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沒救了

　　很多人將自己對正義的追求錯誤地寄托在了伊朗身上，以色列幾十年對加沙的蠶食和殺戮令看客們將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導彈視作加沙孩子的靈魂重返故土，希望在這弱肉強食的人間偶爾上演一次天道好還的血債血償，但當美國下場后，人們如夢方醒，原來正義的實現是需要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上，伊朗顯然不具備實現正義的實力。

　　當特朗普下令用碉堡克星鉆地彈將伊朗含辛茹苦多年發展的大國重器肆意轟炸然后又大搖大擺飛回霸權之國時，伊朗終于實踐了它之前許下的“真實承諾”，用導彈襲擊了卡塔爾的美軍基地，導彈的數量與美軍在伊朗上空投下的炸彈數量相當，甚至事先知會了卡塔爾美軍基地，擺明了是不敢把事情搞大，只為挽回一點點早已被炸成碎片的尊嚴。

　　作為時事晴雨表的股市沒有上當，伊朗轟炸卡塔爾美軍基地后，本應暴跌的股市反而大漲，本應大漲的油價反而暴跌，冷血而客觀的市場昭示了這場實力不對等的戰爭即將接近尾聲，伊朗的硬話言猶在耳，科學家的血尚未干涸，導彈仍在繼續疲軟地出擊，但熱鬧的煙花背后是實力的不濟，伊朗外交官的語氣早已變得有商有量，誰都知道以色列無法承受持久戰，奈何伊朗的彈藥庫里可能已經快要上演空城計，不認輸難道真的要政權輪替？

　　哈梅內伊的抵抗聲音依然響亮，哈梅內伊的身體則在某個秘密的地下掩體中狼奔豕突，在摩薩德的暗殺能力面前這位具有“神性”的“最高領袖”也不得不變得唯物起來。

　　梅德韋杰夫的幫腔使用了夸張的文學手法，說許多國家樂于給伊朗提供核彈頭，但這個許多國家里具體有誰卻語焉不詳，俄羅斯的援助剛拉來沒幾個飛機皮，伊朗的城頭就已經變幻大王旗從復仇的血旗改為“停火”的白旗，俄羅斯也省了過多的援助，畢竟俄烏戰爭還在繼續，地主家余糧也不多了。

　　在特朗普的強出頭丟地堡炸彈之外，圍繞伊朗和以色列是打是和的暗戰也早已展開，當伊朗提出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時就已經將自己如魚肉般放在了案板上，和平友好的國際社會，溫情脈脈的你來我往，背后全是基于利益的計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茲事體大，這是一張打不出的牌，但打不出的牌也是牌，至少是一張止戰之牌。

　　世界上僅有伊朗這個國家，在發展核技術的坎坷之路上被另一個國家的諜報組織無情暗殺了幾十年，那些死去的科學家在伊朗成為永垂不朽的烈士，而在以色列則僅僅是摩薩德和內塔尼亞胡計算軍功和政績的人頭，伊朗數千年前的前身波斯帝國曾經對猶太人實施寬容政策，但當文明按照撲朔迷離的進化論的邏輯演進了幾千年，寬容已成求之不得的奢侈品。

　　伊朗人是傷自尊的，自己國家的軍事領袖和科學家，被另一個國家說殺就殺，但以色列人似乎有他們的“正當理由”，你沒辦法對他們解釋伊朗人的核技術不是為了生產核武器，或者即便生產了核武器也不會扔向以色列，以色列人會錚錚有詞舉出當年內賈德說的“在地圖上抹掉以色列”，盡管實際上內賈德的愿意是“在時間的洪流中抹掉內塔尼亞胡政府”，以色利人還會舉出二戰時的納粹大屠殺，他們會說一個經歷過大屠殺的民族神經難免要敏感一點點，對安全的渴望也難免要比別的民族要多一點點。但歐洲學者有個說法叫“大屠殺工業”，是指對二戰大屠殺的種種細節進行涂改以迎合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現實需要，當以色列人拿出“大屠殺”這張牌，曾經國際上鴉雀無聲，美國則無不從命，但“大屠殺工業”反復上演，所有人似乎都有點“審美疲勞”，就連美國都也分裂成難以調和的兩派，畢竟這么多年來，處在人間地獄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巴勒斯坦人。

　　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時，霍梅尼曾激情萬丈，要將政教合一這套體制“輸出革命”到全世界，就像1920年代的列寧，要建立蘇維埃德國，蘇維埃法國，蘇維埃英國，蘇維埃美國……乃至將紅旗插遍全球，可惜現實總是不盡人意，列寧失望了，霍梅尼當然也不例外，兩伊戰爭以后，虛耗國力的伊朗已經很少再提“輸出革命”了，但唯有反美反以的意識形態作為某種“立國之本”繼續存在著，而美國何嘗不是一個需要“外部敵人”的國家，于是仿佛心照不宣一般，彼此領袖嘴里的“邪惡軸心”和“大撒旦”就都有了著落。

　　以色列對伊朗的“核擔心”也并非無風不起浪，當一個國家把鈾濃度提升到60%，那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除了制造核武器幾乎不會有第二個目的，早早在美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縱容下擁有核武器的以色列對伊朗核專家幾十年如一日的暗殺釀造了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里的危情時刻，整個世界處在戰爭邊緣打著寒顫，巴勒斯坦廢墟下的死嬰和導彈雨下面特拉維夫的壯麗煙花并無真正關聯，卻在人類的大腦皮層激起想象的漣漪。

　　7世紀時，伊朗的波斯帝國最終走出歷史舞臺，換上伊斯蘭的天和地，披上長袍，戴上面紗，習慣成自然，十幾個世紀很快過去，以至于當巴列維王朝在全盤西化的路上試圖召喚古波斯帝國的靈魂附體在一個名為伊朗的現代國家的身體上，不出意外地出現了極大的排異反應，名為毛拉的教士階層揭竿而起，卻已不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古老敘事，政教合一的裙擺覆蓋了伊朗高原的黃土和荒漠，一個新的故事在歷史舞臺上展開。

　　每個國家的力量之源在于它的歷史，盡管這個力量之源有時也會成為騷亂之源，政教合一下的伊朗領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不會再將目光回到遙遠的古波斯帝國，那段過于輝煌的歷史對于他們來說是一個大麻煩，那些英明神武的大帝，居魯士，大流士，薛西斯，只會讓現在的伊朗感到尷尬，于是，在政教合一的伊朗，波斯帝國的歷史被人為抹去了，在歷史書中只剩下寥寥幾筆，霍梅尼和哈梅內伊將歷史榮光的需求寄托在了歷屆伊斯蘭王朝之上，薩曼王朝，塞爾柱帝國，薩法維帝國，但人善人欺天欺，充滿血痕和豪情的歷史哪里就這么容易輕松被抹去，伊朗的根斷在一千多年前——那個被歐洲稱作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19世紀，差不多與東方巨龍屈辱的近代史發端1840年同時，西方殖民的鐵蹄揚起的塵土同樣覆蓋了伊朗高原的卡扎爾王朝，一連串的殖民和滲透羞辱了伊朗伊斯蘭帝國的列祖列宗，而伊朗人的真正先祖，那些信奉拜火教的偉大靈魂則在天際冷眼注視著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的燒殺擄掠。

　　然后，以工業革命為馳騁駿馬的時代巨輪碾過的一個多世紀，是周恩來總理口中的“帝國主義的亂世”，被壓迫的民族紛紛拿起了武器，民族主義的烈火熊熊燃燒，伊朗的卡扎爾王朝，巴列維王朝，只是這個時代里的冰山一角。

　　當下伊朗的最大敵人，不是美國的封鎖，不是以色列的暗殺，而是對歷史的諱莫如深，即便如內賈德這樣的硬漢，也只能在慶典時苦心孤詣的將代表波斯帝國的故事情節戰戰兢兢地融入伊斯蘭帝國的強勢敘述，話說得擲地有聲，事才能做得干干脆脆，遮遮掩掩的核發展，受制于意識形態上莫名其妙的仇恨，國之重器的核彈之用，不在于使用而在于威懾，被強勢帝國圍剿的落單國家，有了它就像有了定海神針，比如黃海之東的朝鮮，不富裕，但硬氣，伊朗當然也想硬氣，奈何地緣位置不佳，處在火藥桶遍布的中東，更重要的是，這個繼承自波斯帝國香火的國家自己因為種種原因人為抹殺了自己最富有活力的歷史能量，卻又在血液里繼承了想要“輸出革命”恢復帝國往日榮光的驕傲，這讓它在擁核之路上幾乎沒有任何保護屏障，直面孤掌難鳴的悲劇命運。

　　現有的在事實上擁核的相對弱小的國家，背后往往有巨大的身影護佑，以色列背后有，印度背后有，巴基斯坦背后有，朝鮮背后有，伊朗背后有什么？

　　波斯帝國一去不復返，政教合一的伊朗有著歷史上的先天不足，地緣上的營養不良，思想上的精神分裂，行動上的半身癱瘓，若沒有橫空出世的偉人沖破現實劈開一條生路，注定要病入膏肓，在世界之林中一再沉淪。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個玉樹臨風的歷史學家，專注于硬派歷史故事和雜文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