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街頭，消失的熊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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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川在博物館島附近散步。

七月的一天，柏林街頭，我和快三歲的兒子阿川散步。我們在博物館島的橋上遇見了一只憨態可掬的“大熊”——一個身穿毛絨卡通熊服裝的街頭表演者。孩子們圍著他擊掌擁抱，行人們紛紛舉起手機拍照，阿川在一旁看了許久，躍躍欲試。那一刻，空氣輕盈，像意外飄來的一個童話泡泡。

還沒等阿川撲上去抱大熊，三個警察板著臉走近了，他們要求“大熊”脫下服裝，接受檢查。“大熊”緩慢卸下毛絨外皮，露出一個其貌不揚、略顯疲憊的中年男子，像是某家土耳其烤肉店的店員。他沒有爭辯，只是垂頭，點上了一根煙，身旁是正在全程執法錄影的警察。剛剛和熊合影的人遠遠看著，低聲議論。

我在第一時間拉著阿川離開，他卻一直往回看，一臉困惑，甚至有些不安地問我：“熊怎么沒有了呢？熊去哪里了呢？”阿川是個非常敏感的孩子，他雖然無法理解發生了什么，卻能敏銳地感知到人群的情緒轉折——無聲的壓抑與落寞。

我一時沒有答案，心頭涌起一種說不出的痛。

回家的路上，我不斷回味這一幕，試圖拆解那種說不清的痛感。

撰文 |王心遠

編輯 | 晨仔

阿川親眼見證了“幻境”與“現實”的撕裂，人生第一次，童話的帷幕在他面前被猛然拉開。

于我而言，那一幕更像是一則街頭寓言，它濃縮了幻想、規訓、人性、權力、羞恥與凝視。

當那個男人披著熊皮，他是“吉祥物”，吸引目光、制造歡笑，他贏得了孩子們的喜愛，也似乎贏得了社會的短暫接納。而當那層熊皮被強行褪去，他，一個社會邊緣的中年男人，便失去了舞臺的庇護，顯得多余、突兀、需要被管理。

這個社會似乎更愿意愛一個“非人”，因為它純粹、無爭議、不具威脅。而當真實之人浮現，連同其階級、疲態與無力，也一并遭到排斥。他只能借用“非人”的面具，短暫觸碰一絲被接受的幻覺。

● 柏林街景。

我本能地產生了不滿，心想，德國警察為何“這么閑”，非要驅趕一個無害的街頭表演者？那場童話被粗暴打斷，不僅是一次執法，更像是一場制度對邊緣者的公開羞辱：現代權力不再以絞刑維系秩序，而以攝像機與“規范化錄像”建構邊界。三個德國警察圍著一只“大熊”脫裝、拍攝、記錄，這一幕本身構成了一種“秩序恢復”的視覺儀式，是權力對不合規存在的象征性剪除。

孩子與游客們都被無聲卷入，成為了這場“羞辱劇”的觀眾。

然而，再走幾步，我便開始警惕自己的同情：是否因為他曾是一只“熊”，我便更容易為他抱不平？若他不是扮演熊，而只是一個在街邊大聲兜售紀念品的無照商販，我是否還會同樣難過？明明在警察眼中，兩者的“違法性質”幾乎無異，我的反應卻可能不同。

● 柏林街景。

為什么在我的潛意識里，“扮熊被清場”比“兜售紀念品被清場”更令人唏噓？

或許因為他所從事的，是一種“奉獻式”的表演勞動。他穿上沉重的道具服，在炎熱的夏日中扮演一只熊，他沒有兜售商品，沒有乞討或干擾路人，而是通過高表演勞動密度、低沖突的方式為公眾制造愉悅。他的勞動雖非正式不合規，卻帶有強烈的社會順應性。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種試圖被接納的努力。

法律上，“扮熊”與“兜售紀念品”或許同屬違規，但社會倫理上，它們并不等價。

我并非否定執法，警察維護秩序是職責所在。但在一個飛車黨搶奪手機卻難以追責的城市里，調動三位警察去驅趕一名街頭表演者，是否反映了一種“對弱者的高效執法”？

我看到的，是一個努力討好世界的人，被現實按住了頭。

● 柏林街景。

可就在我為自己的態度合理化時，另一個更冷靜的聲音冒了出來。

作為人類學者，我長期接觸各類人群，包括城市邊緣的打拼者。我知道，“底層”并不等于純凈或高尚。同階層間的爭斗往往更為激烈，街頭藝人也會權衡“什么樣的表演最容易打動人”，并在其中不斷試錯、調整。

不是所有努力都是“為了被愛”，有些是為了“最大化生存籌碼”。這個男人選擇扮演大熊，更可能是因為他發現扮演大熊更能激起拍照欲望、被大眾接受、更低成本且高效變現——是比兜售紀念品更優的“街頭盈利模型”。

● 柏林街頭的人群。

十年前，我曾去一個外來務工者家拜訪。家中的父親見我來了，急忙收拾屋子，他的兒子在一旁淡淡地說：“別收拾，這些知識分子要看的就是底層人家臟亂的樣子。”

我至今記得這句話，它讓我深刻意識到“同情”是有角度的，也是有“觀賞性”的。而社會底層也在“觀察被觀察的方式”，并策略性地選擇配合、無視或抵抗。

多年的田野調查經驗讓我深知同情也是會被操弄的，底層或是弱者也不是浪漫的代名詞，人也不必非得在弱小苦難中才值得被理解。而這，似乎是許多“文藝式同情”的盲點。

我珍視一切為社會邊緣人和弱者發聲的努力，因為他們確實太需要被看見。

● 柏林街頭掛滿各種標語的建筑。

但我也看到一種“代理性道德表演”正在浮現——一位中國白領曾在社交媒體上轉發為外賣騎手發聲的文章，批評平臺壓榨、算法控制。但幾個月后，她因預約上門的手機維修師晚到一個半個小時，而毫不猶豫地提交了投訴。

她沒有意識到，那位上門服務的維修師和她聲援的外賣騎手一樣，都是被算法驅動的勞動力。她同情外賣騎手，是因為他們出現在媒體敘事中、以可憐又努力的形象存在；而現實中那個遲到的維修師，卻真實擾亂了她的生活，而她也毫不猶豫地成為了給算法負反饋的人，推動算法懲罰勞工的人。她只需要同情來映射自己的善良，但不愿承擔同情的代價。

同樣的，一名英國大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曬出自己參加難民游行的照片，配文“為正義站出來”。但當他自己居住的社區有了一個難民安置點后，他私下開始抱怨街區變得臟亂差，出門他得繞道而行才能避開有可能會向他伸手要錢的難民小孩。他并不關心這些人真實的處境與復雜性，只想在可控的語境中展示自己的“善”。

● 柏林街頭的政治游行。

當他高喊“庇護每一個生命”時，心中卻早已選好了“值得被庇護”的類型：干凈、體面、不難纏。他以為自己在反抗壓迫，其實只是在定義了“完美弱者”。

這些姿態，并非真正關切“人”的處境，而是將弱者作為映射自身善意的工具。這是新的“象征性殖民”：我來定義你的苦難，決定你何時被看見。

真正的共情，不是憐憫的姿態和振聾發聵的口號，而是尊重每個人作為一個人的復雜性：有局限、有算盤、有脆弱也有力量的真實之人。

● 柏林街頭掛滿標語的建筑（氣候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父權等）。

在“覺醒文化”（woke）日益成為西方公共表達底色的語境中，一個學者若質疑“弱者浪漫化”、警惕“正義姿態”，會極易被貼上冷漠、精英、右傾等標簽。在某些語境下，“擁抱正義”本身成為了新的意識形態。它要求你用一種特定的語言、特定的情緒強度、特定的表態姿態來談論不公，否則就“站錯了邊”。

但我無法接受一種公共倫理，它用“正確”的詞匯掩蓋和取消了人的復雜性。

人類學從不替誰說話，而是試圖聽清每一個人：在特定處境中如何思考、算計、妥協、掙扎與求生。

人類學的力量，不在標語里，而在實踐中：在不急于判斷、不剝奪復雜性的寫作立場中，在愿意承認人的不完美、混雜與真實中。

● 柏林熊。

所以，最后，那只熊去哪了？

我或許會這么回答阿川：

“你記得那只大熊，對吧？它現在就住在你腦子里了，你想一想它，它就會出來陪你。那個扮成熊的叔叔，其實是在做工作，就像別的叔叔賣菜、開車一樣。可能他有個小寶寶，他這么工作是想掙錢養家。但社會上有些規則，大家需要商量好在哪里能工作、怎么做才合適，不然街上就會很亂。警察叔叔是來告訴他，這個地方可能不太適合這樣工作了。”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不想妖魔化權力，孩子需要一種對社會規則的基本信任，不必靠敵意建立“正義感”。我把熊叔叔視為一個努力謀生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社會邊緣人。

● 2019年德國財政部開放日，海關警察和小丑給孩子們普法。

那一刻的街頭幻象，被警察打斷，被孩子記住，被我反復回想。它讓我再次確認：我想堅持的，從來不是某種“正確”的聲音，而是這樣的姿態——無論一個人穿著熊的皮套，還是脫下它，我們都愿意看見他，作為一個完整而復雜的人。

本文作者：王心遠，人類學博士，UCL（倫敦大學學院）數字人類學中心研究員。著有民族志專著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社交媒體在工業化中國》；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 (《中國城市，智能手機與老去》)。一席演講《線上的居所》。

本文配圖均來源于作者，版權屬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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