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剛到功德林，就拉著杜聿明悄悄的問：你身上帶著的是啥刑具？

北京戰犯管理所，即我們常說的功德林，這里最早是一座名字為“功德林”的佛寺，清朝時改為了粥廠，專門向貧苦百姓發放粥食等物，到了光緒二十八年，山西巡撫趙爾巽奏請設立罪犯習藝所，經光緒皇帝批準后，這里便成了“京師習藝所”。

所謂“京師習藝所”，主要的作用，是“收容犯人，令習技藝，使之改過自新”，因此，在設立之初，這里就有包括織巾科、織布科、鐵工科等多個生產部門，另外還設有相關的監督部門，如考工處、稽巡處等。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功德林就成了一個專門用于對犯人勞動改造的地方。

到了民國時期，這里的名稱先后被改為“宛平監獄”和“京師第二監獄”，從名字中就能看出，這里的作用與清朝時沒啥區別，不過在規模上擴大不少，民國政府還特意撥款8萬余元，在原有的基礎上，建造了現代化的監獄。

而我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就是在這里被殺害的。

而在1928年時，國民黨政府依舊把這里當做了監獄，當時有不少遭到逮捕的我黨黨員被關在此處，曾經在當年，周恩來總理為救出這些黨員同志，親自策劃組織了一次“劫獄”行動，最終成功的把關押在這里的所有犯人全部救出。

也正是因為此事，讓國民黨驚恐萬分，為了防止再次被劫獄，在此之后一直到解放前，國民黨把在天津、河北等地抓捕來的我黨黨員和進步人士，都關押在了北京西安門外的草嵐子監獄，并加大了看守力度。

當然，功德林作為監獄的性質一直都存在，而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后，這里便被公安部接管，同時名字改為了“北京戰犯管理所”，不過在私底下，很多人還是會稱這里為“功德林”。

與其他監獄不一樣的是，這里關押的犯人很特殊，大多都是曾經在國民黨中長期位居高位之刃，比如軍官就是軍級以上的，文官則是省主席一級。

之所以把這些原國民黨高管關在一起，是因為他們曾經長期為講解實現效勞，也大多直接參與了蔣介石集團的不少重大決策，同時，這些人對于戰敗基本上都持不服氣的態度，反動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改造起來就相當有難度。

正因為如此，中央對這些戰犯的改造十分重視，而為了更好的改造這些高級戰犯，好讓這些人早日成為新中國遵紀守法的公民，中央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比如在生活待遇方面，這里就和其他監獄大不一樣，曾在國民黨擔任過保密局云南站少將站長的沈醉就回憶過，在他與其他幾個國軍將領來到功德林集中改造后就發現，這里不僅腳鐐和手銬都去掉了，伙食上也較之前改善不少，甚至每個星期還能看一場電影。

這種待遇，引得當時關押在別處的國民黨下級軍政人員羨慕不已，一個個都說，“去了功德林，就好比是過去中了舉人被送往京城的太學差不多”。

但待遇改善，并沒有讓一些反動思想根深蒂固的戰犯馬上有認罪改過之心，反而依舊固執的堅持著自己的一套看法，比如沈醉，在最開始就是這樣的人。

沈醉被俘于云南昆明，而在被俘之初，他無時無刻都在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槍斃，但一直到1957年，他依舊活得好好的。

而在這年秋天，沈醉從重慶戰犯管理所轉送到了功德林監獄，剛開始，沈醉還以為自己要被送往法場了呢，結果到地方下車一看，有好幾個熟人在面前。

不僅有宋希濂、康澤、王陵基，還有廖耀湘、范漢杰和黃維等，就連曾經同在軍統共事過的文強，也赫然在列。

能見到這么多熟人，讓沈醉既激動又意外，而在與大家聊天敘舊之際，沈醉就發現，房間內的床上，有一個很大的石膏模型，里面好像躺著一個人。

等他走近一看才知道，躺在石膏里的人，居然是杜聿明。

看清楚是杜聿明之后，沈醉的心里不僅吃驚，還泛起了一絲沉重，吃驚是因為他在之前就聽說，杜聿明作為頭號戰犯之一，早就被槍決了，沒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活人，屬實是讓他沒想到。

而沉重則是因為，他看到杜聿明躺在石膏里動彈不得，嘴里還不住的哼哼唧唧，就以為這是杜聿明在接受什么“殘酷的懲罰”，因此，心里就不由的泛起一股同病相憐的滋味。

畢竟他和杜聿明以及在場的絕大多數人，都曾經是養尊處優的國民黨高管，如今卻成了階下囚，不僅要擔心自己隨時隨地都有被槍斃的可能，還得接受各種“殘酷懲罰”。

所以，在眾人散去之后，沈醉就低聲問杜聿明，“你這是咋回事？身上帶的是啥刑具？”

杜聿明剛開始并沒聽明白，等他弄懂沈醉的意思后也是哈哈大笑，他告訴沈醉，自己身上的石膏，是管理所專門為他定制的，為的是給自己治病。

當初，杜聿明在淮海戰役期間擔任了徐州的“剿總”副司令，在國軍節節敗退、解放軍節節勝利之際，毛主席曾發表了一篇名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文章，希望杜聿明能懸崖勒馬，主動投降，以減少不必要的傷亡。

但杜聿明當時并沒有聽進去，而是繼續負隅頑抗，而最終被解放軍包圍在陳官莊，苦苦熬了幾天后，還是被解放軍悉數殲滅。

而在國軍潰敗之際，杜聿明喬裝打扮試圖逃走，可最終并未成功，而是被解放軍俘虜，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在被俘之初，杜聿明謊稱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軍需官，可當解放軍問他他的直屬上級名字時，他卻答不上來。

所以，杜聿明被當作特殊人物看管了起來，而在身份徹底被確認之后，杜聿明一度想要自行了斷。

一方面，他覺得自己輸掉了幾十萬國軍，對不住蔣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和沈醉的想法一樣，認為自己名列頭號戰犯名單，大概率會被槍決，與其如此，倒不如自己主動給自己來個痛快，自行了斷得了。

因此，在一次看守他的人員離開的短暫機會，杜聿明抓起地上的一塊石頭，就朝著自己頭上猛砸，一直砸得頭破血流昏死過去。

但最終，杜聿明想要自行了斷的想法并沒有實現，解放軍的軍醫將他救了回來，并精心照顧他的傷情，讓他逐漸開始康復。

而在杜聿明傷情恢復的過程中，為他檢查身體的軍醫就發現，杜聿明身上有不少病癥，包括肺結核、胃潰瘍等，由于長時間沒有得到根本治療，再加上長年的戰場生涯，導致他的身體狀況極差。

比如當時杜聿明的脊椎都扭曲到呈S形，此外他的腿一長一短，腰也無法徹底直起來，而在經過徹底檢查之后，又發現他患有脊椎結核。

面對自己的諸多病情，杜聿明倒是無所謂，當時他就覺得，反正自己早晚都會死，那還害怕這些病干什么？于是，他整日里閉口不言，試圖用沉默來進行對抗。

也正因為試圖頑固對抗，杜聿明在剛來到功德林時，就被同伴笑稱為“花崗巖腦袋”。

但對于杜聿明這樣的“花崗巖腦袋”，中央并沒有放棄他，不僅有包括陳毅在內的將帥去看望他，勸他認真改造，早日脫胎換骨，同時，在中央的指示下，功德林的軍醫也在治療和照顧杜聿明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

比如在檢查出杜聿明的脊椎有嚴重變形后，軍醫們為了防止病情加重，就專門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石膏模型，也就是沈醉看到的那種，每天杜聿明只要往這個模型里躺一躺，就會對他脊椎恢復有很大幫助。

除此之外，杜聿明的其他病癥也在積極治療中，而經過治療，杜聿明的病情有了明顯好轉。

在這種情況下，深知自己身體變化的杜聿明，也開始對自己之前的“愚忠”有所懷疑，他并不怕死，但共產黨卻能把他這樣的罪犯當人看，為他治病想盡辦法，這讓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無動于衷，畢竟人非草木。

當然，僅僅是因為給杜聿明治病，還不至于讓他徹底扭轉思想，而在此之后，一件小事的發生，讓杜聿明頑固的“花崗巖腦袋”真正有了大的轉變。

在來到功德林一段時間后，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就讓戰犯們寫一寫歷史材料，原本，包括杜聿明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這是共產黨要他們交代罪行呢，于是，絕大多數人都寫的是自己曾經與紅軍、解放軍打仗的情形和經過。

杜聿明同樣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當初在大別山阻擊紅軍以及在遼沈戰役、淮海戰役中，與解放軍是如何對抗的過往，寫了滿滿幾大張。

寫完之后，杜聿明覺得自己“交代”得夠清楚了，但結果沒幾天，工作人員就找到了他。

就在杜聿明回憶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遺漏之處時，工作人員接下來的一番話，讓他不由得感慨萬千：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國民黨參與抗戰在歷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頁，你當年在昆侖關打了那么大的勝仗，又率領遠征軍去緬甸抗擊日均，這些歷史都應該認真寫出來，不能光交代罪行啊。”

昆侖關戰役，是杜聿明一生中最為自豪的一次戰斗，此戰中，杜聿明率第五軍與日軍第五師團二十一旅團血戰數日，最終在舍生忘死的精神下，消滅日軍達五千余人，還擊斃了旅團長中村正雄。

而杜聿明無論如何都沒想到的是，共產黨人沒有忘記他為這個國家所做過的貢獻。

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正是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新中國對于這些國民黨戰犯，并沒有歧視和虐待，反而在各個方面關懷備至，這就讓杜聿明從心底開始有所轉變。

而在杜聿明的影響之下，沈醉也是如此，他逐漸消除了最開始的不端正態度，也開始主動積極進步，并且，他和杜聿明還成了摯友。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獲得了久違的自由，踏出功德林的那一刻，杜聿明恍若隔世。

而在宣布特赦名單之際，由于沒聽到自己的名字，讓沈醉一度情緒低落，甚至十分消極。

這一切，被杜聿明看在了眼里，在他離開功德林前，就找到沈醉與他進行了一番暢談，他告訴沈醉，只要好好改造，一定也可以獲得特赦的。

經過杜聿明的勸導，沈醉也調整了情緒和改變了心態，果然，在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沈醉被列入第二批獲特赦的戰犯名單。

沈醉獲得特赦之后，與杜聿明依舊保持著很深的交情，期間，正是杜聿明幫他出謀劃策，才使得沈醉得以與分別多年的小女兒相見。

不過，當時沈醉的妻子粟燕萍以及其他幾個子女，有的在香港，有的則在臺灣，因為種種原因還無法相見，但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方努力，沈醉終于在1981年1月，實現了攜女赴港探親的愿望。

這一年，沈醉已經67歲。

而在赴港前夕，杜聿明就語重心長的告訴沈醉，“祖國的分裂....數以千萬人的死亡，這一切我們都要負責任的...所以，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也必須由我們去推動...你一定要保持晚節，否則歷史和后人都會譴責我們”。

果然，到了香港之后，就有記者帶著別有用心的目的找到沈醉，要他爆料一些所謂的“秘聞”，但對此，沈醉堅定的予以了拒絕，即使對方愿意出高價，他也沒有同意。

最終，沈醉僅在香港停留了二十多天，便踏上了回程，而在他回程之前，通過報紙發表了這樣一段話：

“我想起我的母親曾對我說過，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一個人”。

1984年6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重新審定，沈醉被認定屬原國民黨起義人員，同時，那份1960年的特赦書也因此撤銷，這就標志著，沈醉由戰犯身份，改為了起義將領。

正所謂“功德林里修功德”，在親身經歷了功德林里的特殊生活后，沈醉親眼目睹了共產黨人的光明與磊落，同時特赦后的他也親眼看到了新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而這一切，都讓沈醉真正意識到自己也是祖國的一員，正如他在香港時所說的那樣，“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絕對不會不贊成與不渴望中國早日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