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 | “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杜維明文集》編序

讓儒學的活水流向世界

--——《杜維明文集》編序--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以全部的身心致力于儒學的創造性詮釋和儒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的偉業。他不僅艱苦卓絕地在北美“傳道、授業、解惑”，影響了眾多的西方學者與學生，而且風塵仆仆，席不暇暖，來往于北美、西歐、東亞、南亞之間，以仁心、學養、慧解、聽德與辯才，通過歷史研究及哲學分析，代表儒家與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傳統，與現代思潮諸流派交流對話，開拓了西方儒學論說空間，并且返輸東亞與中土。他是當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眾知識分子，集學術研究、培育學生、人文關懷、社會參與于一身，響應當代世界的諸多問題，對西方的現代化與“現代性”，對西方以外的“現代性”及現代人的存在危機作出了具有哲學意義的反思，創造性地提煉、轉化東亞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并將其傳播、貢獻給人類社會。

杜維明先生的學術生涯，至目前為止，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或階段。1966年至1978年為第一個時期。1966年，他決心鼓起心力對儒家的精神價值作長期的探索，以此作為自己專業上的承諾。他努力詮釋儒學傳統，并為推進一種既有群體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識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為第二個時期，他的關懷重心在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這一時期，他所關注并拓展的論域有“傳統與現代”、“儒學創新”、“儒學三期”、“工業東亞”、“東亞核心價值”、“軸心文明”等。20世紀90年代迄今為第三個時期，他進一步拓展論說領域，更加關注“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全球倫理”、“人文精神”、“啟蒙反思”、“印度啟示”、“新軸心文明”等問題，這些論域與“儒學創新”緊密相關。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與本土化交互影響的氛圍里，如何為儒學第三期發展開拓理論和實踐空間，是杜先生1978年以來關注的焦點。面對21世紀，杜先生批評西方的話語霸權，積極參與關于儒學與宗教、儒學與生態環保、儒學與人權、儒學與政治自由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人文精神、全球倫理的的對話，尊重并響應各方面對儒學和現代新儒家的批評，倡導儒學之活的精神在當代學術、商業、企業、媒體、民間社會、社會運動、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等各領域、各層面發揮積極作用，并身體力行。

杜維明的儒家論說，不在概觀，也不在知性鋪陳與體系建構，而是如孟子和馬賽爾(G.Marcel)所說的“掘井及泉”——從具體存在通向普遍價值，重在鉆研、挖掘、創造性詮釋儒家思想的內在精神與現代意義，重在人類學、倫理學而不是形上學。

杜先生對儒學的一個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認為它所講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適用于全人類。它的價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靈、神各個層面進行通盤的反省，在于促進人格的無窮無盡的發展，從個人修身，一直到成圣成賢。杜先生認為，它的意義，絕對不僅僅限于道德實踐的范疇，而是有著相當深厚的宗教內涵。圣賢人格作為體現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卻可以激勵人們進行長期不斷的奮斗，成為現實世界中的人體現其生命價值的內在動源。這種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不排斥宗教，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內涵和終極信仰，又可以具體地落實到現實世界的日用倫常、外王事功與自我修養上來。這是儒家的“哲學的人學”。儒家的人文主義與宗教精神并不相悖。

針對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問題——“人的問題”（人是什么？何為人？人的意義？），人與超越界、自然界、天下、國家、社群、家庭之關系的疏離（異化），文化與文化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沖突緊張，杜先生自覺突顯儒家修身、為己之學。杜先生的長處在于，他極其敏銳地發現西方社會當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以他對西方現代人類學、社會學、比較宗教學、神學、分析心理學、歷史學和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現象學、詮釋學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通過對韋伯、帕森斯、哈貝馬斯，宗教存在主義者馬丁·布伯、保羅·蒂利希（又譯為田立克）、馬爾庫塞的批評吸取，通過與史密斯、列文森、史華慈、陳榮捷、狄百瑞、艾律克森、羅伯特·貝拉、赫爾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等思想家師友們的切磋問難，反過來檢視、批評并創造性轉化儒家思想的諸多層面，尤其是其價值內核。杜先生以儒家的人論（人的觀念、人性、人的價值、做人、成人、人際關系、道德自我）為中心，全面而又有重點地闡發了儒家人文資源與東亞價值理念。

杜先生的學術思想淵源不僅僅是孟子學與陸王心學，不僅僅是先秦與宋明儒學，不僅僅是前兩代的現代新儒家，特別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先生等，而且還包括上述西方思潮與學者。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西方思潮與學者對他的影響更大。他以多元開放、廣結善緣的心態和虛懷若谷、寬容豁達的聽德，與歐美或亞非的學者們不斷地對話，受到他們提出的諸多問題的“問題性”或“問題意識”的啟發，再進一步修正自己的看法，又作出新一輪的響應。因此，杜先生始終抓住儒家身心性命之學及其核心價值，不斷闡發，不斷挖掘，不斷完善，不斷溝通。這不僅是由具體語境造成的，而且是針對著活生生的提問者背后潛藏的“問題意識”的。換言之，杜先生提供給當代世界的是儒家傳統的最基本的信息，他的論說在一定意義上是儒家對人類所永恒關注的和當下緊迫的那些問題所作出的有自覺性的答復。杜先生是一位開放性的新儒家，他反對劃地自限，反對自小門戶，反對狹隘性，提倡胸量、心量、“仁量”，尊重佛教、道教、基督教（廣義的）、伊斯蘭教等各宗教與思想傳統，尊重儒學內部和各國儒學的各種思想傳統。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樣：儒家、儒學不專屬于中國；從歷史上看，韓國、日本、越南均有自己的儒學傳統；

從現實上看，隨著東亞社區遍及全世界，隨著“文化中國”的存在與“文明對話”的深入，儒學作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健康的力量，正在積極參與全球現代化的建設。

杜先生的解釋理路及論說之創新要點，大體上有這樣一些：

1、人與天道、自然的“存有的連續”。中國傳統哲學及其宇宙論的基本特點是連續性、有機整體性、動態性和辯證發展，即把宇宙看作是連續創造活動的展開，把宇宙，同時也把自我看作是流行不已、創造轉化的開放系統。人與天道、自然取得和諧，并且參與天道、自然創造活動的前提是自身的內在轉化。

2、身體的重要性與“踐形”和“體知”。中國哲學沒有身心二元的分剖。儒家重視身、形、體及其修養和訓練，強調“修身”“身教”“身體力行”“身心之學”和“體察”“體味”“體認”“體會”“體證”“體驗”“體之”或“體知”，表明用具體的經驗在生活中實踐，用整個的身心去思考，是成為真實的人的途徑。從身（體）、心（知）、靈（覺）、神（明）四層次發展人格的身心性命之學，是把文化密碼建立在生物密碼基礎上又徹底轉化生物實質，使其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的人學。“體知”超越了西方認識論的結構，包含了腦力智能、心靈與身體，在宗教體驗、美學欣賞、道德實踐和理性認知中均起著重要的作用。

3、儒家的“自我”——多重關系網絡的中心及其不斷擴充與轉化。杜先生把儒家的主張看作是在一個不斷擴展的多重關系的圓周中的自我的發展。這可以由一層層的同心圓來表示：家庭、鄰里、各種形式的群體、社會、國家、世界，以至宇宙、超越界等等。這些同心圓的最外一圈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個人與家庭、社群、國家、人類、自然、天道之種種關系，在自我的發展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儒家的“自我”既避免孤立絕緣的自我中心，又不喪失個體的獨立性；不約化社群，而是要通過社群；通過社群然后才能通天。儒家“自我”的發展是雙軌的，一個是橫向或平面的擴充，一個是縱向或立體的深化。以上兩個動態過程整合的結果是人格的造就，是天、地、人三材的融合。

4、道、學、政等向度的展開。傳統中國的社會空間較大。傳統儒生關切民生與政治，批評當下，參與社會，重視文化價值，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某些精神。所謂“道”，是核心價值、終極信念；所謂“學”，是學術傳承；所謂“政”，是經世實踐。這三者是相互配合的。儒生修養自身，具有道德資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議精神，追求并護持“道”。在儒家，道德的正當優先于政治上的利害。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議精神、批判精神與以德抗位的傳統中，有可以與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相配合的因素。

5、仁與禮之間的創造張力?！叭省笔莾仍谛缘牡赖拢行味系睦頁械赖伦诮痰暮x。合于“禮”、實行“禮”（社會關系）的過程是人性化的過程，它可以被看作是“仁”在特殊社會條件下的外在表現。人不能沒有“禮”而生活，它是當下社會的規范、標準、秩序，但如果失去了“仁”，“禮”會變成形式教條或支配性的社會強制，使人不成其為真實的人。孔子消弭“仁”與“禮”之間的沖突的方法，在于維持著兩者之間的創造性緊張，并且從事道德的自我修養。

6、儒學的宗教性。軸心文明時代，世界上幾大文明幾乎同時出現了“超越的突破”。過去西方學術界把“超越的突破”理解為一元上帝的出現，肯定外在超越的實體，以作為對現實意義世界的最后評判標準。這是以猶太文明的特定模式作為典范的。以此來理解中國的天、道、上帝，印度的梵天，佛教的涅盤，結果都出了偏差。后來有思想家對“超越的突破”進行修正，提出以“第二序反思”的出現作為軸心文明的特色。反思的對象可以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也可以是人本身，也可以是自然。杜先生認為，中國的“第二序反思”是儒家所代表的對人本身的反思。這一反思包括具體活生生的個人、自我，個人與群體，人與自然，人與天的關系等四層面。儒學的宗教性就是要在凡俗的世界里體現其神圣性，把它的限制轉化成個人乃至群體超升的助源。儒家有它獨特的終極關懷，并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這是一個體現宗教性的特殊形式。儒家的內在資源非常豐富，其宗教性、超越性有特殊的義涵，我們不要在沒有深入研究之前就匆匆消解掉了。

7、“啟蒙反思”。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興起的時候，歐洲最杰出的思想家們是以中國，特別是儒家傳統作為重要的參考系的，他們突出儒家的理性主義，反對神學。19世紀的啟蒙文化是歐洲中心主義的。1987年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杜先生反思的“啟蒙心態”，不是指歷史現象，不是指哲學理念，而是指“心靈積習”。這種“心靈積習”在現代中國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類中心主義，強調工具理性，而不是溝通理性，突出實用、功利。例如，富強是價值，不能富強就是非價值。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另一層意思是反對神性。杜先生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主要崇尚的是這種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類中心主義，即反自然、反宗教、反傳統、反精神價值的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主義、科學主義和單線進步觀，而忽視了宗教信仰、社會習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禮儀、體現愛心的渠道、心性修養、民間藝術等等的存在意義，甚至要消滅漢字、中醫、古建筑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間性的豐富多樣的宗教、語言、倫理、藝術、習俗。其實，各種類型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都有深刻的意義與價值。五四以來成為強勢的“啟蒙心態”，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讓我們面對21世紀。我們應該有更高的人文關懷，有更豐富的意義領域。生態環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們反思“啟蒙心態”。對啟蒙價值：個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權等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并相應輔以群體公益、同情、禮儀教化、責任等等價值。對具有普遍性的現代性因素――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市民社會、個人主義，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應作出反省、批評與轉化。

8、“文化中國”。文化的信息與政治、經濟、軍事的信息同樣重要。與政治中國、經濟中國、軍事中國不同，文化中國的內涵包括三個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世界包括中國（大陸、臺灣、港澳）與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國人或華人所組成的社會，第二個意義世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第三個意義世界指所有關切中國的國際人士，特別是學術界、政界、工商界、新聞界中研究中國的人士。每一個意義世界內部、三個意義世界之間，正在加強良性健康的互動。正確估價、重新發掘西方的與本土的文化資源，從比較文明的角度討論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之間的交互影響，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有助于克服“精神資源薄弱、價值領域稀少”的病癥。

9、“文明對話”。杜先生認為，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潮，如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東的猶太教和以后發展出來的基督教及伊斯蘭教，希臘哲學，中國的儒家和道教，既是人類共有的精神遺產，又是現代文明的組成要素。文明對話的重點是探討軸心時代的精神傳統和本土宗教之間健康互動的可能。原住民的文化習俗、本土宗教的精神面貌、生命取向，與西方笛卡兒以來心物、身心、主客、天人二分的理念不同，而與軸心文明的基本信仰相近。全球化趨勢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識并導致本土化的響應，地域、族群、宗教信仰、語言、性別、階級、年齡的矛盾沖突屢見不鮮，有時甚至相當尖銳，這表明文明間理解、溝通與對話的必要?！?.11”事件發生之后，杜先生對美國政府所奉行的單邊主義立場提出了批評。早幾年他就指出，新的對話條件已經出現，儒家倫理能夠為全球文明對話提供資源，而資源發掘工作要靠公眾知識分子。

10、“全球倫理”。1993年開始，世界各地進行了“全球倫理”的討論。全球主要的宗教代表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視為人類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則，并寫進《全球倫理宣言》。儒家認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消極原則，與之對應的積極原則是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的仁愛，正是忠恕之道一體兩面的展開。杜先生指出，這兩條原則應成為人類“責任宣言”的基本原則。你的生存發展與我的生存發展不是零和游戲，而是寬容、溝通、雙贏。他進一步指出，儒家“愛有差等”進而推己及人，惻隱之情的向外推展，及“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觀念，應視為人類與自然協調、平衡、和諧的原則。

以上十點，核心是“儒學創新”。杜認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能繼承啟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權和個人尊嚴等基本價值）而又超越啟蒙心態（人類中心主義、工具理性的泛濫、把進化論的抗衡沖突粗暴地強加于人、自我的無限膨脹），并充分證成個人、群體、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能夠為新軸心文明時代提供以下思想資源：一、個人自我之中身體、心知、靈覺與神明四層次的有機整合；二、個人與社群乃至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健康互動；三、人類與自然的持久和諧；四、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杜認為，對西方現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戰作出創建性的響應，正是儒學第三期發展的起點。

關于這些方面，他都有專門的論述和獨到的見解，是我們編的這部文集的最核心、最重要、也最能啟發新思的內容，我在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

從方法論上說，杜先生的論說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在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之間，在本土知識（或原住民文化，或非西方、非主流的語言、文化）與全球化之間，我們以什幺樣的視角加以照察？杜先生提供了一種思考維度。一方面，他批評了把現代化視為西化，把全球化視為同質化、一體化之過程的觀點，肯定保持全球化與本土化之張力的意義，肯定多元的語言、文化各自的價值；另一方面，杜并沒有陷于特殊主義、多元主義、相對主義或所謂后現代主義的境地，反而強調從特殊到普世性，提揚某些特殊知識與文化的世界意義，重視普遍價值。一方面，杜深刻檢討啟蒙理性、工具理性、人類中心主義，肯定生態環保、女性主義、多元文化和全球倫理思潮對啟蒙的挑戰；另一方面，他充分認識啟蒙價值，肯定啟蒙精神，肯定“五四”。一方面，杜主張消化西學，指出中國文化有許多“內在富源”都因為在西方傳統中找不到適當的范疇來格義，而被遮蓋甚至被埋葬，批評所謂科學方法論對于非西方傳統的自身問題性、方向性和動力性的漠視與肢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反對運用西方觀念和方法來討論中國哲學、歷史與文化，認為適當借取、靈活運用許多源于西方的觀念、方法來解析中國思想很有意義，只是要明了其局限性方能成功。當然，杜先生不是折衷主義者，他強調反思不是“對著干”。

杜先生批評用歸約主義的方式來討論歷史文化問題，他不認為儒家思想是官僚制度、士大夫等社會上層的意識形態，是權威主義的政治文化，指出用所謂大小傳統二分的觀點來看待大小傳統結合、鄉村與都市結合、滲透到各不同階層的生命形態的儒學，是大有問題的。他認為儒家傳統的精神資源來自歷史意識、文化意識、社會意識、主體意識、超越意識。杜先對儒家、儒學的負面也有清醒的認識，有鞭辟入里的分析與相當尖銳的批評。他絕不是冬烘先生。

這部文集是迄今為止第一部相對完整的杜維明論著的結集。在收入第一卷的《三年的畜艾》、《人文心靈的震蕩》、《儒家自我意識的反思》三種論文集中，我們通過作者負笈北美，游學歐洲、東亞與印度的感悟與體驗，不難窺見這位著名學者閃光的思想和特殊的心路歷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作者身臨其境，身處交流對話的第一線，獲得巨大的心靈的震撼。面對現代化的挑戰，作者的響應不是浮面的、趕潮式的，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不同地域、種族、民族、宗教、語言、性別、階層、年齡之間的對話問題，特別是深層次的、不同民族之文化精神資源在當代的調適作用的問題。我相信這些內容，可以啟發讀者理解東西方文明傳統與當代生活世界的關系，并作出全新的估價，獲得新的體驗與反思的動力。

與前述三種帶有心靈感受、隨筆、雜感式的文本不同，收入第一卷的最后一種《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和收入第二卷的兩種著作《新加坡的挑戰》、《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則屬于對話、講演、講義的類型，是經過他人與作者整理后的心傳、口說、論辯、講課的筆錄。杜的第一時期至第二時期的主要思想發展，都可以從這三種書面化后的口說、演講中找到其軌跡。

與前兩卷不同，第三卷與第四卷的大部分則是純學術化、學理性、專業性的論文與論文集，而且這些論著的原本均是英文。數十年來，杜先生嫻熟地運用英漢雙語從事教學、研究、著述和演講，其學術性的論著多數為英文本。杜先生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之強，在英語世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他能躋身于美國的主流社會，執教于名牌大學，與他的英語能力當然有一定的關系。他用英語把具有特殊義涵的中國經典和名相，精確、流暢地表達了出來。我國譯者把他的專業學術論著翻譯成漢語，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過去坊間出現的杜著《人性與自我修養》、《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兩種漢譯本，都有不少錯訛。

本文集選取最好的本子為底本（漢文論著也是如此）。收入本集的漢譯本，的確有校正坊間流傳本的某些訛誤的作用。例如收入第三卷的《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以經過林同奇教授校正的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版為底本，此次我又請鄧輝博士依英文原版再作了校訂。收入第四卷的《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文集》，以經過張端穗教授校正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年版為基礎，又采用了現在在斯坦福大學的邵東方博士再次校訂的稿本為底本。（這部著作的書名，我們恢復了原名——“仁與修身”，而不是“人性與自我修養”。）盡管這些譯本很可能還有不少毛病，但至少可以校正過去漢譯單行本的許多比較大的問題。

即使是對翻譯質量屬于上乘的譯本，例如友人段德智、林同奇二教授譯校的《論儒學的宗教性——對 <中庸> 的現代詮釋》，收入本文集時，我也請問永寧博士據英文本作了校訂，我又仔細地核對了引文資料及其出處，糾正了單行本的某些疏失。由于引文資料所據版本的不同和引注方法、體例的不同，譯者常常很難處理資料問題，稍不過細，就會出 錯。在編本集的過程中，我們盡可能核對了原文及其出處，也校訂了原文中一些人物名號、生卒年方面的手民之誤。

錢文忠教授已是名滿天下的大家，中西學養的底子甚厚，由他來翻譯《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是再恰當不過的人選。他與盛勤教授翻譯本書時，一位在香港，一位在長崎，當時查找引文資料十分費勁，加上杜先生有的引文所據的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特藏本或別人的孤本，因此增加了難度。要保留杜著原文之精采，又依上下文靈活、恰當地表達名詞與思想，力求做到“信、雅、達”，真是非常艱苦的工作。

感謝吾友朱志方教授專為本文集翻譯了杜著《宋明儒學思想之旅——青年王陽明（1472-1509）》一書及專論一篇。杜先生的《青年王陽明》原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的英文著作。杜維明于1968年向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學位委員會”提交了博士學位論文《尋求自我實現：王陽明思想形成時期研究（1472-1509）》，并獲得通過。該論文的指導教授是赫赫有名的史華慈先生與楊聯陞先生。業內人士都知道這兩位已經作古的前輩的份量。這一博士論文經過作者修改之后，于1976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出版。朱譯是這本書的第一個漢文譯本。杜先生與王陽明相契的一點是：存在的感受性很強。杜著發掘陽明早期思想的變化過程，討論究竟是哪些家人、師友、經歷、際遇，促成了陽明確立“成圣”的人生追求，并對此作了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還原和哲學與心理學的探索。不用說，在翻譯過程中，與段德智兄一樣，朱志方兄也利用了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緣，與原作者反復磋商譯事。返回武大后，在有關引文資料、譯名方面，譯者與我反復商量，同時也得到鄭文龍先生的幫助。第四卷收錄的一組譯文，均是第一次譯成漢字的，在這一方面，我得到了譯者曾曉平副教授和一些博、碩士生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謝本文集所收論著的所有的譯校者，還有演講、訪談的所有的記錄、整理者。

第四卷的一部分與第五卷是把不見于前幾卷的杜先生的單篇論文和少量演講、訪談錄等，按照問題意識與論域編織而成的。杜先生這方面的資料頗多，而我以避免重復和注重學術性為原則加以簡擇。這種選汰是否合理，當然可以研究。分成如此八個問題或類別是否妥當，把不同的文章分別歸于某些問題或論域是否準確，我自己也拿不準。例如杜先生有的文章涉及面很廣，而我只取了其中部分內容加以歸類，當然難免削足適履。這樣編的好處是，便于讀者把握作者致思的一些趨向性和作者關注的焦點問題。反過來，我又要特別強調，關于某些問題，例如“文明對話”、“宗教向度”、“體知”、“文化中國”等，并不是說杜先生只有歸于此類的幾篇文章談及，甚至也不一定是這幾篇文章談得最好，這是要請讀者諸君特別注意的，以免發生誤會。讀者要理解這些問題，還是要全面把握杜的整體思想脈絡，還是要從全部文集中查找。前面我已說過，限于體例，凡前幾卷收錄的文章，這里不再重復收錄，相近的演說與訪談錄，也只取一種。此外，第四卷之一部分與第五卷所收單篇文章，乃至全部文集所收論著，時間跨度約35年，作者本人的某些思想、提法有了不少變化，這是無庸贅述而要留待研究者們去研究的問題。

杜先生關于儒學第三期發展和新軸心文明的設想，在“人文精神”、“文明對話”、“文化中國”、“啟蒙反思”、“全球倫理”、“東亞價值”等論域中的討論，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及儒佛、儒耶的對話，關于儒家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對話和對環境生態倫理的參與問題，關于儒家的“自我”、“內在經驗與體知”、“身、心、意、知、物”之關系的創造詮釋，關于文化認同與創新、從特殊到普世性的考量，關于現代性、全球化的反思，都與現代和未來的中國與世界有著密切的關聯。

杜先生的創意，在國際國內的思想界有較大的反響。為了相對完整、全面地了解學貫中西的人文學者杜維明先生的思想，滿足學術思想界的需要，我們搜集、簡擇、整理、出版了這部文集之簡體漢字版。雖不能謂之“全”，但也基本上囊括了杜的主要著述。如上所說，我們力圖選取善本，又請人重新譯校過，因此是比較可靠的資料。對于做研究的人來說，我們當然只能依賴完備、翔實的第一手資料，主要是研究對象的原著、原本或據善本整理的全集或相對完善的集子。近些年我之所以參與編輯、整理《熊十力全集》和《杜維明文集》，就是想為學界提供做研究的資料基礎。

1998年上半年在哈佛訪學期間，我多次參與哈佛儒學研討會、波士頓儒家、哈佛新儒學研究小組、劍橋新語的學術活動，發表演講，討論問題，多次與杜先生對談交流，也多次與林同奇教授交換對新儒家與杜維明思想的理解，獲益良多。本序吸收了杜維明、林同奇二教授的觀點與看法，謹致謝忱。

編輯這部文集的構想，是我1998年訪學時向杜先生提出來的。征得他的同意，我就與杜先生的助手鄭文龍先生聯手做起來了。在整整三年的時間里，鄭文龍先生為此事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盡可能查找、提供杜先生的各種文本資料，幫助解決英文本版權等諸多問題。我們之間頻繁地用電子郵件溝通信息，商量克服諸種困難的方法，合作得非常愉快。第五卷附錄的年譜簡編和著述目錄的初稿、二稿都是鄭文龍先生做的。鄭先生搜集杜著，編制目錄，費時不少。我又請專攻杜先生學術的博士生胡治洪君反復修訂，為讀者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線索。鄭先生于2001年6月離開哈佛，最后一點掃尾工作是由哈佛燕京學社的助理李若虹女士協助辦理的。她也非常敬業。

在我這一方，搜集資料，統一譯名，編稿，校對等工作是非常細瑣又非常重要的。我得到了我校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胡治洪、樂勝奎、孟娟鵑和碩士生黃熹、孫邦金、張盈等同學的熱忱幫助，他們都費了不少心血。出版社在漢口西邊，學校在武昌東邊，為了方便編者與責任編輯間的聯系，送原稿與校樣，黃熹同學等常常來往于兩地，灑下了辛勤勞動的汗水。

杜先生和我十分感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對于本文集的支持。這些出版單位的負責人和單行本的責任編輯非常大度，使有關的版權問題順利地得到解決。

最要感謝的當然是武漢出版社。該社以雄厚的人力、財力、物力資源，切實地關懷與支持人文學的發展。彭小華社長兼主編很有眼光，十分爽快地同意了這一選題，并制定了高質、快速出版這一套文集的方案。鄒德清主任和全社各位同仁，為本文集的順利出版做了大量的細致的工作。衷心感謝他們對于中國當代思想界的貢獻。

至于本文集編稿工作中的疏失，俱應由我個人負責。

2001年大暑前后初稿，

2002年立春前后修訂，于珞珈山麓。

轉自公眾號：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Hum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