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大和尚的跟帖段子，讀《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

最近少林寺大和尚的事情可以說是鬧得沸沸揚揚，不禁讓人想起十年前關于他的新聞下的跟帖打油詩。

（因為內容過于不堪入目，此處省略一千字）

隨著大和尚的落寞，其實跟帖段子這種很流行的網絡交流方式也是式微。原因是多樣的，一個是對內容審核的變化，另一個是用戶早已志不在此，所以跟帖段子文化大概率要退出歷史舞臺。當然，好在當年的段子手沒有因為編段子被請去喝茶，18世紀的段子手可就沒那么幸運了。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本那個時代的“段子手”的《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

其實三千年前，在《詩經》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們就開始使用詩歌來針砭時弊，李永明在《淺析〈詩經〉中的政治諷刺詩》中就提到《詩經》中揭露統治者的種種丑行，把統治者見不得人的骯臟勾當，公開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代表作有《新臺》《相鼠》《株林》《南山》《載驅》《墻有茨》等。

相應的，西方社會中的一樣喜歡這種詩歌諷刺社會的模式，而且他們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群體——吟游詩人，相信不少人都聽說過的。在18世紀，他們更有一個新的名字——“公眾先生”（Monsieur le Public），社會的混血兒來自街頭、源于情感，既不理性也不抽象。其實這么看，跟現在的網絡段子手真的沒有什么區別。

故事發生在1749年7月，索邦大學醫學院學生弗朗索瓦?博尼斯坐上了巴黎警察的馬車，本以為是去面見元帥，不想卻消失在巴士底獄深處，罪名是“散播惡意誹謗國王的詩歌”。在這場史稱“十四人事件”的風波中，半個月內有14位平民如博尼斯一般被誘騙逮捕，接受秘密審訊：從哪里聽來的詩歌，是什么內容，用什么方式告訴了誰。

《詩歌與警察》正是從這一微觀事件出發，對18世紀中期巴黎信息傳播與公共輿論的研究。作者著名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通過對收繳殘片、回憶錄、書信、歌詞集等口傳詩歌載體的追蹤，達恩頓拼出了巴黎信息交流網絡的地圖；通過歌詞版本與曲調的巧妙對應，他聽到了18世紀法國民眾與日俱增的嘲諷和不滿。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雖然是中文譯本，但是部分詩歌保留了原文，讓懂法語的讀者可以更好理解。

網絡段子尚且會被不斷“優化”，更不用說在口口相傳的年代，詩歌的口頭傳播同樣不斷產生新的版本。這些變動有些是無意的，而有些是故意的，后者其實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甚至帶有故意“誤導”的成分，這也一如今天的“正評導向員”的工作一樣。

同時，那些諷刺的詩歌成為18世界的集體記憶，大和尚的跟帖段子也已經成為部分老互聯網人的集體記憶。18世紀中葉的巴黎人也許還不知道“公共輿論”為何物，但民意通過詩歌的傳播沸騰升溫。當年的譏諷與不滿化身詩歌盤旋于街巷，被朗誦、改編、傳唱；在今天，段子可能只是打趣，也不用擔心牢獄之災，可是一樣是一個“公共輿論”的反饋。

啊！是他，啊！是他，
他什么也不關心。

這個是當年諷刺“懶王”路易十五的，也一樣可以用來諷刺今天的素位尸餐者，或者三百年后，研究者也會來研究我們現在的網絡段子，考究大和尚的事情出一本書呢。《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的有趣之處在于它既是一本歷史考究之書，又是一本帶著偵探故事性的書，可謂兼備學術和有趣于一身，我們也可以當作段子一讀。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