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醫生，亞裔，從未吸煙，成為肺癌四期患者

為什么一個從來不吸煙的人會罹患肺癌？為什么這種不吸煙的肺癌患者，在亞洲人群中尤為常見？這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林彥峰一直研究的課題。在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乃至全世界范圍內，這都是一個冷門的研究，直到2024年，作為一位不吸煙的亞裔，林彥峰本人確診肺癌四期，這個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課題終于被越來越多人看到。

文｜李斐然

編輯｜張躍

亞裔，終生從未吸煙，肺癌四期患者

如果沒有咳嗽的話，林彥峰不會那么渴望上新聞。他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教授，在這個崗位上干了20多年，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愛出風頭。正是因為他不會推銷自己，雖然他待學生很好，做研究也很認真，每年的選課季都是他的頭疼事。他相信自己的研究課題非常重要，但它并不那么受歡迎，一直以來他最大的噩夢就是辛辛苦苦開了課，面前卻大多是空座。

他一直沒有想明白，為什么大家對他研究的課題不感興趣。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應該認真對待的問題——為什么一個從來不吸煙的人會罹患肺癌？為什么這種不吸煙的肺癌患者，在亞洲人群中尤為常見？

他想過很多辦法讓人們對這個話題感興趣。6年前，他和同事在斯坦福大學創立了亞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Center for Asian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他們的研究重點之一就是亞洲不吸煙人群的肺癌。來參加講座的人總是很少，其中一個研究者說，可能因為「這是上不了頭版的新聞」。

大約從去年春天開始，林彥峰開始咳嗽。一開始，他覺得自己得了季節性過敏。斯坦福醫學院外面有一大片樹林和花叢，他已經有過好幾年的花粉過敏癥狀了。他吃了抗過敏藥，可沒有用，他的咳嗽依然嚴重，有時候嚴重到他的同事保羅·福特（Paul Ford）在走廊另一頭僅憑咳嗽就能認出他來。

福特也是林彥峰的初級保健醫生，兩個人的辦公座位也離得很近。福特詢問他的咳嗽是否有痰、是否有疼痛。林彥峰形容這個咳嗽更像是清嗓子的干咳，并不疼。考慮到林彥峰有過很長時間的花粉過敏史，又已經排除了新冠感染，他們的判斷是上呼吸道感染。福特給他開了消炎藥，并配合緩解咳嗽的霧化治療。

然而，咳嗽仍沒有緩解。持續超過兩個月之后，林彥峰開始擔心了。他發現自己晚上睡覺變得困難，食欲也變了。平時他最喜歡吃牛肉，可妻子為他特意準備了燉牛肉，他突然吃不下去了。這些身體變化觸發了一個醫生的警覺，一定有什么不對勁。

那時候，福特也開始擔心了。按照一般治療經驗，咳嗽兩周內考慮感染，兩周到兩個月之間可能是感染后的自限性反應，但一旦咳嗽持續兩個月以上，問題就棘手了。現在林彥峰的癥狀排除了過敏，排除了新冠，排除了新冠后遺癥，排除了感染后咳嗽，也排除了慢性咳嗽，鑒別診斷里只剩下更嚴重的可能性了。

這時到了關鍵決策點，肺癌。由于吸煙史是肺癌最重要的高危因素，診斷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否吸煙」，但因為林彥峰從未吸煙，這個選項在問診環節早早被排除掉了。「我知道癌癥也在排查清單上，但一開始，我們都沒有考慮這件事。」福特說。即便一直在做亞裔非吸煙群體的肺癌研究，但當具體的癥狀出現時，身份變成患者的林彥峰也會和大多數人一樣，否認、懷疑醫生和檢查結果，想盡辦法證明自己得的不是癌癥。

他的整個診療過程基本都遵循了醫學標準，并沒有出現明確的差錯。但他也忽略了自己的亞洲人基因。林彥峰在美國田納西出生、長大，是幾乎不會講中文的美國人，但林彥峰的父母上世紀60年代從中國臺灣移民到美國。疾病在不同種族間的發病機率有所不同，比如林彥峰所研究的肺癌，在不吸煙東亞人群中所呈現的發病率是白人群體的兩倍，這個現象至今無法完全解釋。

林彥峰說，那時候偶爾一閃而過的最壞念頭是，會不會是胃癌？他的胃食管反流有點嚴重，而胃癌在亞洲人群中的患病率相當高。他也一度擔心過結腸癌，這也是一種在亞洲人群中高發的疾病。但他很快安慰自己，他每年定期體檢，健康管理都認真遵循了現有的醫學指南。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沒有顯著的癌癥癥狀，沒有體重下降，也沒有疲勞，他連發熱都沒有，那時候他寬解自己，情況不會那么糟。

福特在為林彥峰聽診的時候，在上氣道聽到了高音調喘鳴音，這提示了部分氣道阻塞，福特給林彥峰開了肺部檢查。在美國，胸部CT不屬于常規體檢項目，檢查費用也高達近千美金，醫生只在非常必要的情況才會開。所以一開始，林彥峰拍的是胸部X光片，結果看到肺部出現一大片白色區域，這可能是某種感染，但也可能意味著腫瘤。發現這些證據后，福特立即給他開了胸部CT。

正是因為他研究肺癌，他知道不吸煙群體也應該早期篩查，但現有的醫學知識對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限，他只能自己摸索著推測——他知道父母都沒有肺癌史，他一輩子連一根煙都沒抽過，按照現有的醫學標準，他不屬于高危人群。他看研究報告的時候發現，在臺灣地區，針對不吸煙人群的肺癌篩查試驗選取的年齡段是55歲到75歲之間，最終大約2%不吸煙的人篩查出了肺癌。這是他所看過的針對不吸煙人群肺癌最前沿、最完整的研究，所以他按照這個試驗給自己估摸了一個首次篩查時間，50歲。

胸部CT結果出來以后，他看到上面有很多橘色記號筆圈起來的地方。上學的時候，他們每次考試偷懶，就透過光去看CT影像上哪里有橘色圈，哪里就是影像科醫生標注的有問題的地方。他看到了一個8厘米大的陰影，「我知道這是大問題了，但我依然在告訴自己，這不可能是癌癥。我想它要么是某種罕見的感染，要么是醫學影像誤診」。

為了明確診斷，他很快做了支氣管鏡下的活檢，也做了腦部MRI和PET-CT。他的妻子本來那周出差，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告訴了妻子，她最好能留下來陪他一起等這次的報告結果。3天后，病理結果出來了，他被診斷為非小細胞肺腺癌，癌細胞已擴散至全身，已經出現了肝轉移、骨轉移和腦轉移，有的腫塊甚至能直接在皮下摸到，他已進入肺癌四期。

圖源Bryant Lin

最讓他震驚的是自己的腦部MRI結果。「我見過很多病人的轉移病灶，但是我的影像上有50個，50個！50個也太多了！看到MRI讓我一下子喪氣了，這和我之前想過最壞的結果都完全不一樣。」他說。

另一個讓他難受的事實是，他只差一個月就50歲了，按照他所理解的肺癌研究數據，像他這樣沒有家族史的人在50歲首次篩查綽綽有余。然而直到確診后，林彥峰才知道，他的叔叔曾發現過肺癌，由于尚屬早期，經手術后實現完全切除，術后一直未復發。也就是說，他是有家族史的，只是他不知道。

他活在了自己在講座上曾經說過很多遍的那個警示里：一個人在癌癥面前第一反應總是選擇逃避，即便是最熟悉這種癌癥、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也不例外。這是人性。

他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不吸煙肺癌的棘手處境。肺癌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第一大癌，也是發病率最高的第一大癌，正是這個第一大癌中有一個更為致命的隱形殺手——不吸煙者肺癌。絕大部分肺癌研究是基于吸煙者的研究，人們知道它的發病高危因素，也逐步摸索出了針對吸煙者的健康指南，指導他們在不同年齡段進行肺部檢查和早期干預，但是，這一切對不吸煙的人群來說是一個盲區，專門針對不吸煙者的肺癌研究要少得多，也沒有針對這一群體的健康提醒。不吸煙群體很容易忽略肺癌風險，尤其考慮到肺癌在亞洲人群中的高發，一個不吸煙的亞洲人很容易延誤就診，大部分確診時已是晚期。

他的確診經歷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有足夠科學的篩查指南，發現早期肺癌后可以實現長期生存，甚至臨床治愈。而按照現在的醫學水平，一旦延遲就診，當肺癌發展到四期，5年生存率僅為9%。

他開始重新為自己寫病歷：男，49歲，亞裔，肺癌家族史，終生從未吸煙，肺癌四期患者。

課堂上的林彥峰圖源Todd Holland-Stanford Medicine

「我成為了我自己研究的典型案例」

林彥峰的基因檢測結果顯示有EGFR突變，這也是在不吸煙亞洲人群中常見的突變。EGFR是非小細胞肺癌（NSCLC）最主要的驅動基因，在西方人群中的突變率只有10%左右，但在東亞人群中的突變率高達40%到50%。在針對EGFR基因突變的靶向藥出現之前，傳統治療只能實現10個月左右的生存時間，但應用靶向治療后，生存期有望延長到三年或更長。很多研究者在積極研究EGFR突變的治療前景。

開始化療前，林彥峰還讀到了去年進行的EGFR突變治療的最新研究結果——臨床試驗證明，化療期間聯合使用口服靶向藥，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和自己的主治醫生討論后，他們決定選擇這種方式。林彥峰現在每三周接受一次化療，同時每天口服針對EGFR突變的靶向藥奧希替尼（Osimertinib）。

鏡頭另一端的林彥峰看起來非常累。與《人物》的訪談時間是林彥峰特意選的，是他那一周期化療的第二周。他已經接受了一整年的化療，對自己的身體恢復很有經驗。他知道自己化療后第一周通常沒法聊天，他需要含冰塊緩解口苦，每一天還會有新的難受，惡心、嘔吐、疼痛，他得把一日三餐拆分成頻繁的少餐多食，趁著惡心稍有緩解，趕緊把吃的吞下去。

日子到了第二周就會好得多，好到有時候他會忘記自己是癌癥病人，有次到了教室快上課了才想起來，自己忘記先去抽血。但訪談那天，他一上線就無奈地搖頭，這次他失算了，沒想到口腔潰瘍這么嚴重，整整一周都沒有好，他用了止痛藥才能繼續聊天。

講了一會兒自己的口腔潰瘍后，他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即便一說話就磨得很疼，他還是在那天排了密密麻麻的工作時間表。就在我們的訪談開始前，他剛跟另一個醫療機構的人喝了咖啡，討論如何讓更多人關注亞裔肺癌，幫他們爭取更多臨床試驗。

林彥峰現在的工作節奏跟生病之前幾乎沒有區別。他還是照常每周出診，一周上4天課，照常參加研究中心的各種會議。唯一的區別是，為了避免感染，他減少了去診室的次數，他在步入式衣柜里搭了個小桌子，把電腦、書和醫學資料都搬了進去，衣帽間變成了他的辦公室。過去他在線下見自己的病人，現在他在衣帽間里讀書、看論文、線上面診。

剛確診的時候，林彥峰覺得自己的生活要有所改變，其中一個決心是，他要學會說「不」。「我每天早上醒過來都在想這件事，今天我要如何度過，我知道我只有有限的時間了，我必須對一些事說不。一開始，我在說『不』這件事上做得不錯，一口回絕了很多事。」林彥峰說著笑了起來。「很不幸的是，現在又都回來了。我現在的處境容易讓人關注肺癌，一想到我的分享也許能幫到其他人，我就又答應了。」

他說，他有很多想要分享的經驗。他做了20多年醫生，給很多癌癥病人開過藥，直到成為病人后才意識到，真實的治療過程有很多從未想到的細節問題。這是一種他從未想過的生活方式，盡管研究了20年肺癌，他也需要一點點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肺癌病人。

第一個沖擊是一種叫做昂丹司瓊（Zofran）的藥。這是一種強效止吐藥，常見于治療化療、放療等癌癥治療之后的惡心嘔吐。他當醫生的時候給很多人開過很多次，有的病人在治療期間全程都在吃。因為這種藥需要比較高的開藥權限，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癌癥病人才能每次開出6粒藥。可是當他自己服用的時候，他才注意到，這種藥會帶來嚴重的便秘。「我才意識到，我給他們開過那么多次這個藥，他們從來沒有抱怨過。」

這是他第一次理解到癌癥病人的苦衷——治腫瘤的化療帶來了嘔吐，治嘔吐的藥又帶來便秘，如果再吃治便秘的藥，可能又會有新的難受，這構成了無限死循環。癌癥是一種異常復雜的生存狀態，大部分時候醫生只顧得上腫瘤治療，剩下的那些難處，沒有人幫他們想辦法。癌癥病人只能接受這種始終不得安寧的生存狀態，不再跟醫生尋求幫助。可是林彥峰知道，醫學一定還有辦法。

圖源劇集《疼痛難免》

就在那間衣帽間里，他開始籌備一門新的課。他想繼續推進他的研究課題，這一次他決定拿自己做案例，講述一個不吸煙的人罹患肺癌的真實經歷。他給這門課取名為「從診斷到對話：一個醫生和癌癥的實時戰斗」（From Diagnosis to Dialogue: A Doctor’s Real-Time Battle with Cancer）。

這是一個病人的決心。這次他比以往更渴望人們能聽到他說的話，他想讓更多人知道不吸煙群體的肺癌，也想讓更多人看到親歷癌癥整個過程中的真實感受。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更多醫生參與到不吸煙的亞洲肺癌患者的研究中，推動關于這個群體的醫學進步。正是因為他生病了，他想要讓更多人規避他所遭遇的困境。

新課程準備上線的時候，他最大的擔心依然是——沒人選課。他花了好大功夫找經費準備了食物，宣布來上這門課的學生都可以吃到免費午餐，以此吸引學生選課。助教找來了校園媒體的記者，寫了一篇報道在學校里宣傳這門課。那是他第一次對外公開病情，講自己為什么想要開這門課，講一個醫生打算怎么講述自己所罹患的肺癌。

這個新聞很快在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他的故事出現在了美國各大電視臺的黃金時間，來自中國、韓國、西班牙的媒體紛紛聯絡他。那時候幾乎所有的采訪申請他都答應。他顯然沒有站在聚光燈下的經驗，還是穿著上課時的襯衫，坐在自己的衣帽間里，對提問者有問必答。

一個癌癥病人出現在了全世界的新聞視野里，這讓他一下子出了名。他因此得到過來自陌生人的鼓勵，但也會偶爾暴露在語言傷害中。在一檔電視節目里，鏡頭外的聲音丟給他非常冷酷的問題，「你是一個研究不吸煙者肺癌的醫生，你竟然得了你所研究的那種肺癌，這是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

他沒有生氣，也沒有反駁，還在認真回答，「是的，你說得沒錯，這是挺諷刺的，我成為了我自己研究的典型案例。」

自從他公開了自己的病情后，他的郵箱里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信。他收到了很多肺癌患者的信，跟他分享自己治療肺癌的經歷，但還有很多人罹患的是完全不同的癌癥，也寫信給他，他們感謝林彥峰說出了自己的故事，讓更多人對癌癥有了新的認知。

「一開始我覺得，這是我的故事，誰會關心呢？怎么會有人在乎我經歷了什么呢？但讓我意外的是，它們竟然能觸動他人。讀到這些信，我感到很感動，有一封很觸動我的信，她說她看到這些分享后哭了出來，而那是她的父親癌癥去世后她第一次哭。我感覺我和許多陌生人產生了一種更深層的共鳴。」林彥峰告訴《人物》。「我想這么多人關心的并不只是一門具體的醫學院課程，而是一種活法，一個人如何在癌癥里活下來，如何和死亡相處。很多人問過我的問題是，你都得癌癥了，檢查數據那么不好，你為什么還總是笑？我猜想這才是人們對我真正的好奇之處，大家想要探索一些方法，如何在有限的余生獲得快樂。」

他說，一開始他只是想要讓斯坦福大學的醫學生在新學期選修這門課，將來做一個能理解病人的醫生，現在，他想要讓不吸煙人群的肺癌故事繼續上新聞，他想要讓更多人記住肺癌背后最容易忽略的真相——一個從不吸煙的人也會得肺癌，也許我們可以一起探索新的方法，推動醫學的進步，盡各自的力量讓他的故事不再發生。

圖源劇集《疼痛難免》

沉默的生命危機

林彥峰籌備的新課程第一節就是肺癌診斷，這個主題也貫穿了整個課程——到底什么是不吸煙者的肺癌？

我聽完了林彥峰的十堂課程，也閱讀了與之相關的論文，全程最大感受是，這是一個藏在巨大喧囂里的沉默危機。盡管全世界每年都在不斷開展肺癌研究，但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吸煙者的、白人群體的研究。查閱肺癌相關峰會論文的時候也會看到，由于全球控煙行動，肺癌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發生率都在下降，這也讓林彥峰的研究面臨了更大的困境——所有人都感覺到肺癌正在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不吸煙者的肺癌發生率卻在持續上升，特別是在亞裔群體中——在全球范圍內，不吸煙肺癌患者數量占總肺癌患者的比例高達30%，也就是說，有1/3的人罹患肺癌之前并沒有吸過煙。

兩類患者的疾病畫像也完全不同。吸煙者的肺癌發生中位年齡是70歲，大部分人對于一個肺癌患者的預想是一個老年男性，抽了一輩子煙。但不吸煙群體發病年齡非常早，很多患者在50歲之前就查出，還有的患者僅僅20多歲，而且以女性居多。

這種不吸煙者肺癌給亞洲人帶來了沉默的生命危機。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第一死因都是心血管疾病，只有亞洲人例外。亞洲人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第一死因是癌癥的族群，而癌癥第一大病種，就是肺癌。在2020年的全球癌癥死因統計表上，排名第一的死因是吸煙者肺癌，而排名第五的就是不吸煙者肺癌。

但直到今天，人類對不吸煙者肺癌的理解依然都是謎。為什么不吸煙者肺癌中，亞洲人的發病率那么高？尤其是亞洲女性，為什么她們會罹患肺癌？沒有人知道答案。

一種廣泛的猜測是空氣。雖然女性沒有主動吸入煙草，但如果她所在的區域密布著吸煙者，空氣中始終有無法揮散的二手煙，以及附著在窗簾、衣服、家具等物品上，長期釋放的三手煙，一個不吸煙的女性的呼吸環境是接近吸煙者的。這也是為什么在日本部分地區，醫生在問診時會詳盡詢問伴侶及家人的吸煙史、吸煙頻率，因為在部分研究者看來，長期高強度的二手煙暴露史在臨床診斷中可以視同吸煙史。

圖源視覺中國

與之相同的還有烹飪中產生的油煙，以及空氣污染。調查結果證明，長期接觸森林火災的人群也有高于基準線的肺癌發病率。不吸煙者的高危因素中還有一項，輻射。這提示了人們應該檢查居住空間是否長期存在著放射性金屬，但這同時催生了一個新問題，到底哪些才是對不吸煙者最關鍵的危險因素？醫學指南應該如何指導他們的防護？

所有的這一切問題都需要答案，這亟需研究者研究，但問題在于，這是一個不被看到的研究領域。林彥峰在一次視頻講座上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讓參加學術講座的人猜一猜，針對亞裔群體的醫學研究占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全部經費的比例是多少？答案五花八門，正確答案是0.17%。請注意，這指的是針對亞裔群體所有疾病研究經費，而肺癌只是里面更小的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現在全球關于肺癌的最前沿研究，主要是針對吸煙者的，尤其是白人群體的研究。這種研究偏差會導致一個可怕的忽略，雖然得了同一種病，治療結局卻會完全不同。

這也正是林彥峰自己的經歷。他原本在麻省理工大學讀計算機，畢業后進入咨詢公司，但他發現自己其實對人更感興趣，于是從醫學院重新開始，成為了一名臨床醫生。由于他的病人很多都是亞裔，林彥峰很早就察覺到疾病在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他曾經接診過一位來自臺灣地區的痛風患者，給他開了一種在美國很常見的治療痛風的藥，但因為這種藥沒有針對亞裔使用的提醒，病人使用后出現嚴重的皮疹，不得不入院治療。他為此感到愧疚，也從此開始關注亞裔群體的健康研究。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針對亞洲人的疾病研究難點很多時候并不只是醫學，還有很多文化問題。胸外科醫生杰弗瑞·瓦羅塔（Jeffrey Velotta）在林彥峰的課堂上分享了他的門診經歷，他發現來就診的不吸煙肺癌患者，尤其是女性，通常是有癥狀的，而且癥狀持續了很久。他問過這些病人為什么不來更早就診，結果她們的答案常常是一樣的，「我要照顧家人」。杰弗瑞·瓦羅塔是第四代美國移民，不能理解這種東亞女性的文化處境，為什么她們明明感到非常不舒服，卻只想治療咳嗽，「給我開點治咳嗽的藥就行了」，明明知道可能自己是高危人群，卻始終不愿意做肺癌篩查。他主持過一項針對亞裔女性的肺癌調查，問卷拒絕率高達50%，很多人聽到研究意圖后的回復是，「我不想知道」。

這導致亞洲人的肺癌診斷常出現延誤，尤其是不吸煙者，他們發現肺癌時要么是太遲了，要么是一個意外。課程中唯一一個在美國發現早期肺癌的案例是這樣的，一個病人因為吃魚卡到了魚刺，為了檢查魚刺位置做了CT，結果發現了早期肺癌，通過手術實現了完全切除。但這個案例的前提是，這位病人本身就是放射科醫生，否則在美國更常見的狀況是拍X片檢查魚刺，那樣很容易出現早期肺癌的漏診。

這一切研究的混亂困境構成了肺癌研究的艱難——難以早期發現，難以有計劃地篩查，難以盡早開啟治療，后續研究又面臨重重阻礙。這些混沌又反過來影響了臨床醫生的判斷，有時候反對甚至來自醫生群體，在學術會議上，醫生同行反對針對亞裔的肺癌早期篩查，認為這會帶來過度診療。

訪談中，我們談到了這個現實問題——肺癌篩查在不同國家所遭遇的困境完全不一樣。

林彥峰在美國醫療體系中所面對的是忽視，他說起了他的難題，有時候他在診室遇到的病人完全符合研究模型：亞裔、從不吸煙、有家族史，但他沒辦法勸說病人自掏腰包去做一個昂貴的CT，再加上普通人對于癌癥的抵觸心理，常常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離開，依然對不吸煙肺癌的風險視而不見，「肺癌篩查本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即便在吸煙群體中，只有20%的人清楚了解自己需要接受篩查，更不要說不吸煙群體了。」林彥峰說。

在中國，對肺癌的忽視同樣存在，但另一個極端也同樣突出——CT的易得性。林彥峰說，「我們需要讓人們意識到肺癌篩查的重要性，又需要提防過度篩查的危害，因為不必要的CT會帶來不必要的輻射暴露，也會讓人產生不必要的恐慌。它需要尋找一個平衡，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需要更多針對這一群體的研究，讓真實數據指導我們的醫學認知，哪些檢查是必要的，哪些醫學指導意見是合理的。」

圖源視覺中國

另一些盲點

從林彥峰新課程的第二堂課開始，另一些平時不太會出現在醫學院里的主題也陸陸續續出現了。它們是另一些醫學的盲點。

林彥峰復盤了自己的治療過程。從他開始咳嗽到第一次治療，中間一共花了40天左右，而他發現一個普通人同樣的流程花掉的中位數時間是259天。他把這個問題列為其中一堂課的教學主題，還請來了專門研究相關政策制度的人參與討論，延誤病人治療的因素有哪些？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他還有一堂課專門講解癌癥病人的營養。上課之前，林彥峰把他的妻子買回家的書擺成了一排，標題都跟「癌癥飲食」有關，其中一本書名非常直白，「如何吃才死不了」。這是一個癌癥病人和家屬獲取營養知識的主要途徑，但這里面其實有很多不準確的錯誤，更多現實問題書也根本解決不了。

一個最常見的狀況是，癌癥病人通常在放化療后出現味覺改變，惡心癥狀也會加重，所以明明是平時很喜歡吃的食物，現在吃不下去，明明一分鐘前還感到餓，聞到飯的味道后突然惡心到一口也吃不下去了。負責做飯的家屬很挫敗，吃不下飯的病人也很挫敗，這樣的困境在許許多多癌癥病人家庭中都出現過，但幾乎從來沒有醫生仔細講解過該怎么辦。

林彥峰把自己的營養師凱特·多內蘭（Kate Donelan）邀請到課堂上，教那些將來要成為醫生的學生如何去面對。她非常耐心地解釋，病人在化療后出現口味改變是非常常見的現象，他們會感到咸的味道更咸，苦的味道更苦，這導致他們很容易無法再吃下曾經喜歡的食物，與此同時還很容易出現口干、惡心、吞咽困難、灼燒感、胃絞痛、便秘、腹瀉，這會讓他們很容易營養不良，而這對治療的風險不亞于藥物耐藥。

這位營養師在課堂上列出了許多常見的誤解，跟學生們講，如果以后成為了醫生，請糾正你的病人：你并不是因為愛吃糖才得了癌癥，你也不會因為吃一些所謂的「健康食物」就能治愈癌癥，有機食物并不意味著抗癌，還有一條也很重要，醫學不是冷冰冰的軍事管理。「一個很大的誤區是，一個人得了癌癥后，必須要吃得非常健康，再也不能吃所謂的壞食物。可是治療中總會偶爾有那么一天，你的心情不好，你非常沮喪，此時此刻只想吃一個甜甜圈，喝一杯奶昔。如果是我的病人，我會告訴他，如果你今天特別想吃一些甜甜的東西，那就吃吧，只要你今天吃了足夠的蛋白質，維持了足夠的營養，沒關系的，你可以讓自己放松一天。」多內蘭說。

在一堂課上，林彥峰還播放兩部電影的片段。它們都在講述患有絕癥的病人即將死亡，一部是日本電影，兩個人的聊天全是好聽的話，全程不講死亡這個話題，也不說真話，另一部是英國電影，他們一直在談論死亡，但是全程沒有提到「癌癥」這個詞。林彥峰拋出了那堂課的主題：當你的病人病情嚴重，可能時日無多，作為醫生應當如何把這個消息告訴病人？和病人討論死亡的時候，醫生可以使用哪些詞匯？可以用什么樣的表達方式跟病人討論這件事？

那天的課程嘉賓彼得·龐貝（Peter Pompei）分享了自己經常用的方法。他會在告訴病人壞消息之前，先使用問句，比如「我想要跟你講講你的病情，這樣可以嗎？」他說問句可以給病人一個緩沖的時間，讓他自己選，他也許會立刻拒絕，「不，請不要告訴我，我現在不想聽到」，他也可能做好了準備，「好的，我也想說這句話」，或者他想換一個時間面對，「我想帶我的家人一起來聽」。這是龐貝的方法，「無論你要說的是什么，聆聽對方是最重要的」。

這也是醫學院里沒人教的話題，但在實際治療中，病人最需要。「作為醫生需要判斷病人是否真的聽懂了，還是他們只聽懂了他們想聽懂的那部分。」林彥峰說。「肺癌四期的五年生存率只有9%，我的大腦記住了這個數字，但這不代表我不能抱著希望地活下去。這的確很難，但我們總可以找到辦法。」

這些都是林彥峰之前從未想過的話題。他說，生病之前他是一個非常理智的人，一直相信醫學是用藥物或是手術給人治療。「作為醫生我一直不相信治療有別的方法。但我生病后，當我聽到我的朋友為我祈禱，還有很多陌生人為我禱告，我意外地發現，它的確讓我感到舒緩和安慰。」林彥峰說，他想要給未來的醫生們展示，醫學的本質是對人的關心，關心也是一種治療。

圖源劇集《機智的醫生生活》

越來越多從不會出現在醫學課堂上的人來到了林彥峰的課堂。其中一堂課邀請了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信仰者，請他們分享在各自宗教文化里如何理解死亡。還有一堂課請來了幾位癌癥病人家屬，包括林彥峰的妻子，他們各自分享自己作為照護者遇到的困境，以及自己的應對辦法。

事實上，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安慰一個癌癥患者。課堂上一個家屬分享了他陪伴女兒化療的經歷，他總會對女兒說三句話，「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也不會獨自面對這一切」，「你會擁有我們能想到的最好的治療」，「不管今天的感覺多糟糕，我們一起等到明天試試看，明天會不一樣」。

課上有位罹患癌癥的醫生分享說，癌癥并不只是診斷、治療，而是「如何在癌癥帶來的持續不斷的疲勞中活下去」。另一位醫生提到了自己的改變，他曾經認為所有的醫學溝通都應當直話直說，這樣對病人最有效，但他自己罹患癌癥后才意識到，對于晚期癌癥病人來說，讓他們感受到希望，同樣是一種治療。

大部分醫生以為治療是在診室里發生的，但一個病人所面對大量的生活日常，也是癌癥治療的戰場。林彥峰有一個比喻，有次上課時火警突然響起來，臺上的教授一邊聽警報，一邊勉強著完成講課，這一幕讓他想到了自己，癌癥就像是一個不斷閃爍的警報，明明生命里有一場巨大的火災，但你知道火沒辦法完全撲滅，只能一邊忍受火警的響聲，一邊想辦法把事做完，像沒有警報一樣活著。這種生活是需要技巧的，也需要大家一起想辦法共同度過。

這門課的最后一節課，林彥峰準備了一小段結課致詞。站在學生面前，他先講起了這段話的靈感，來自他很喜歡的美國棒球運動員盧·格里希（Lou Gehrig）。他因為罹患漸凍癥（ALS）決定退出比賽，這種疾病后來也被命名為盧伽雷氏病。1939年7月4日，格里希在自己的退役儀式上發表了「地球上最幸運的人」的演說，里面提到了他的病，但更多是他所記住的祝福。林彥峰拿出來一份自己寫的講稿，笑著朝課堂里的人揮了揮，下面是他的版本的「地球上最幸運的人」演講——

「在過去3個月里，你們都聽說了我的壞消息，但我直到今天依然相信，我是地球上最幸運的人。我在斯坦福的快20年時間里，收到的都是善意和鼓勵，它們來自我的病人，也來自我的學生和同事。看看這些了不起的人，我在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都是與他們息息相關。我當然是幸運的人，朋友們為我花時間拍攝紀錄片，這不就是幸運嗎？我有兩個健康開朗的孩子，每天都為家里創造新的快樂和笑聲，這不就是幸福嗎？還有志愿成為這堂課的助教們……還有亞裔健康研究和教育中心的同事們……當學生們為你祈禱平安，病人們寄給你充滿希望的信，多年不見的朋友專門做了吃的來慰問你，愿意幫你接送孩子，這都是了不起的事。你的父母用盡畢生心血幫你實現了讀醫夢想，你的妻子勇敢、堅強到超出想象，這都是最大的幸運。最后我想說，我可能遭遇了不幸，但我還擁有著更多幸福，值得我為之活下去。」

說到最后，他的聲音開始顫抖，眼淚跟著一起掉下來。「謝謝大家。這是我的榮幸。」

林彥峰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圖源Bryant Lin

改變

這套新的課程讓林彥峰有機會跟很多人坐下來談論死亡，也讓他接觸到了更多思考癌癥問題的人，還有他依然在源源不斷收到的新郵件。這些讓他在課程結束后，依然源源不斷冒出來新的想法。

其中一個小小的修正是，課程中他們討論過如何讓病人攝入營養，當時營養師提出的一個技巧是「吃有回憶的食物」，可能是小時候媽媽做的菜，也可能是對自己有特殊意義的食物。這些美好回憶有助于病人把飯吃下去，但林彥峰發現，有時候這件事也行不通。比如他最喜歡的食物是水餃，從小到大跟爸爸媽媽一起包水餃都是他最美好的回憶，但真到了吃不下去的時候，他不希望在自己最難受的時候看到水餃，毀掉珍貴的回憶。

類似這樣的發現，他已經沒法放進課程里了。林彥峰說，這門課他以后不會再開了，今年夏天他打算趁著學術假期寫一本書，把這些更新的發現寫在書里。「我想要在書里寫的主題是，一個人是如何與死亡共存。我想寫的不只是怎么和不同癥狀相處，如何緩解它們，我還想要寫更多深入內心的話題，如何確定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如何去擁有希望，怎么獲得幫助，又怎么樣去幫助別人。我想寫的不只是我的故事，我也想要跟更多人談論這個話題，聽聽他們的想法，把他們的故事也記錄下來。」他說。

林彥峰說，有的時候他也會生氣，「我從來不抽煙，吸煙才是肺癌的第一死因，為什么我會得肺癌呢？」他并不總能保持微笑，想到家里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很多時候悲傷也會突然到來。他也要花時間安頓自己，回過神來的時候，他會笑話自己，「我真的是把創傷后的心理過程全都走了一遍，好在我的波動不大，我會更快回到理性里」。

導演王穎在紀錄片里記錄了當時的場景，其中一段是林彥峰的自拍，一開始是頹廢的眼睛，「我剛剛有點為自己難過，出去散步，但是當我回來，我聽到了這個……」他在鏡頭里小心翼翼地轉過鏡頭，躲在樓梯旁邊，背景音是他的兩個兒子在合奏圣桑的《天鵝》。他的眼睛還紅著，但是他開始有了笑容，臉上的絕望慢慢地變成幸福。

在王穎的記錄里，林彥峰在職業作家的幫助下，準備寫一封留給孩子們的信。作家問他希望留下的經驗是什么，他說到了感恩和好奇心，又想了一會兒，說起了「緣」。他希望孩子們能接納生活的種種偶然，人生是沒辦法規劃出來的，人是在不斷變化中抓住機會、帶來改變的。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2025年畢業典禮上，林彥峰作為演講嘉賓致辭。他上臺后一下子笑了起來，「我能過上這么高質量的無進展生存期，全都是臨床治療，還有醫學研究的功勞……我全身都有癌細胞，但我現在感覺很好——請記住，是醫學研究的進步讓我能站在這里。回到我從醫學院畢業的2002年，如果一個病人肺癌全身轉移，光腦部病灶就有50個，你跟我說他能站在臺上大聲演講，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說不定我還會糾正你，『沒門，那人一年之內就會死了』。」

臺下響起了掌聲，他看著即將畢業的醫學生說，「這就是醫學研究的意義。當科研經費縮減的時候，想想你的病人，想想像我這樣的人。如果這個時代的科學研究衰落，科學家減少，我將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

他給每個畢業生的座位上準備了一個小本子，讓他們寫下自己的名字，同時記下自己對畢業生的三個期望，好奇心、想象力和善良。講到最后一點的時候，他提到了自己的媽媽。

「我的媽媽患有重度失智癥，她已經認不出身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我的父親，陪伴了她57年的丈夫……盡管她的記憶在消失，但直到今天，她依然記得待人和和氣氣，我希望你們永遠記得面對他人的善意，就像我的媽媽那樣。」林彥峰說，「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好奇心，不要忘記想象力，不要忘記待人善良。此刻的世界有太多事情正在發生，太多的惡意，太容易忘記這些事。」

林彥峰一家和媽媽的合影圖源Steve Fisch-Stanford Medicine

在課堂上，他給學生安排了一項練習，每天寫出「三件美好小事」。和《人物》的訪談中，這也是他最開心的時刻。他講起很多小事，生病時哥哥從田納西飛來看他，姐姐陪著他住院陪診，還有昨天他和兩個兒子一起去看了棒球比賽。他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現場比賽了，恰好那天的天氣很棒，他們跟賽場里四萬名觀眾一起喊加油。他記住了棒球場的天空，手里的零食，賽場正在跑壘的運動員，坐在旁邊吶喊的孩子們，「過去我去看棒球，比賽總是很無聊，但昨天我覺得非常棒，一切都很精彩」。

還有曇花。小時候他就喜歡上了這種花，因為一年只開一次，他會為此熬夜不睡覺，盯著等它開花的瞬間。去年他生病后養了一株新的曇花，發現他的孩子們也對它好奇，熬夜守著它開花。

「我正在進行化療，我知道接下來會面對什么。我現在在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我清楚地知道，癌細胞并不是消失了，它只是不再進展，暫時得到了抑制，這是好事。但我也知道，這個無進展生存期不可能一直持續。我期盼著這一天不會那么快到來，但它究竟會什么時候到來，我不知道。我的哥哥前幾周飛來看望我和姐姐，我很珍惜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許正是因為我知道我在經歷什么，我每一天都感恩自己還有機會活著，還能經歷這一切。」

他保留了自己的空藥瓶。每個瓶子上都標著序號，第一瓶、第二瓶、第三瓶，一路排下去。「我每次去藥房取藥的時候，都很開心，這說明這種藥對我還有效，我還沒有耐藥。我為此感到開心。」

如果不是因為這場綿延至今的咳嗽，如果不是它背后一系列故事，他還是希望過低調的生活，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里。他給自己的定義是「一個兒子，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他真正在乎的都是日常生活——咖啡杯里飄出來的香味，剩菜加熱后脆脆的口感，早上出門前看到兒子在打乒乓球……如果可以選的話，他更愿意把有限的時間全都留給家人。

然而直到現在，他還在工作，他想一直工作到完全沒辦法為止。他想要讓更多人知道不吸煙人群的肺癌，尤其是亞洲人群，應當盡早做篩查。這些是他用生命換來的經驗，也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最想讓人記住的一句話。

我們的訪談時間即將到了，事實上，林彥峰還有很多想說的話，那個「美好小事」清單，他能一直講下去——和人約見面，對方遲到了十分鐘，他端詳了院子里的小噴泉，陽光灑在水上的亮光。對了，還有校車，最近一次在校園里走，他發現斯坦福換了新的校車，每個邊角都圓圓的，覺得很可愛，站在太陽底下著迷地看了好一會兒……

訪談就在這里結束了。他的下一個安排是學術討論會，主題依然是不吸煙群體的肺癌研究。他又要回到癌癥研究里面去了，這是他的職業，或許也是他活著的信念——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美好是希望，而能夠延續希望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醫學的進步。

圖源Todd Holland-Stanford Medic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