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文體豈能有等級？

文體豈能有等級？

金 新

華師大長江學者劉陽編寫的大學文科教材里收錄了很多雜文案例，有鄢烈山的，有吳非的，有趙健雄的……老夫也有幸被選中多篇進行學理性分析。出過雜文集《推敲人文》的劉教授深知雜文在辯證思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想到一件有關雜文的往事。

《南京日報》曾有消息：《鐘山》雜志社發起了新生代作家小說創作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南京新生代作家吳晨駿公開宣稱，“我的小說代表當前最高水平”，“魯迅的小說絕對比不上郁達夫，他的雜文誰都可以寫”。

不論吳先生其人的小說是否代表了當今最高水平，名不見經傳，沒有拜讀，遑論是非；亦不評迅翁與達夫先生之小說孰優孰劣，此文壇自有公論，不必贅言。欲渾點迷津的倒是有關文體的等級問題。聽話聽音，鑼鼓聽聲，從吳先生所說的“雜文誰都可以寫”來看，似為一種寄人籬下的劣等文體，順手牽羊，乃下里巴人之技耳，哪里像小說，陽春白雪之道也。

查一查《中國文學史》，平心而言，吳先生的話確有一定的道理，文體自古有等級，只不過顯而易見者恰恰是其溺愛之小說罷了。“小說”一詞始見于《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儀遠矣。“指的是一些卑瑣無價值的言談，還不成文體。嗣后見于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這才有了文體的概念，盡管不登大雅直堂。其魏晉南北朝時期發跡，有了志怪小說于軼事小說，而唐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吳先生鄙薄的、小說上不了臺階的魯迅先生對小說倒頗有研究，著有《中國小說史略》，認為：“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神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對于小說，歷代正統文人往往不屑一顧，漢人班固縱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下”，就像吳先生堂而皇之唾棄雜文一般。可當時參加名為傳奇的小說創作的人，卻有不少名家。李肇說：“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這說明，吳先生引以為豪的文體，直到唐代才日臻改變人們的傳統思維定勢，正式形成了規模與特點，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走向社會。適得其反的是，被吳先生搶白的雜文，則“春風得意馬蹄疾”，先秦歷史散文與哲學散文里獨占鰲頭，經久不衰，與詩于某種意義上秋色平分，各各江山半壁風騷領。

每一種文體的發展，離不開其他文體的影響。唐傳奇之所以能攜小說步入文學殿堂，蓋因受詩和散文等的熏陶，形成了以詩歌與散文結秦晉之好、抒情與敘事綴同心并蒂的獨特風格。看一看白居易的《長恨歌》、陳鴻的《長恨歌傳》，元稹的《鶯鶯傳》與《李娃行傳》之類，便見一斑。在小說早已走出古之困境，眼下再造現代輝煌之際，吳先生石破驚天之高論未免讓人想起《山貓與老虎》的故事，置小說于不仁不義之地哉！

其實，文體的等級是由演變過程而造就的暫時性距離，一旦形成，豈有優劣之分？關鍵是看掌握在何人手里，優則優，劣則劣，楚河漢界生焉。試將劉禹錫之百字雜文《陋室銘》較之吳先生之洋洋萬言小說，公論向誰？愚大膽妄想，除卻字數懸殊，占絕對優勢外，其小說不要說千年之后，恐數載面世也即不復存在！

孔子之斷語“不知詩無以言”，有夸大詩之嫌，唯因其為圣人；吳先生之斷語，也有夸大小說之疑，則何許人也？記得當時嘗擬《詩經·小雅·巧言》句羞辱這廝：“巧言如‘狂’，言之厚也。”盡管迅翁有語：“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斗。”

據有關資料顯示， 吳晨駿1989年畢業于東南大學動力系，一個理工男能著有小說集《明朝書生》（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妹妹》（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柔軟的心》（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詩集《棉花小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長篇小說《筋疲力盡》（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版），平心而論，比北大中文系才子陸步軒賣肉的“改行”強多了，但吳氏的“自大”的近乎狂妄的舉動除了證明中國語文界的恥辱，其實并不能證明其他什么！

吳先生因1999年海天出版社的《《明朝書生》紅火了一陣，沒幾年好像就“泯然眾人也”，2004年之后好像就動靜不大亦或沒了。他1966年出生，而今亦奔六也，不復“新生代”，隨著年齡的增長，不知狂妄氣焰是否消退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