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餿主意，一個接著一個

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姚洋批評北京的馬路太寬、城市太大不人性，北方文化的“非理性”，自稱有“一代人的南方崇拜”。他這番“貶京揚滬”的言論引發了爭議。

愚見，對姚師的“南方崇拜”大可不必當真，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他的經濟政策主張。

01

“魔都”和“帝都”之間的比較由來已久，民國時就有所謂的“海派”和“京派”之爭，是很多名宿大師都參與過的名場面。但是，最后的贏家既不是海派，也不是京派，而是魯迅。他是兩派都不喜歡，兩邊都罵。魯迅這輩子，好像都沒喜歡過什么地方。他成了欽定旗手后，自然以他為準。所以，民國時的爭論也成了時過境遷的老黃歷，連參考價值也沒有。

今天的“魔都”早已沒有十里洋場，連虹橋的“老外街”都是門可羅雀的蕭瑟景象。民國的“帝都”并不是首都，并沒有姚洋討厭的“馬路太寬”，而是老舍和梁實秋筆下的市井百態。

非要說京滬之別、南北差異，或許十幾二十年前還有一些，現在還有嗎？華北下大雨、西南造水利；天水的顏料、杭州的自來水……妥妥全國一盤棋。就是“馬路太寬”，也是一樣的。姚師高就的滴水湖，馬路并不窄。

這就叫“區域均衡發展”，是就高還是就低另議，但肯定均衡肯定是均衡。莫說是江南，就是嶺南也不是“法外之地”。東莞酒吧請個駐唱，還要政府開恩“應批盡批”。以姚師之尊，現在還談什么地域差異甚為不妥。政治不正確，實際也不存在。

姚師的“南方崇拜”，刻板印象罷了。率土之濱，哪里不是“大老爺們兒”文化？以姑蘇之旖旎，卻也不乏手刃婦孺的“血性”。至于“理性決策”，舉國上下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年365天能贏500次，哪有“非理性決策”？

何況姚師本人作為政策研究的頂尖專家，不正是北方“理性決策”文化的一部分嗎？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好局面，有他的貢獻的，不必也不能謙虛。下凡魔都，也不會改變姚師的“理性決策”。

02

姚師的學術生涯，主打的就是“理性決策”。師從從經濟學家中游泳最棒的林毅夫老師，起點不可謂不高；執掌國家級智庫北大國發院多年，排面不可謂不足；“50人論壇”成員、長期身處政策研究一線，影響力不可謂不大。受過“理性決策”的專業訓練，有過“理性決策”的長期貢獻，不會因為挪個窩就不理性或更理性。問題是，理性和理性不一樣，市場理性和政策理性不是一回事。

市場理性是尊重市場規律，而政策理性則是服從行政規律。姚師的經濟學思維主要是政策理性，市場理性有一點，但不多，而且還要屈就政策理性。

比如說，他所謂的“擠入效應”，姚說:

一般學界認為，政府支出有擠出效應，即政府支出多了，民營企業的支出就少了。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即政府支出多了，會帶動下游企業的發展，也就是擠入效應。

站在“有為政府”的角度，此說當然成立。哪家政府不想“有為”，哪個部門爭取預算不是多多益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可是，站在市場的角度看，政府支出的“擠入”并沒有帶動經濟的有效增長，只會造成大起大落的大回擺。

凡是政府支出快速增長、政策和財政資金發力主導的經濟領域，最終都出現了資源錯配、先熱后冷的“大擺錘”。基建熱、光伏熱、新能源車熱，無一例外。“擠入”時如火如荼、一哄而上。“擠”到擠不動了，產能過剩、不良資產堆積的后遺癥集中發作，又不得不掉頭“擠出”。這種“擠入—擠出”的政策周期，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周期的真相。如此高能耗、低效率的鐘擺運動真能“帶動下游企業的發展”嗎？姚師心知肚明。

早在2019年，姚洋就對新能源車產業就有過精準的預測。他在那年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指出，“只要傳統車企開始造電動車，全世界大概只有一家非傳統的電動車企能活下來，就是特斯拉，其它恐怕都得死掉。”現在新能源車卷無可卷、欲仙欲死，姚洋當初的判斷無疑是有先見之明。但是，政府產業政策發力在新能源車產業的產能快速堆積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姚洋卻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新能源車產業政策到底占用了多少“政府支出”，他更是絕口不提的。

政策主導下，上半場蜂擁而至的“擠入”，總是以下半場大逃殺式的“擠出”收場，無一例外。所謂“擠入效應”，就是只看政策主導的上半場烈火烹油，卻對市場檢驗的下半場血流成河視而不見。經濟學家的“政策理性”，就是這樣顧頭不顧腚。

政策性更強的基建領域更是如此。現在嚴重困擾地方政府財政的債務包袱，就是昔日“基建狂魔”的代價！

姚洋師承“林學”，主打的就是“有為政府”。“擠入”之功歸有為政府有為，“擠出”之痛歸咎市場失靈，完美閉環。這是“林學”的邏輯美感，卻和事實無關。

03

事實反復證明，“有為政府”不是“有效市場”的前提，而是“市場失靈”的原因。政策干預越頻繁、越深度，市場就越“失靈”，表現就越糟糕。

最為典型的莫過于房市。對房市調控政策干預過度、退出不及時，姚洋是有準確預判的。2022年，他就公開建議調整房地產業“三條紅線”政策，不說是先知先覺，也算是敢言。

可是，此次他對樓市開出的“藥方”，依然充滿了“政策理性”。姚洋建議“成立中儲房，先收下這100萬套（法拍）房子”。出發點或許很好，是為了“解決銀行的積壓，讓住戶交房租、不用搬出去，穩住生計”。然而，政策成本，誰承擔？政策風險，誰承受？靠發行國債的方式放水“托市”，不就是成本和風險轉嫁給全民埋單？

這套房市“常平倉”的政策，也不可能起到效果。就算政府收儲能托住一時，也托不住一世。100萬套法拍房只是土地資產估值下跌的冰山一角，改變不了市場趨勢。購房具有消費和投資的雙重屬性，既是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也是“六個錢包”的大宗消費，需要很強的長期信心支撐。而這正是目前中國老百姓最缺的。

在專訪中，姚洋也談及了老百姓“對未來信心不足”。老百姓連下館子的錢都能省就省了，買房得注入多大信心？姚洋真相信收儲100萬套法拍房，就能贏得“未來信心”？這是很傻很天真，還是老于世故的大智若愚？

姚洋和很多經濟學家一樣，把消費意愿大幅下降的現象歸咎于“需求不足”。順勢開出凱恩斯主義的經典藥方，政府下場“提振信心”。可是，凱恩斯主義需求理論的基礎是“市場非理性恐慌”，而我們的市場憂慮很理性、很現實。老板擔心“捕撈”“倒查三十年”、“政策變臉”、員工擔心失業、對和平發展的現實關切，哪一樣式非理性的？因此損失的信心，可不是放水砸錢100萬套法拍房可以挽回的。

姚師既然有“不能只看文章發表，要關注現實問題”的自覺，就不應該對市場的真實心態一無所知。只不過他的“政策理性”自動過濾了現實。“政策理性”的極限就是政策允許的范圍，不可越雷池一步。

經濟學的基本任務是解釋現實，刻意回避現實的解釋是不具備基本的解釋力。寧可屏蔽現實也要保持“理性”的自我閹割，能為“政府有為”提供一萬個理由，卻不能為激活“市場有為”提供一丁點助力。所以，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這種自我催眠、我閹割的“理性”，不僅是姚洋，而是主流經濟學圈子的整體困境。公允地說，在學者當中，姚洋相對還算是清醒的，比他更離譜的大有人在。

這些年，經濟學界的整體風評已經降到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最低谷，是“專家變磚家”的重災區。不是過于樂觀的預測屢屢落空，就是開出的“藥方”過于扎心。市場沒失靈，該跌的跌了，該走的走了，倒是“專家”先失靈了。

世界破破爛爛，學者縫縫補補，沒意思，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