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背后的生死博弈 | 哈爾濱防疫照片首次公開，一副口罩如何牽動中日俄神經？

編者按：

1910年，東北鼠疫暴發，死亡率奇高，影響規模巨大，中、日、俄等各國醫師抵達東北。美國熱帶醫學專家理查德·斯特朗受邀前往哈爾濱協助防疫，期間拍攝了許多工作照片。它們在百余年后首次與中國讀者見面，展現了當年醫師穿戴防護用具、檢查疑似病例、隔離患者、疫區消殺等防疫舉措。

這些影像不僅是醫學記錄，更承載了近代史動蕩之時地緣政治的視覺表達。斯特朗的鏡頭記錄的不僅僅是沉重的疫病與死亡，更是醫學規范與文明。而當東北被“虎視眈眈”之時，似乎誰掌握了醫學文明，誰就掌控了這片土地。

《口罩》中的這一章，探討了影像如何參與建構東亞衛生治理與地緣政治，為理解醫學技術與政治治理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生動的歷史參照。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作者：張蒙 主編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口罩與地緣政治：理查德·皮爾森·斯特朗的東北鼠疫照片，1910—1911

[美] 禹夏

白羽貝　譯

1910年秋，中國東北部出現了肺鼠疫。到1911年春天疫情結束時，有近6萬人遭殃。從1855年左右開始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國西南部，并在世界各地傳播了幾十年。其中，東北的鼠疫暴發是規模最大、峰值最高的一次。生于馬來西亞，受過英式教育的華裔細菌學家伍連德受清政府任命，在東北最大的城市哈爾濱領導一個鼠疫控制小組。時任北京陸軍軍醫學堂教員的伍連德于1910年12月底到達哈爾濱，受到了當地中國和外國醫療專家的歡迎，同時也受到一些質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伍連德與由美國醫生、中國助手和當地清政府專家組成的團隊共事，診斷和隔離鼠疫病例，并消滅了東北鼠疫。最終，伍連德為防疫做出的努力與貢獻被人們銘記在心。他診斷出一種新的鼠疫變種，部署了瘟疫預防和個人保護的新方法，并建立了現代中國的第一個國家公共衛生管理機構——北滿防疫處。

理查德·皮爾遜·斯特朗當時是一名美國醫生，后來成了哈佛醫學院的教員。在東北鼠疫期間，他拍攝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防疫工作照片。這些照片詳細記錄了控制鼠疫的過程，以及伍連德的許多防疫措施，包括普及醫療團隊個人防護的創新方法。它們有效地展示了以生物醫學科學和中國智慧為基礎的新型醫學專業典范，并以其對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極具吸引力的視覺描繪，增強了伍連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防疫人員使用紗布口罩來預防經空氣傳播的瘟疫，這一方法在1918年和1928年中國北方的鼠疫中繼續被采用，甚至到今天人們也沿用著其變體。

本文探討了斯特朗拍攝的照片如何描繪在東北鼠疫控制過程中醫療人員的制服。東北地區在地緣政治上至關重要，日本和俄國不僅企圖侵占中國的領土，還想在諸如鼠疫的危機時期爭奪管控的合法性。這些照片展示了伍連德團隊在當地領導人和普通民眾中的工作情況。它們不僅對醫學史或傳染病史的研究者意義重大，而且對20世紀初國際關系與全球衛生的地緣政治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醫療制服，正如1911年北滿防疫處所穿的那些，將被后來的醫學專家們采用，成為令中國人驕傲的現代性象征。此外，這份史料還提供了一個視角，讓我們看到醫學和科學知識的發展往往取決于危機時期的政治語境和利益攸關方所做的選擇。

細菌理論，也就是每一疾病都是由單個、特定的有機體引發的這一概念，在1910年還比較新穎。就鼠疫而言，直到1894年，在香港的科學家們才分離并識別出了耶爾森氏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它是引發所有鼠疫必要的“致病微生物”。雖然腺鼠疫在香港鼠疫中最為常見，但醫生們認識到，如果鼠疫通過血液傳播到肺部，感染耶爾森氏菌的人也會出現肺炎癥狀——發燒、咳嗽和打噴嚏，這與流感和肺炎等其他呼吸道疾病類似。醫生們認為，鼠疫的不同變種都是由受感染的跳蚤叮咬引起的，這是人感染鼠疫的唯一途徑。

然而，對于此次特別的疫情，伍連德卻發展出一套有爭議的理論。伍連德有條件對病死者進行尸檢，在幾次尸檢中，他利用顯微鏡尋找熟悉的病原體生長的痕跡。他在病死者肺部找到了耶爾森氏鼠疫桿菌，而后發現，許多人雖然確實感染了這種鼠疫桿菌，但并沒有出現高度可見的腹股溝腺炎（腫脹的、 充滿膿液的淋巴結），而這種炎癥是人們熟悉的、通過跳蚤叮咬傳播的腺鼠疫的明顯標志。對于伍連德和他的團隊而言，這一證據可以說明，在未被任何昆蟲叮咬的情況下，疾病可以通過并感染人的呼吸道。看到鼠疫傳播的速度之快，伍連德推斷這一致命疾病的傳播主要通過肺部進行，也就是說，它可以借由空氣中的飛沫被患者吸入肺部。伍連德認為此次肺鼠疫是由耶爾森氏菌引起的鼠疫變種，但他指出，病菌并不需要依靠嚙齒動物來存活，跳蚤叮咬也并非罹病的必要條件。

即使到了1911年，人們仍然沒有找到治療鼠疫的特效藥，而且根據初步的觀察，肺鼠疫的致死率接近100%，似乎比腺鼠疫更加危險。如果伍連德的理論是正確的——這種疾病可以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進行傳播，那么隔離罹病者和疑似者將是鼠疫控制措施的關鍵。肺鼠疫的傳染性要比腺鼠疫強得多，想要預防，需要對當地社會進行更大力度、更為深刻的動員。斯特朗的許多照片都描繪了身著制服并佩戴醒目面罩（face mask）的人。這些面罩看起來像是某種個人防護裝備。鼠疫控制小組所穿的制服是新近的發明，其設計目的是保護穿戴者免受某種形式的空氣傳播病原體的侵害。醫生們也需要格外小心地保護自己不被傳染，而紗布制成的面部覆蓋物正是為了達到此目的而被設計出來的。鼠疫控制小組的成員都被要求穿戴（特殊的）服裝來保護自己。哈爾濱的實驗室生產了6萬個這樣的厚紗布口罩，它們都帶有額外的帶子和襯墊，“防止其從脖子上滑落”。當時所有“與病人直接接觸”的人都被強制要求使用這種口罩。

圖1 “檢查一位疑似者”，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458_1

除了口罩外，伍連德的下屬還要戴上“布制的頭套，并在口鼻前再加一塊絲綢”。斯特朗的照片向我們展示的巡查隊、擔架搬運工等勞工、被派進醫院的消毒隊，甚至是監督大規模火化病死者尸體的當地官員都穿戴著口罩、長袍、 手套等個人防護裝備。像“檢查一位疑似者”（圖1）這樣的照片可以讓我們了解東北醫療團隊是如何理解空氣傳播疾病的危險的。照片中，8位穿著全套防護裝備的工作人員，正在照料一位坐在露天院子中間的病人，以降低進一步傳播疾病的風險。新鮮空氣、距離和物理屏障對于預防鼠疫十分重要。盡管其他外國醫生強烈反對伍連德關于鼠疫是通過呼吸道傳播的主張，但在地方官員和清政府的支持下，伍連德堅持要求佩戴紗布口罩。一名法國同事曾嘲笑戴口罩這一措施，而后他卻死于鼠疫。這一事件最終為伍連德理論的正確性提供了證明。伴隨著伍氏制服的流行，這些照片本身不僅證實了伍連德及其支持者的智慧，還展示了當地人如何采納和服從他的建議。斯特朗博士后來對“長袍、護目鏡、手套和特殊口罩”有效性的評價是，這使他的團隊在與患者近距離接觸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完全健康”。伍連德則寫道，他發明的口罩幾乎被所有人采用，甚至包括進行日常工作的普通公眾。

圖2 “巡查隊開始巡視”，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442_1

伍連德快速地培訓了當地工作人員，組成“巡查”隊，以便迅速發現和隔離鼠疫感染者。在一幅表現“巡查隊開始巡視”的照片中（圖2），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人抬著擔架，大概是聽從一位醫生（穿白衣服）和一名警察或軍人（穿黑衣服）的命令。這些巡查隊會在居民區挨家挨戶地檢查有疑似鼠疫癥狀的人（“疑似者”）和接觸過確診病例的人（“接觸者”），并在必要時用擔架把他們抬走。在展示“巡視中發現疑似病例”的照片中（圖3），一個男子在幾名身穿白袍、蒙頭蓋面的男人面前走出家門。在照片的右側有幾個當地人，正看著這位鼠疫疑似者被押送離開。

圖3 “巡視中發現疑似病例（原文如此）”，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452_1

罹病者可能由圖4中展示的封閉馬車轉運至隔離醫院，并將在那里接受血液和痰液檢測。所有密切接觸者也會接受檢測，并有可能被送到隔離醫院。如果罹病者的樣品含有耶爾森氏鼠疫桿菌，他將會被隔離，直至死亡不可避免地到來。

斯特朗的照片除了展示出東北鼠疫時期醫學知識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創新，也暗示了防疫過程的全球政治性。在斯特朗拍攝的這些照片誕生之前的十年間，日本與俄國對華取得一系列的軍事勝利，并對中國領土懷有帝國主義企圖。到了1910年，就連朝廷重臣都在批評國家對實現現代化、抵御境外強權的無力。正如威廉·薩默斯（William Summers）所寫，直到在東北的英國、俄國和日本官方人員向其母國發出警報，并在哈爾濱提出了一系列防控鼠疫的措施后，伍連德才在1910年12月底被派往東北。外國人的提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引起了清政府官員們的警覺。作為回應，清政府任命伍連德前往東北，然后呼吁“各個國家”（various nationalities）派遣更多的專家作為顧問和研究人員，以便“對俄國人和日本人進行政治平衡”。照片集的編撰者斯特朗醫生與其同事奧斯卡·蒂格（Oscar Teague）醫生共同領導了一個美國醫療代表團。斯特朗 - 蒂格代表團被允許進入所有由中國人管理的場所，并從中國政府那里獲得大量津貼，同時與伍連德密切合作。因此，當美國人支持中國的鼠疫防控隊伍以對抗日俄，并為伍連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也發揮了外交使團的功能。

圖4 “針對不同人群的運輸工具：（從左至右依次為（已經？）罹病者、疑似者、接觸者、死者”，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287_1

伍連德的防疫制服在體現這種抗衡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口罩及制服不僅保護了穿戴者免于感染鼠疫，還實現了一個重要目的，即重申中國政府在這一地理區域上的合法性。人們無法辨認出穿上全套制服的鼠疫防控人員屬于哪一人種。此外，鼠疫防控隊伍的制服作為一名中國醫生的發明，也成了中國對全球科學做出創新和貢獻的象征。即使在北里柴三郎——這位在德國接受學術訓練并于1894年發現鼠疫致病菌的日本醫生——繼續喋喋不休地闡述滅鼠的重要性時，伍連德仍堅定不移地將工作重點放在（從“疑似者”中）識別確診病例，“制定適當拘留接觸者的計劃，并教導人們正確佩戴紗布口罩”之上。由于東北沒有顯著的常見城市鼠種群，北里柴三郎和其他熟悉腺鼠疫的人推斷，傳播鼠疫的嚙齒動物可能是常被獵殺的西伯利亞土撥鼠。作為回應，在1913年由北滿防疫處發表的第一份報告中，伍連德和斯特朗開始著手改變鼠疫的病原學范式。根據斯特朗對活的土撥鼠進行的大量實驗室研究和其他的流行病學數據，該報告認為土撥鼠在人類之間傳播鼠疫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伍連德辛辣地寫道：“在我看來，有關當局和醫務人員竟如此癡迷于土撥鼠擁有強大傳染力這一未經證實的觀點，實在是令人遺憾。”這一報告證實了伍連德關于肺鼠疫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所有假設合理性，而斯特朗的參與則增加了報告的可信度。

圖5 “傅家甸的消毒隊”，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459_1

此外，這些照片將防疫隊伍中的醫療專業人士（中國人或外國人，均著白大褂）、訓練有素的警察（著深色制服）以及苦力和車夫（著工作服）統一在一起。盡管有階級差異，他們卻都戴著口罩，在一起工作。雖然伍連德仍然指責移民勞工“苦力”階層是東北各地鼠疫的超級傳播者，但他策略性地將他們提供的勞動力納入自己的疫情控制的基層組織中。像是表現“傅家甸的消毒隊”（圖5）這樣的照片便在視覺上展現了一種秩序和果決。這種秩序和果決源自伍連德對“國家組織的醫療理性和衛生現代性的想象”。這些照片通過對防疫人員的全方位刻畫，凸顯了中國在應對醫學危機時的醫療和行政能力。任何人穿上伍氏“鼠疫斗士制服”（plague fighter uniform）便意味著自己是國際醫學界的同仁和主要貢獻者。此外，防疫設備掩蓋了其穿戴者的種族身份，使得外國醫生或政府代表很難嘲笑伍連德只是一個“中國佬”，據說法國醫生熱拉爾德·梅尼就曾這么做過。通過伍連德建立的防疫處，飽受指責的清政府可以宣稱自己已經適時地達到醫學現代性的水準，并已將最先進的生物醫學知識納入自己的治理法則之中。按照伍連德及其他外國醫生的建議，清政府甚至發布命令準予進行大規模火葬。這一過程可見于展示“在棺材堆上灑煤油”（圖6）這一防疫活動的照片。

圖6 “長春，在棺材堆上灑煤油， 準備火葬”，哈佛大學康特威醫學圖書館，W370872_1

作為一份紀實性的收藏，斯特朗關于東北鼠疫的照片展示了伍連德團隊的能力、效率和專業知識，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伍連德后來的回憶錄中，他將1910—1911年的鼠疫大流行看作中國醫學現代化的一個轉折點，但對絕大多數東北民眾而言，這次疫情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這些圖像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地民眾對該團隊侵入性的、“野蠻的”防疫措施有所抵制，也沒有跡象表明當時醫生們害怕遭到訴諸武力的公開報復。照片本身及其標題都沒有提醒觀眾注意到，伍連德的團隊和地方當局采取了侵入性的隔離和消滅鼠疫的措施。圖4展示了轉運鼠疫患者和他們的接觸者的運輸工具，包括一些為了在轉運過程中進一步隔離罹病者的密封箱。這張照片的標題輕描淡寫，委婉地描述了當地中國人受到的嚴厲對待。東北地區官員從俄國當局那里借來中東鐵路的貨車車廂作為臨時隔離點。貧困的中國人在被“驅逐”出城市之前， 被關在這些車廂里。盡管政府勉強批準了大規模焚燒——包括燒掉死者的尸體及他們的住所，但這違背了當地的喪葬傳統，對于東北民眾而言是駭人聽聞的。

　圖7 1918年冬天，工作中的山西防疫局成員

圖片來源：《山西省疫事報告書》，1919 年

盡管有著中國血統，但伍連德仍是一個外國人，既不會說當地的方言，也不能使他的生物醫學知識與當地的文化和習俗相協調。伍連德和他的同事們并不能治愈致死率驚人的肺鼠疫；他們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為什么一個被送進醫院的病人會一去不返，或者為什么鼠疫控制措施必須如此不人道。幾年后的1918年1月，伍連德應段祺瑞的要求，調查了在豐鎮（今呼和浩特附近）暴發的一場疫情。在沒有征求病死者家屬的意見和同意的情況下， 伍連德和一位美國同事便開始進行尸檢。家屬和當地村民對外國醫生的“草率程序”感到憤怒，他們“來到（伍連德的）住處……對其縱火”。伍連德雖然沒有受重傷，但記錄下了這次意外后的“許多無眠之夜”并請求返回北京。在山西太原，伍連德的同時代人——主要是美國和英國的傳教士醫生——在省長閻錫山的領導下組成了山西防疫總局。 他們后來發布的報告嚴厲批評了伍連德“與社會敵對”的“西醫”做派。

圖8 1918年山西， 保護性紗布口罩的制作說明，不過有個變化是，此口罩還有額外的一個面部遮蓋物

圖片來源：《山西省疫事報告書》，1919 年

盡管如此，作為民國時期中國第一位公共衛生領導人，伍連德后來的職業生涯可謂功勛卓著。山西防疫總局雖然對伍連德的做法和外來性持批評態度，但還是從他的經驗和建議中獲益匪淺。1918年，在山西防疫組總部所在地——歷史名城大同各處張貼的大型海報（圖8），向當地公眾展示了如何用紗布和白布制作自己的面罩，以預防致命的肺鼠疫。斯特朗自1913年起開始在哈佛醫學院任教，他在美國發表了他關于東北鼠疫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強調中國醫生和科學家的開創性發現。伍連德則在中國繼續著他輝煌的職業生涯，成為中國醫生隊伍中第一個在中國內外都被任命重要職位的人。不幸的是，伍連德的告誡一直被種族主義盛行的西方世界所忽視，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他才被贊譽為一位人道的、進步的醫學創新者。

*本文摘自《口罩》

口罩：近代東亞的衛生與政治

作者：張蒙 主編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張蒙，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醫療史，旁涉東亞科技史。譯有《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9》。

內容簡介：

口罩，這件如今深刻嵌入我們生活習慣與生命記憶的醫療用品，其背后有著怎樣的故事？

現代口罩誕生于19世紀末，隨著20世紀初香港鼠疫、東北鼠疫、西班牙大流感等數次疫情的暴發，口罩在政府政策、現代醫學與社會思潮的角力下，作為政府與醫學界宣傳推廣的防疫用品，在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推廣開來。

口罩的普及不僅僅是醫學、科學知識宣傳的過程，也是政策力量、社會輿論等公共博弈的結果，對這件物品的探究揭開了近現代政治、文化、社會史的沉重一角。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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