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情商、偽裝、晝夜顛倒，ADHD女博士和她遲來的確診 | 人間

女孩往往更擅長掩飾。 她們知道，真實的自己可能不被大眾接受，于是在日復一日中反復模仿和修正，目的是適應社會對她們的期待。

配圖 | 《女士的法則》劇照

今年5月，30多歲的我被確診為ASD（孤獨癥譜系障礙）與ADH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據說，每一個A人家里都有一窩A人。

可當我把診斷報告和各種量表和測試結果攤在家人面前時，我得到了預料之中的反應： “你小時候不自閉，只是缺乏安全感啊！”

他們只知道我是一個從小聽話懂事、寄宿生活適應良好、學習從未讓他們操心的孩子。并且順利畢業，有工作和收入，怎么突然就“病”了？

我知道他們并不是惡意否定，因為直到幾年前，我自己對ADHD和ASD的理解也停留在非常狹窄的印象里。

小時候，我的表哥曾被診斷為“小兒多動癥”。這個詞后來很快在家人的談話中消失，因為它只會存在于兒童時期，甚至不算是一種病。

家人對他的形容是坐不住，沖動易怒，成績不好，亂花錢。這也形成了我對ADHD的最初印象。

和總是“闖禍”的他相比，我顯得很“懂事”。爺爺奶奶常說我從小就很獨立，很少撒嬌，像個小大人。

在8歲前，我在兩個城市間來回搬過幾次，都是住的全托班，從沒表現出問題。或者說，問題都出在學校外。我經常因為愛辯論和糾錯和別人起沖突。

比如說，我明知道表哥說不過我就會打我，可我每次和他爭論起來都一定要吵贏。哪怕被打掉門牙、被推到地上磕破后腦勺，我都要一邊哭一邊繼續強調：“我是對的！”

爺爺奶奶再三提醒說要我別刺激表哥，要讓著表哥，可一旦起爭執，我又忘了上次“見血”的慘痛教訓。

小學三年級，我被帶回家鄉的寄宿學校，那時我曬得黑黑的，又矮又瘦，也忘了怎么說家鄉方言，有同學笑我是“丐幫小學”轉來的，我絲毫不覺得這是冒犯，也跟著笑。現在才知道，這大概就是阿斯伯格綜合征的癥狀之一。

表現在學校里，便是我總是“有問必答”。在當年，父母離婚比較稀奇，離過兩次婚的更稀奇。后來某次家長會后，班上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家情況。

我被同學問過“你后媽是不是小三”“你后媽有沒有打過你”“你爸是不是出軌”“你家是干什么的”等問題，我知無不言。認真回答，有不知道的我還會回家問爺爺奶奶。

我很少感到被冒犯——對我來說，問題就是問題，它沒有別的含義。

同樣，我對同學間的悄悄話提不起絲毫興趣，我不怎么關心別人家里的事，也沒思考過我的行為是否合群，我有更加感興趣的事——小說里的世界。

奶奶讀了兩周都沒讀完的書，我一天就看完了。她本來不相信，還問問題考我，結果發現我真讀過。

每次放假，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新華書店。那些推薦的名著讀完后，就是各種各樣的小說，塞滿書架和紙箱。我很快找到了我最喜歡的題材：《哈利波特》和《指環王》這樣的幻想小說。

于是，在所有人里，我是一個安靜，懂事，成績優異，還愛看書的好孩子，成為了長輩在飯桌上和茶余飯后炫耀的對象，那時的我，應該就是“別人家的孩子”。

升上重點初中后，屬于ADHD的特質開始更加明顯，導致我對于長輩們關于學業的夸獎感到如坐針氈。

初中的寄宿制度不是小學那種封閉式的，讓我的自由度一下子變高了很多。我開始熬夜看小說，課堂開小差，臨時抱佛腳。

雖然長輩口中的我是個努力學習的孩子，但真實的我截然相反，我開始有了心虛的感覺。和真正的優等生相比，我私下的行為簡直稱得上是冒名頂替。

學校對面有幾家交了會員費后可以無限借閱的小書店，我把里面的小說和漫畫幾乎全部讀了一遍——常常是一口氣讀到天亮，上課也忍不住翻，看完一本立刻再去借下一本。

等周末回家可以看碟片，我花兩通宵倍速刷完幾百集的動漫是常態，有時候還是長輩帶著我一起通宵。

專注期間的我像被釘在椅子上一樣，對外界發生的一切都自動屏蔽，這包括吃飯、睡覺、上廁所、站起身、聽別人說話。我嘗試過讀小說讀到一半逼自己停下去睡覺，后果就在床上睜眼到天亮。

我以為這是我的態度問題，抑或自制力太差，但我又非常在乎我的成績，每次都要拖到考試前一晚，我才能靠著對排名下滑的恐懼，“靜下心”進入高度專注的學習狀態。

我的成績波動很大，但沒到引起家人注意的程度——我弟弟的成績下滑得比我厲害，不幸成為重點關注對象。

有幾次我拿著成績單走回寢室就開始哭，室友說：“這有什么好哭的，你看某某都考倒數的，他心態多好啊。”

聽到這些“安慰”的話語，我反而更難過了，因為我意識到我不止拖延癥沒救，似乎還是“玻璃心”。

我的身體也出現了一些焦慮相關的軀體化癥狀，我經常因為胃痛請假，每個學習階段的最后，我的月經都消失大半年。

而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覺得這是我害怕學校或焦慮的表現。

隨著時間流逝，我學會了逃避失敗：我回避一切競技性、有倒計時或公開排名的活動，回避沒信心的學校申請，以此掩蓋自己的“懶惰”和“脆弱”。

2009年，我出國讀本科，課業反而沒有那么重，還可以選下午，甚至晚上的課。我依舊習慣在考前通宵啃完課本，在DDL前通宵趕論文。生活習慣一塌糊涂，冰箱里堆滿了能量飲料。有時室友在客廳碰到我，都會開玩笑說：“你今天起得很早啊，天還沒黑。”

從記事起，和他人的互動就在提醒我：我欠缺社交能力。

我曾對長輩教的社交禮儀產生很多困惑：為什么見到不熟的長輩要打招呼？為什么要嘴巴“甜”一點？為什么要壓抑糾錯和求證的沖動？為什么要發信息說“我想你”？

就像為什么要吃綠色蔬菜那樣，我必須要問清楚原因。因為這個，我被長輩說了很多次“固執”和“情商低”，被同學說過“孤僻”，被以前的伴侶說過“冷漠”。

我花了很長時間，接收到很多負面反饋后才搞懂：不打招呼會被別人理解為不禮貌，“嘴甜”可以為別人提供情緒價值，“糾錯”可能會被別人視為人身攻擊，溝通不光是為了交換信息，也是為了維持關系……然后又花了很長時間去理解“別人”為什么會這么想。

因為總是不理解，所以我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愈發感到好奇。有時候我聽隔壁桌聊天會聽入迷，有時我在社交媒體上看評論區吵架會看一個小時。

等到工作階段，光有高GPA已經不夠了，我需要面對新的社會期待，處理更復雜的人際互動。

我最先意識到的，是自己不擅長面試。

大四時，我參加了一次學校組織的模擬面試。我自認為做了很充足的準備，結果不到兩分鐘我就被結束面試，并被打了一個“C”。我腦子一片空白，拿“A”的同學和我分享經驗：“要叫出對方的名字，建立一個讓她感到親切的初印象，握手……”

那時我才明白，對于我來說，辨認面孔，識別對方的身份等別人自然而然就會的東西，是需要刻意訓練才能學會的。

之后幾個月，我不斷從網上的視頻和群面中觀察人們的神態舉止，在家里對著鏡子自己練習，比如強迫自己講話時盯著對方的眼睛，讓自己的臉上洋溢著笑容，用積極的語氣推銷自己，等等。

這份精進的模板，終于讓我通過了一場重要的實習招聘，也幫我通過了此后國內外的很多次面試。我常常想：我能在幾十分鐘的面試里偽裝成我那個拿“A”的同學，可真實的我，是否仍然只值一個“C”？

有時別人隨口問一件事，我卻過度細致地把相關細節都描述一遍，說完發現把天聊死了，而我因為自顧自說話而錯過了對方臉上的情緒線索。

因此，我更喜歡書面溝通，那樣我就能花很長時間打磨出“禮貌”的郵件，避免口頭溝通帶來的焦慮和內耗。同事說我有時太客氣，像個“人機”，讓我放松一點，為此我又努力讓自己“松弛”。

那段時間，我按時完成所有交給我的工作任務，上級和同事看上去都滿意，但我卻越來越疲憊。

糟糕的社會化經歷讓我思考改變自己的職業道路，于是我轉向人類學并取得博士學位，一方面是因為我深刻體會到自己不適合社交性強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太想搞明白那些我一直不懂的事。

大學不是象牙塔，但對我來說，這里允許我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這已經是一種奢侈。

做博士后的這些年，我的“社交模板庫”和“閑聊問題清單”持續擴充，但每當遇到無法靠模板應對的場合，我依然是個“絕望的i人”。

我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整晚無限流小說，但換成一群不太熟的人，我就不知道該怎么讓對話持續。大多數聚會，我只是在一旁聽別人閑聊，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加入，也不確定什么時候該離開。我臉上總掛著尷尬的笑，等待好心人過來問我問題，或者說“可以走了”。

我也記得某次學術會議上，我負責主持，結果喊錯了演講者名字——他在前一晚吃飯時和我互相介紹過。那并不是我第一次犯臉盲。

我以為這些困擾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失，但它們頑固地根植于我的生活中。

去年夏天，我結束博士后項目。上級、同事、朋友們鼓勵我申請教職，而我告訴他們我要離開學界。

那時的我發表了幾篇期刊論文，出了一本學術專著，怎么看都不像一個準備“逃離”學界的人。

我聽到很多人說：那太可惜了。但我不覺得可惜。

我知道我只是幸運地得到了教育機會，那些所謂的“成就”和我的個人努力沒什么關系，而更像長期焦慮和自我否定的副產品。

就像我不好意思讓總夸我的上級知道，我半夜回郵件是因為我晝夜顛倒。

我也不好意思讓上級知道，其實我每次去學術會議、做完演講、教完課回家，都會反復思考有沒有冒犯誰？是不是哪里讓人誤解了？

我的書稿也是，明明有大半年期限，我拖到DDL前的一個月才打開文檔，然后沒有出過家門，每天坐在電腦前十幾個小時，到最后一刻頭暈眼花地提交。

當時的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努力假扮“好學生”但力不從心，再繼續下去就會徹底暴露真面目。

于是，在2024年，我回國了。回國的日子，我一邊寫網文，一邊做遠程研究工作，大部分時間可以睡到自然醒，但這段“自由”的生活并未如預期那樣讓我放松。相反，我的生活因此變得一團糟。

熬夜習慣徹底把我的生物鐘打亂：有時候我從凌晨睡到中午不起床，有時候我天亮了還睜著眼刷手機，下午3點就瞌睡連連。到后來，我會在入睡2小時后就醒來，腦袋像被塞入一個永不停歇的轉盤，對未來迷茫、困惑。

于是，今年年初，我第一次走進醫院精神科。

我在預約時間抵達，做了幾份問卷后等了兩個小時，中午時分才走進診室。

我用極快的語速壓縮我的健康情況和擔憂，試圖減少醫生的加班時間。

醫生很快把我的情緒和身體狀況串聯起來：睡眠障礙、長期胃病、過敏性鼻炎、多囊卵巢、數次驚恐發作、結節、纖維瘤……

不到30分鐘，我拿到了病歷和處方單，上面寫著：“精神焦慮和軀體焦慮”。

根據醫囑吃藥和鍛煉之余，我開始查閱相關文獻，試圖改善焦慮。

就在我接受自己大概是個精神病的時候，一切出現了轉折。轉折點是一位學界同事。他得知我家族中有“多動癥”親屬，請我幫他看他的研究基金申請書。

在讀那份申請的過程中，我第一次系統性了解“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這個概念。

神經多樣性包含多種神經發育差異，比如孤獨癥譜系（ASD）、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妥瑞氏癥（Tourettes syndrome）、閱讀障礙（dyslexia）等。它不是后天突然出現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種從小就存在的神經結構與認知方式，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通過合理地調整和支持系統而減少其帶來的困擾。

全球范圍內，約有1%～2%的人口被認為符合ASD的診斷標準，ADHD則影響著約5%～8%的人群——在兒童中的比例可能更高。若將其他類型的神經多樣性也計算在內，這一群體可占總人口的15%～20%，但他們及其所面臨的困境，卻仍有許多未被充分識別或看見。

最常被“漏掉”的，是那些智力正常的“高功能”女性（傳統的診斷工具和標準主要基于對“白人中產”男童的觀察和研究。在兒童期，男孩被診斷出ASD的比例通常是女孩的3到4倍，而被診斷為ADHD的男孩數量也是女孩的2到3倍）。她們的特質通常不如男性那樣“典型”：ADHD女孩往往更多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多動沖動；ASD女性的興趣看起來也更“主流”，社交意愿更強。她們中的很多人直到30歲甚至更晚才被確診，往往是在自己的孩子或其他親人先被確診之后，才開始回頭審視自己的人生經驗，并主動尋求答案。

我回憶起過去幾年陸陸續續受到的“科普”，幾位好友曾告訴我，她們在成年后才確診ADHD或閱讀障礙。

去年我認識了一位20多歲的朋友，在某次聊天時，她曾隨口提起我們也許都是“高功能ASD（孤獨癥）”。在那之前，我的腦袋里從沒出現過一丁點關于ASD的線索。

那時的我開玩笑地說：“哇，高功能是高智商的意思嗎？那我肯定不是。”

她解釋道：“高功能是指智力正常，IQ在70以上，日常生活中需要的社會支持相對較少。”

于是我打開手機開始翻聊天記錄，找出一年前朋友發給我的網站，把上面的自測量表做了一遍。

量表結果顯示我很有可能是神經多樣性人士。

我想到我家族中那些明顯“不一樣”“不對勁”的親人和神經多樣性的高度遺傳性。帶著我一起熬夜的長輩和從來沒有上過班的父親，都讓我意識到這里面或許有基因的作用。

于是我一頭扎進神經多樣性文獻和訪談視頻中，并開始搜索能做成人ASD診斷的醫生名單——后來我才知道，這種“高強度的信息獲取與求證沖動”也是ADHD/ASD常見特質之一。

為了尋找答案，我見了三位醫生。

國內能確診成人ASD/ADHD的醫生很少，光是搶號就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和交通成本。

見每一位醫生前，我都得搜她們的論文，確保她們有神經多樣性領域的背景；我也在某公眾號搜過醫生評價，推測她們對“高學歷成年人”尋求確診的態度，試圖把不可控因素降到最低。

我首先約到一位香港的臨床心理學家做初步篩查。她指出我可能同時是高掩飾型ASD+混合型ADHD。我沒有在香港做后續的正式診斷，因為私立的價格超出負擔范圍，也不方便開藥。

從香港回來，我在各個醫院的小程序上嘗試掛號。

這期間，我因為急躁而跑去見了一家私立機構持證的醫生。對方要我放慢語速，干脆地下了結論：“你都這么大年齡了，確診ASD沒有意義，但是ADHD的藥能讓你正常工作。” 她這么說，是因為ASD的核心癥狀目前尚無針對性藥物，但ADHD有。

又過了一個多月，我掛到浙江某醫院工作日的“學習困難”門診，那是我定鬧鐘搶了幾周后唯一能搶到的號。和我一起在診室外等待的“患者”里很多都和我一樣，是成年后從其他省市獨自過來就診的。

做過各種量表和認知測試，發育史和家族史詢問，血檢和腦影像圖后，我獲得了ASD和ADHD的正式診斷。

近年來，ASD與ADHD共存的這種情況被稱為“AuDHD”。

確診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ASD/ADHD的診斷，遠比我預想的復雜。

雖然存在臨床指南，但對這些神經發育差異的診斷并無固定統一的流程。沒有任何一項生理檢查能直接判定ASD或ADHD，最終的診斷依賴醫生的觀察和綜合判斷。

而且，從“神經典型”（通常意義上的“正常”）到“神經多樣”這一廣闊的光譜上，兩者間的界限也并非靜止不變，而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持續變化。

直到2013年，ASD和ADHD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才被允許可以共同診斷。

這意味著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去醫院，大概率只會收到“阿斯伯格綜合癥”或“ADHD”的診斷，甚至被當作單純的焦慮癥去開藥治療。

神經發育差異是伴隨終生的，這意味著一個人的ASD/ADHD特質從小就會顯現。回顧自己的成長，我看到了那些特質，也看到了它們是如何被掩飾的。

我意識到睡眠障礙和焦慮似乎是我的“出廠設置”，這似乎是由于神經發展差異而引發的長期壓力下的自然反應。

在網上，常有人用“智商代償”來解釋許多“高功能”個體為何沒有早早被發現，仿佛神經多樣性導致的困難可以靠智商輕松彌補。但實際上，背后更深的機制是一種名為“偽裝”或“掩飾”的行為策略：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學習、模仿旁人的行為舉止和社交方式，讓自己看起來“正常”。

女孩往往更擅長掩飾。她們知道，真實的自己可能不被大眾接受，于是在日復一日中反復模仿和修正，目的是適應社會對她們的期待。

由于癥狀不如男性“典型”，加上從小努力掩飾，很多ASD/ADHD女孩可能比同齡人顯得更“懂事”。與此同時，她們也更容易出現睡眠障礙和焦慮情緒——因為對她們來說，維持“正常表現”，靠的從來不是聰明，而是時刻的警覺與持續的自我調整。

在香港的醫生告訴我，和我一樣的存在高度掩飾行為ASD女性其實很多，我們長期在社交場合中壓抑自己的自然反應，模仿主流行為，以融入環境。聽她解釋完，我才意識到，原來很多人不需要提前演練，他們能自然而然地回應寒暄，也能及時感知到自己和對方的情緒變化。

而在第一次服用針對ADHD的藥“專注達”（鹽酸哌甲酯緩釋片）那天，我的腦袋里出現什么想法就自然而然執行，沒有任何猶豫和拖延。服藥后，我像很多成年后才確診的ADHD那樣，既感到解脫，也不免心酸——原來沒有啟動困難、能控制專注力的生活是這樣的。

給我正式確診ASD和ADHD的醫生問我是不是刻意訓練過眼神接觸，我說是的，但就像她后來指出的那樣，我很難在交談中一直看著對方的眼睛。

我說我好像“裝”累了，不知道自己在裝誰。

醫生說：“你不用一直戴面具（masking）呀，在重要場合裝一下就好。”

確診后，我最先告訴的人是在英國的朋友K。她秒回：“Welcome to the Party!”并附上一串小煙花表情。

K也是從小成績優異的孩子，但是在讀碩士期間，她感到越來越吃力。然而她導師認為這個亞裔女學生無法按時完成任務只是因為懶，甚至對她說，一個讀到碩士的人是不可能有閱讀障礙的。K的導師還抱怨道：“什么閱讀障礙和焦慮癥啊，都是這些學生的借口，他們就是想晚幾天交論文。”

后來，K終于等到教育心理學評估，專家發現她在紫色覆膜紙上的閱讀速度比普通黑白紙快23%，她多年的困擾得到了解答。

24歲的她配了人生第一副針對閱讀障礙者的特殊色（Irlen）鏡片。

K感慨道：“換上那副眼鏡后，我終于覺得我的生活正常了！”

因為遲來的確診和冗長的投訴流程，K拖了幾年還沒拿到碩士學位證。她去了一家致力于為神經多樣性人士營造無障礙環境的企業工作。

我還有一位在丹麥的同事Y，他的小女兒給我的印象是活潑健談，喜歡可愛的貼紙和K-pop。后來Y提到小女兒的學校可以給她延長交卷時間，我才知道她被確診為ADHD。

Y的大女兒則是在青春期因為挑食而被診斷為進食障礙，還是因為他的堂妹有教育神經學背景，主動提供建議和幫助，才讓原本需等三年的ASD評估提前完成。

她們和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

還有很多的ASD/ADHD女性沒被看見，她們可能被貼上“玻璃心”“冷漠”“不合群”“急躁”“孤僻”等負面標簽，在性格缺陷和情緒問題的懷疑中長期掙扎，卻從未獲得合理的解釋和支持。誤診和漏診還會導致一系列不準確和不必要的診斷，如雙相情感障礙、邊緣型人格障礙、精神分裂；長期缺乏理解和支持，還可能真正催生或加劇心理健康問題。

確診后， 我發過一條和AuDHD相關的分組朋友圈。之后兩天里，有五個女性朋友私聊我，詢問ASD/ADHD的自測量表和診斷資源。

一個朋友告訴我她早前就被診斷為ADHD和焦慮障礙，但她和她周圍的人從未想過ASD的可能性。她開始在空閑時間了解AuDHD，并考慮確診。

也有朋友表示，想等生活穩定下來后再考慮確診——即使她們已經意識到癥結所在，但她們擔心ASD/ADHD診斷會影響之后找工作或買保險。

還有個朋友給我發了一串擁抱表情，說：“我的感覺就是你很社會化了，但你要表現出來讓我們大部分人舒服，你費了很大的力氣，就很內耗。”

在全球范圍內，ASD等神經多樣性的確診依然是件奢侈的事，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一個在丹麥的朋友跟我說她快要放棄確診了。她查過離家最近有資格診斷ASD的公立醫療機構，最快也要兩年才能確診。私立機構則不用等那么久，評估費用為一到三萬元人民幣。

另一個在英國的朋友說，她所在地區做成人ADHD篩查的等待時間是四年。她苦笑著說：“別說ADHD開藥什么的，我連免費的心理咨詢都薅不到。”

即使獲得確診，理解和支持并不總隨之而來。

在公立醫院確診的那天，我看到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女生和她家長坐在診室外，家長大聲數落她、說她肯定是裝病，就是找借口偷懶不學習。女生沒有反駁，一直在默默擦眼淚。

我想，這樣的對話她應該已經經歷很多次了。

我的長輩也不接受、更不明白我為什么主動給自己“找病”。

無論我如何引述最新的研究，如何用直白的語言介紹ADHD和ASD目前的診斷和應對方案，“心理疾病”和“神經多樣性”這兩個詞在長輩的眼里沒有區別，他們說：“你沒病！不要吃藥，好好地把腦子吃壞了。”

朋友開玩笑說：“一只ND（neurodivergent，指神經多樣性人士）確診，說明家里還有一窩沒確診。”

正因為這種高度遺傳性，家庭中的成員可能對此類特質習以為常。

長輩不認為我挑食，因為他們同樣只吃自己偏愛的幾樣食物，也很容易過敏和犯胃病。

長輩不覺得我們放假回家就熬夜上網有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也從沒有過規律作息。

我小時候表情很少，他們認為這是我“表達含蓄”。哪怕我小學的班主任曾和他們說過我“太內向”，懷疑我“抑郁”，他們也覺得我只是太愛看書了。

唯一讓他們頭疼過的是我有段時間怕水，死活不愿意洗澡，長輩覺得這是因為我“缺乏安全感”。

每當我想繼續對話，就聽到他們說：“都這么大歲數了，確診還有什么意義？”這讓我想起一本叫作《面具下的她》的書：“女孩沒有被看見，因為沒有人費力去找過，但是，女孩自己得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我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我相信是有的。這份意義不僅僅是指開處方藥之類的實際用途，或是延期交卷的之類的系統性支持，確診也可以是理解自己的鑰匙。

我明白對一些人和他們所在的家庭來說，被診斷為ASD/ADHD可能會引發混亂、羞愧，甚至絕望；但對我和與我類似的人來說，確診能解開長久以來的困擾，從而減輕因不理解自身行為模式而帶來的焦慮和自我厭惡。

獲得確診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還要根據個人情況決定是否進行相應的藥物干預或尋找心理治療。

治療ADHD的藥“專注達”在很多地方都經常缺貨，我和很多確診的ADHD那樣，“開了這頓沒下頓”，后來換了一個比較“好開”也更便宜的藥。

在搜集和嘗試各種應對策略的同時，我加入了幾個社群。

兩周前，我參加了一場線上分享會，其中一位年輕的ASD女性讓我印象深刻。她畢業于一所知名大學，成績優異，同時也遭遇過校園霸凌。她負責產品銷售——這對許多ASD個體而言是極具挑戰的職業。

說到自己如何戴著社交面具，推銷自己并不認同的產品時，她的聲音顫抖，不停說“對不起”。

評論區里不斷有人回復她：“你不需要道歉。” “你真的很厲害！”“非常謝謝你的分享！”有人表達了相似的經歷與情緒，告訴她：“我看見你了，你不孤單。”

一些更年長的人為她出謀劃策，討論如何把興趣發展成副業，脫離讓她喘不過氣的工作。

這場持續三個小時的線上分享，從個人的經驗訴說，慢慢延展成一個彼此支援的空間。

對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一紙遲來的診斷并不是打擊，而是一份說明書——它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規劃人生地圖，也重新選擇是否要戴上、戴多久、戴什么樣的面具去面對世界。

編輯 | 三三 實習 | 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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