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示范、標準化”學校制度應廢除，校分“三六九等”不利公平

又快到一年畢業季，西安卻有許多中考學生與家長正焦慮于“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的志愿填報制度。學校被主管部門分級成“省示范”“省標準化”和普通學校。而此前的省、市、區“重點學校”被取消后，又一次以另外一種分級下的高中被一些教育者質疑。

分級招生形成“招生過濾網”

西安的初三學生與家長年年都格外關注“省示范”和“省標準化”高中名單，因為這種不僅僅是對學校的分級，更與考生填報志愿息息相關——學生第一批次志愿必須填報2-3所示范高中，第一批次錄取完才能錄取第二批次。

明明一直喊著“教育公平”的口號，西安現行的這種錄取政策卻是存在系統性歧視：示范高中優先錄取并強制考生第一批志愿填報示范高中的規則，使招生形成嚴密的“擇校過濾網”。普通高中被迫只能接收被示范高中篩過數遍的“粗粉”，卻被家長質問為何蒸不出“白面饅頭”，普通校師生感受到雙重挫敗。這種制度導致學生與家長的焦慮加劇，畢竟這不是看病，“二甲醫院”“三甲醫院”病人可以自主選擇。

對學校的分級也導致學校間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名校通過各種手段“掐尖”招生，成績好的學生越來越集中，名校的升學數據越來越好，慢慢地學校間差異也越來越撕裂。以陜西為例，優質高中集中于西安少數幾所學校，導致周邊縣市陷入惡性循環：優秀教師被高薪挖走，本地生源外流，學校聲譽下滑，進一步加速資源流失，這種區域失衡不僅損害教育公平，家長們也在這種教育焦慮中選擇帶孩子走向大城市，人口的外流也導致了城鄉差距擴大的社會問題。

為緩解教育不均衡，陜西省規定示范高中要將50%招生名額定向分配給薄弱初中。但有知情人透露，一些名校卻通過“國防班”“創新班”“衛星班”“丘成桐少年班”等各種名目提前截流優質生源，統招的比例縮水，“定向生”名額隨之縮水。

比如某校今年本來要招收1000個學生，那“定向生”就本應招500個，現在這所學校通過創辦的各種“班”已經提前招收300個學生了，那統招的人數就變成了700個，定向生在700個里取50%成了350個，只占當年總招生數的35%，更有甚者不足10%。如果一年有10所學校這樣操作，那陜西省一年就至少有1500名學生無法進入更好的學校，這種“先挖渠后放水”的操作，使教育公平淪為數字魔術。

這種制度下學生也被打上標簽，在招生環節就已分出優劣，有的學生在進入普通學校起就喪失了斗志，這與公平的人才培養的理念背道而馳。

“窮國辦大教育”演進為“學校分級制度”

說到“省示范”“省標準化”學校的劃分制度，就不得不提到上世紀80年代的重點學校制度了。在那時“窮國辦大教育”的困局中，重點學校制度通過允許校辦工廠、拆墻開店、收取擇校費等方式，確實起到了集中資源辦大事的作用，讓一些學校形成“有錢-好老師-好學生-高收費”的滾雪球效應，在特定階段快速提升了局部教育質量。

正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一部分學校也先好了起來，這種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促使西安市崛起了數所“超級中學”。有的學校通過開發區劃地、國企注資的“國有民營”模式，既規避政策限制又實現資本積累。

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制度帶來教育不均衡的弊端逐漸凸顯，重點學校的名號慢慢就被取消了。可學校間的分級并沒有消失，而是在2000年以后改頭換面卷土重來，異化升級成了主管部門貼上的“省示范”“省標準化”的新標簽，這本質上其實是行政主導的學校間二次分層，學校在政府主導下被劃分三六九等，教育不均衡愈演愈烈。

教育的初心本應是讓學校、學生都好起來，在一輪又一輪的評審過程中，學校間卻悄然開啟了資金集中、名師集中的“保級大戰”，各區縣教育部門也將此當作政績，示范校數量成了“KPI”，慢慢地，示范校數量泛濫。有知情人透露：西安市現有省級示范高中數量較本世紀初增長近5倍。根據公示數據，2024年陜西省的示范高中達到122所，其中光西安就43所，而西安總共就175所高中。所謂“示范”已喪失實質意義，而學生在填報志愿時卻必須將“省示范”放在最前面，這哪是自愿選擇。

這種分級制度也制造出一條“名校恐懼鏈”：高中示范校壓力傳導至初中名校，催生出“小升初”擇校大戰，家長為獲取“校額到校”資格（指有些學校有政策，在本校初中上滿3年的學生僅通過簡單的內部考試就能直升本校高中），從小學階段就開始布局學區房、競賽證書、特長生培養。這種焦慮從學校傳導到家長、傳導到學生，家長負擔變重，學生的抑郁率也明顯上升，上沒上名校成了學生好壞的標準，學生越來越難以感受到來自學習成就以外的快樂，抗壓能力變差也導致心理疾病進一步提高。

隨著"北跨""西融"戰略推進，西安高新區三期、西咸新區、浐灞國際港等新興區域涌現出大批新建學校。這些學校硬件設施先進、師資力量雄厚，卻因辦學年限不足無法參評示范校。目前名校的評定標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西安發展戰略的推進。

教育部門應從“評審者”轉為“服務者”

分級制度的弊端不僅僅是制造了家長與學生的焦慮，還催生出系統性的政策套利空間：公辦名校借“名校+”模式擴張，民辦學校利用“國有民營”模糊產權，資本通過“國防班”等名目規避定向生招生限制。曾爆出一些名校既享受公辦資源又收取高額學費，更有甚者將教學樓出租給教育機構辦“校中校”,這些亂象都暴露出分級制度已異化為利益集團攫取資源的合法外衣。

當“省示范”“省標準化”分級制度異化為資本與權力的工具，當定向生政策淪為數字游戲，當教育焦慮轉化為觸目驚心的青少年心理危機，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種人為制造教育不平等的分級制度，究竟在為誰站臺？如果好學校要靠搶生源來證明實力，和菜市場搶新鮮蔬菜有什么區別？

破解教育焦慮，就要打破人為制造的不平等制度，教育主管部門不單單是“評審者”，更應該是“服務者”。上海將“學生進步幅度”“教師發展指數”作為考核重點促進了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湖南桃源縣將所有初中按人口比例分配優質高中名額促使縣內教育生態明顯改善。陜西也可以借鑒這些成功經驗，取消行政主導的分級評審，廢止省級示范校、標準化學校等行政評級，建立以“增值評價”為核心的新型評估體系。

教育不是優勝劣汰的競技場，而是靜待花開的育人之地，希望我們每所學校都能成為照亮生命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