萬斯每月稅后拿到差不多1000美元。

為阿嬤付醫療保險讓我在人生當中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保護者，而不是被保護者。它讓我感受到了自己從未想象過的滿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軍陸戰隊之前，我從沒錢去幫助別人，而當我加入海軍陸戰隊后回家時，我能帶母親出去吃午飯，能為孩子們買冰淇淋，還能給琳賽買很好的圣誕禮物。

海軍陸戰隊教會他如何像一個成年人一樣生活，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

海軍陸戰隊假定的是新入伍的小伙子們什么都不知道。它假定沒有人曾教過你任何關于體育健身、個人衛生和個人財務的東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上關于怎樣平衡支票簿、怎樣存錢以及投資的強制課程。

在海軍陸戰隊，全力以赴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說個人能力無關緊要。能力固然有所幫助，但一旦你能意識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說你的大腦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與缺乏能力混為了一談——你將爆發出強大的能力。也就是為什么每當有人問我最想改變白人工人階級的哪一點時，我都會說是“那種覺得自己的選擇無所謂的感覺”。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讀大學

23歲，萬斯拿到了退伍證書，他已經知道自己想要怎樣的人生以及怎樣去實現。

他上了俄亥俄州立大學，他很多好朋友畢業后會選擇留在哥倫布，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社會學家稱之為“人才流失”——有能力離開生活艱難的地方的人通常都會選擇離開，當他們找到能夠提供教育和工作機會的新地方時就留在那里成家立業。
幾年以后，我回顧自己那場有六個伴郎的婚禮，意識到他們每個人都和我一樣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學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個小鎮上長大，無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鄉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鄉。

盡管退伍軍人能報銷一大筆學費，但他仍需要承擔約兩萬美元的開銷。他找了三份兼職，實在吃不消了就放棄了最喜歡的參議員助理工作，因為那份掙得最少。

2009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得雙學位。大學畢業后，他實現了另一個夢想：讀法學院。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上耶魯

本來萬斯只想隨便去一所法學院，當一個好友在華盛頓一家餐廳撞見他在法律學校的同學在收拾餐桌，并說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萬斯覺得應該去申請耶魯和哈佛了。

他被錄取為2013級耶魯法學院學生，接受了約20萬美金的學費債務，不過耶魯法學院提供的資助很多。

第一年幾乎給我全額資助，并不是因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為我是全校最窮的學生之一，耶魯給我好幾萬助學金。窮到如此地步還能得到這么大的好處，這真是頭一次。選擇耶魯不僅因為它是我夢想的學校，還因為性價比最高。

這里就涉及信息差了，最貴的學校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反而是最便宜的。

比如，一個學生的父母年薪3萬美元，雖然不是很多但也過了貧困線。這個學生在威斯康星大學一個較不受歡迎的分校要付一萬學費，但該校最好的麥迪遜校區只花6000美元，而在哈佛大學，雖然學費高達4萬美元，但只要交1300美元就行了。

第一天去耶魯法學院，萬斯看到海報上寫著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來參加一個小活動，就在一間教室里給幾十個學生做演講；幾天后，他在拐角差點撞上了當時的紐約州長。耶魯幾乎每星期都有名人來訪。

萬斯是自己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是整個家族第一個去專業學院學習的人。

一個原因是社會階級方面的。一項針對學生的調查發現，超過95%的耶魯法學院學生來自上中產階級或更高，大多數人可以說非常富有。顯然，我既不是中產階級，也不富有。耶魯法學院很少有人像我這樣來自窮人家庭，雖然從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學校看重多元化。但幾乎每個人，黑人、白人，還有猶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們都家庭完整，衣食無憂。

萬斯在耶魯很特殊，不僅因為他沒錢，還因為他的背景。在耶魯，幾乎沒人在一所平庸的公立讀高中，而且父母沒上過大學。

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加油，看到一位女士穿著耶魯的T恤，他問她上過耶魯大學嗎？女士說沒有，“侄子在那讀書。你也是嗎？”

她是無法理解我們這些人的。在她的雞尾酒派對和那些闊氣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們死守著自己的槍和宗教。我跟她沒什么好說的。我勉強回了一句：“不，我沒上耶魯，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開車走了。

萬斯向一個陌生人撒了謊，以免感覺自己像個背叛者。

不僅是我們自己這個群體在強化這種局外人的態度，而且我們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強化這種態度，比如那個說耶魯法學院不應錄取非名牌大學學生的教授。
無法量化這些態度如何影響著工人階級，但我們確實知道，美國的工人階級不僅僅更難爬上經濟階梯，還更容易在爬到頂后再掉下來。

萬斯還發現，有錢有權的人還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準則，他以前的生活往好里說是不時尚，往壞里說是不健康。

譬如他以前和阿嬤最喜歡的餐廳，其實是一家臟兮兮、油膩膩的破店。

2009年，美國廣告公司新聞頻道報道一則新聞，阿巴拉契亞山區的孩子面臨嚴峻的口腔問題，當地人稱之為“山露汽水口腔病”，主要由于喝了太多含糖汽水引起。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社會資產

每年八月，知名法律公司都會來耶魯法學院招聘，舉行長達一周的晚宴、雞尾酒會以及面試。萬斯和最心儀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面試順利，公司邀請他去紐黑文最貴的餐廳參加晚宴。

吃晚餐時他遇到難題了，餐具的數量有些奇怪。萬斯的女朋友是大學同學烏莎，烏莎家境很好，就像他的精神向導。

為什么有九個器皿？為什么要用三把叉子？為什么有好幾把涂黃油用的餐刀？我想起電影里的一個場景，明白了這是一種傳統習慣，餐具的數量和擺放都是有規定的。
我謊稱去衛生間，然后打電話給我的精神向導：“那么多該死的叉子我怎么辦？我不想讓自己看上去像個傻瓜。”烏莎解答道：“先用外圍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個器皿盛不同類的菜。哦，還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湯。”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很快，萬斯發現作為耶魯法學院的學生，很容易接近全國最頂尖的律師，大多數面試都以錄用而告終。

這個面試周，萬斯拿到了十幾個面試通知，以至于他拒絕了幾個面試邀請。而就在兩年前，他大學畢業后四處投簡歷卻四處碰壁。

那一個星期的面試讓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戲，他們不會去市場上海投，盼著某個雇主會賜予他們一個面試的機會。
相反，他們搭建網絡。他們給朋友的朋友發郵件，讓自己聲名遠揚。他們讓自己的叔叔打電話給老同學幫他們牽線搭橋。他們讓學校就業服務中心提前幾個月就專門為他們舉行面試，他們讓自己的父母教他們如何穿著得體、該說什么、跟誰閑談。

萬斯在耶魯發現“社會資產”蘊藏著巨大的價值，周圍的人脈和機構組成的網絡讓他們能找到合適的人，確保他們有機會，并能夠傳達重要信息。

良好的關系網絡比勤奮和運氣都更重要。在耶魯，關系網絡的力量就像呼吸的空氣，無處不在卻容易被忽略。

挖掘并利用社會資產的人會勝出，而讓資源閑置的人就如同瘸著腿和別人賽跑一樣。而如何運用而不是閑置資源，對我這樣的孩子來說是個主要的挑戰。

大家都在談論畢業后去當法官助理的事，萬斯也在爭取，他爭取到蔡教授同意將他推薦給一個位高權重的聯邦法官。

提交材料幾天后，蔡教授告訴他入圍了，此時蔡教授給出了極其坦誠的建議。她知道萬斯新交了女朋友，如果去做這個法官的助理，一年來就別指望休息，因為這個法官苛刻到極點。

“這份法官助理的工作是會讓你們分手的，如果你想聽我的建議的話，我認為你應該首先考慮烏莎，做出真正適合你的職業選擇。”

這是萬斯得到的最好建議，他撤回了申請。他明白不隨波逐流、自主規劃人生道路是正確的選擇。

很難說這條建議含金量有多大，因為它其實一直在升值。但毫無疑問，這條建議具有實際的經濟價值。社會資產并不僅限于某人幫你聯系一個朋友或把你的簡歷遞交給以前的老板，社會資產也體現在，而且是主要體現在，我們從朋友、同事和導師身上學到的東西。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童年創傷

和烏莎約會幾個月后，烏莎指出他的性格缺點。每當發生不好的事，他就完全退縮了，就像個縮頭烏龜縮進自己的殼里。

一次爭吵后，萬斯摔門而出。他想起母親和男友吵架，帶著他離家出走，直到阿嬤勸母親回去像個大人一樣面對問題。他繼承了這種逃避問題的性格。

烏莎并沒有在生活艱難的鄉下待過，所以并不知道怎么吵架打斗。我一次去她家過感恩節的時候，很驚訝他們家竟是一團和氣。烏莎的母親沒有在背后說他父親的壞話，親朋好友也沒有滿嘴謊言或背后傷人，姑嫂之間也和和睦睦的。

萬斯去圖書館找資料看，了解到他的生活叫“童年不幸經歷”，簡稱ACE，童年創傷可能影響成年生活。

對于像我這樣的孩子來說，處理壓力和沖突的那部分大腦區域一直處于激活狀態，開關永遠開著。我們動不動就準備戰斗或逃跑，因為我們時刻都面臨熊的威脅。這里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親，也可能是精神錯亂的母親。面對沖突，我們繃緊了大腦里的弦，而這弦一直緊繃著，即使沒有沖突的時候也依然緊繃。

萬斯思考了很多關于自己的經歷。

譬如，他從不相信道歉，道歉是為了讓他放松戒備。十多年前，就因為母親一句“對不起”，他才上了母親的車，之后發生的事是災難性的。

周圍的人都把言語當成武器，爭吵都是戰爭，他不可能讓自己輸。

在萬斯家族，母親是輸家，就像統計數據顯示的那樣“應該墮落的人”。

在萬斯快畢業時，母親又對一種新的毒品海洛因上了癮，并決定再次嘗試戒毒。她已經戒了很多次了。

母親讓他很害怕，最害怕是“我們這樣的人能否真正改變。”

萬斯從耶魯法學院畢業，和烏莎結婚，工作體面，住房無憂，婚姻幸福，有溫馨的小家，養了兩只狗，他成功實現向上流動，實現了夢想。

但是，上坡路不會平坦，他身后的世界總有辦法拉他回去。

母親又開始吸毒了，第五任丈夫把她逐出家門，他們鬧離婚，母親無處可去。

萬斯曾發誓不再管母親，但他還是食言了。能力和金錢有限，他更愿意和母親分道揚鑣。他就是在妥協下進退兩難，他知道無法解決這些難題。

▲ 《鄉下人的悲歌》電影劇照（2020年）。

隔離與流動

穩定的家庭給孩子力量，見過足夠的世面能讓人胸懷大志。

研究發現，窮孩子憑借自己才能高升的概率很低，南部的鐵銹地帶、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窮孩子在苦苦掙扎，主要有兩個原因：單親家庭多、收入隔離現象普遍（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區域隔離現象）。

回想萬斯12歲，母親被指控犯了家庭暴力的罪名，如果法律判決母親不再是他的監護人，他也許會被社工帶走，寄養在別人家。因為在法律眼里，阿嬤是未經培訓、沒有執照的看護人。因此他撒了謊，告訴社工一切很好，沒讓母親進監獄，也能和阿嬤繼續待在一起。

一些州要求有看護職業資格證書的人（就像護士、醫生那樣）才能收養兒童，就算祖母或其他親密的家人要收養，也得有這種執照。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社會服務體系不是為鄉下人的家庭設立的，所以通常就會讓情況雪上加霜。

萬斯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學校里面排名最后，不是師資力量弱，主要是因為生源質量差。高中老師說，很多窮孩子根本無法拿到大學學位，他們很小就見慣了暴力和打斗。

“我一個學生的寶寶丟了，但她就像丟了車鑰匙一樣不長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兩周后，孩子出現在紐約，和她的毒販父親還有幾個親戚在一起。”如果沒有奇跡發生，我們都知道這可憐的孩子以后會變成什么樣。

有個高中老師說，整個地區都是窮人，精神和物質資源會非常匱乏，使他們的絕望和無助加倍。

小時候，我覺得成績好是一種女性化的特質，而男子漢氣概代表力量、勇氣、樂意打架，以及后來贏的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績好的男孩被叫做“娘娘腔”或“同性戀”。
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當然不是阿嬤教我的，雖然她要求我成績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這種感覺確實存在。如今的研究顯示像我一樣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學習更差，因為他們認為做功課太“娘”了。

萬斯意識到，幫助他順利度過童年的習慣，恰恰在他長大后限制他的成功。譬如，一發生沖突他就會逃跑或準備打架。

一次他開車，有人搶了他的車道還朝他豎中指。車子在紅燈路口停下，他解開安全帶，打開車門，想要那人道歉，必要時干一仗。但是他的理智又占了上風，于是關上車門。

十八歲之前，中途退縮會讓他被冠以“孬種”、“弱雞”或“娘炮”的名號。此時，他覺得這是一種進步，總比用拳頭教訓那個混蛋如何文明駕駛而進了監獄好吧。

在萬斯的成長過程中，周圍的人無論多窮都設法在節假日預支消費，圣誕樹下堆滿時髦的禮物。

我猜富人慶祝圣誕的方式應該跟我們沒什么兩樣，只不過可能不用怎么擔心錢不夠，還能買更時髦的禮物。
然后我注意到，我表妹邦妮出生后，莉姨家的圣誕明顯不一樣了。他們給孩子們的更多是比我想象的要樸實的禮物，于是他們不再擔心湊不到兩三百美元的禮物，不再擔心給孩子買不到最新的電子產品而苦惱。
烏莎也是，她在圣誕節經常收到書。
邦妮表妹在十一歲時讓她母親把她的圣誕禮物捐贈給米德爾頓的窮人。令人震驚的是，她母親同意了：他們不是以女兒積攢的圣誕禮物的金錢價值來衡量圣誕節的意義。

萬斯實現了向上流動，他深知兩者之間的差異。富人和窮人，知識分子和文盲，上流社會和工人階級，這兩個群體越來越分化。

他們的孩子更加快樂健康，離婚率更低，禮拜率更高，壽命更長。和這些人相比，我們輸得一塌糊涂。

萬斯的家人、導師、朋友都在不同階段、不同環境下支持他，幫助他。在不幸的童年歲月，阿公盡己所能擔任起父親的角色，琳賽小小年紀就擔起母親的責任來照顧他，阿嬤更是他的保護神。要是沒有他們，萬斯無法想象自己會變成怎樣。

想想看，我表哥邁克賣掉了他母親那所我們家族住了一個多世紀的房子，因為無法信任自己的鄰居不會入室搶劫；
阿嬤不愿給她的外孫輩買自行車，因為放在門廊上的自行車即使上了鎖也總是被偷走；
還有她一直害怕去應門，因為隔壁那個四肢健全的女人經常上門向她討錢，我們后來知道那個人需要錢去吸毒。
這些問題無法歸咎于政府、企業或其他人，我們自己才是罪魁禍首，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決。

中西部制造業被掏空，崗位流向海外，很多沒有學歷的工人很難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他們有些成為“福利王”，即靠失業救濟金過活的懶惰人。

他們脫離社會，又把這種孤立傳遞給孩子。他們失去經濟上的安全感，隨之失去穩定的家庭和生活。

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崗位卻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著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丟掉了一份有著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
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他認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為自己對自己的工作和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萬斯以“局內人”的角度，描述了他極其混亂可怕的成長環境、“鐵銹地帶”面臨的困境與危機、“鄉下人”的愛與忠誠。他擺脫“世襲”的貧窮與困頓，實現向上流動，但他的成功只是個例，還有很多“鄉下人”找不到出路，實現不了夢想。

這是萬斯的回憶錄，也是他的家族史，“這里面沒有復合的虛構人物，也沒有斷章取義的敘事”。

這就是我真實的人生，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我想讓人們知道那種對自己瀕臨放棄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以及為什么會有人放棄自己。我想讓人們了解窮人的生活到底發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質上的貧窮會對窮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樣的心理影響。我想讓人們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國夢。我想讓人們體會向上層流動的真實感受。
此外，我還想讓人們認識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識到的一個問題：對于我們這些實現了美國夢的幸運兒來說，那些我們經歷過的惡魔一直就在身后不遠處窮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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