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萬里，風霜以行

作平按：本文系我的新書《山河萬里：重走抗戰時期大學內遷之路》一書自序。該書收入我近年來所寫的關于抗戰時期內遷大學的長文十篇，包括浙江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華中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西北聯大，東北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該書將由三聯書店出版，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

按慣例，我將購進一批書作簽名本，每本含郵80元。需要的朋友可加我微信：zpn9999。

我特意查了日記——2016年6月12日，我與《湖南文學》主編黃斌，《飛天》主編馬青山，作家劉火、遠人、郭曉琦和周云和等人，在蜀南竹海參加宜賓作協舉辦的筆會。下午，林中小憩喝茶時，手機響了，號碼顯示來自北京。

一個普通話十分標準的女子說，她是央視編導蘇洋。此前，她在微信上讀到我的一篇寫留美幼童的隨筆：《祖國的雜種》，非常喜歡（順便說，那也是我的公號上第一篇閱讀量過百萬的爆文）。她想請我為她將要拍攝的一部紀錄片撰稿。

紀錄片是央視科教頻道制作的“百年中國地理大發現”系列之一，講述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和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的故事。自少年時起，我就對科學飽有濃厚興趣，加上后來做過《科幻世界》編輯，故而對科學、科幻著作的閱讀一直延續至今。竺可楨幾十年前那篇不過數千字，卻揭示了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雄文，早就讀過并有深刻印象。

于是，我欣然答應，并趕往北京，與蘇洋以及制片人羅安磋商（和我一樣，羅安兄也是光頭，見面相視一笑，成了朋友）。確定提綱后的一天，蘇洋帶著我走進中關村一棟極為普通的單元樓。

在一套可能還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居室里，我見到了一位面容清瘦、頭發花白的老人。他就是竺可楨的兒子，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退休前，竺安先生是中科院研究員。其長相，與竺可楨頗有幾分神似。

竺安用平緩的語調，為我們講述竺可楨的生平事跡。其中，必不可少的，他講到了竺可楨領導的浙大西遷，以及浙大和竺可楨——當然也包括童年時期的竺安自己，在艱難歲月的艱難往事。

竺安先生打開抽屜，取出幾本厚厚的相冊，那些泛黃的黑白照片，幾乎都是他的父親拍攝的。珍貴的照片，是一個逝去時代的恒久記憶，也是一代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證詞。

很快，我完成了題為《問天冷暖》的紀錄片撰稿，并在央視播出。

紀錄片結束了，另一件事情卻開始了。

之前，為寫這部紀錄片，我買回重達二三十斤的《竺可楨全集》，重點閱讀他幾百萬字的日記。竺可楨的日記，顯然沒打算發表或出版，像魯迅日記一樣，很少抒情、議論，幾乎就是每天工作、生活的流水帳。這種流水帳式的日記，非常真實地記錄了作者的人生歷程。

我讀得最仔細的，是他在浙大西遷和貴州辦學時那幾年的經歷。閱讀期間，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以竺可楨日記為線索，重走浙大西遷路，寫一篇關于浙大西遷的長文。

2017年3月11日，我從成都驅車出發，同行的有妻子周小華和剛滿五歲、還在上大班的兒子聶晚舟。當天傍晚，抵達貴州湄潭。

次日清早，我迫不及待地冒著淅淅瀝瀝的春雨，走進了古老的湄潭文廟——它曾是浙大西遷時的校本部駐地，而今改建為浙大西遷陳列館。

兩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湄潭及周邊尋訪浙大舊址：從湄潭縣城到永興鎮，從文廟到萬壽宮，從中央實驗茶場到西來庵……為了獲取地方史料，我還專門去了一趟湄潭縣方志辦，請工作人員找來縣志及文史資料選輯，一一拍照留存。

記憶中最深刻的一個細節是，在昔年的茶場、今天的景區，漫山遍野種植著茶樹，一條小火車軌道，在山巒間曲曲折折地延伸。時序三月，依然刮著冷風。細雨撲到臉上，有一絲冰涼的微甜。舉目四望，景區竟然只有我們一家人。

路旁，偶有野花在風雨中小心翼翼地綻放。我牽著兒子的小手，走在長長的鐵軌上。仿佛只要一直這樣走下去，我就會在鐵軌消失的遠方，遇見那群幾乎都已從人間撤退的讀書人……

尋訪湄潭四個月后，一家人再次驅車南下，這一次，目的地是廣西宜州——舊名宜山。與春日里細雨濛濛，柳絲輕揚的湄潭相比，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籠，潮濕，悶熱。這座被戲稱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遷辦學點，也是黃庭堅客死地。

宜山時期的浙大校本部，設在宜山文廟——事實上，絕大多數內遷的高校，幾乎無一例外地進駐了當地文廟，且大多是校本部。這是因為，作為彼時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廟相對寬闊、齊整。

如今，在宜山文廟舊址，新建了浙大西遷廣場，又名文廟公園。廣場上的雕塑下，幾個不怕熱的孩子在嬉戲，追逐。空氣中，熱浪滾滾，不時濺來幾滴枯燥的蟬鳴。

宜山城外的標營，也是浙大舊址。然而，它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里，資料各說不一。我致電宜州區方志辦，接電話的人也一頭霧水。次日，向多位老人打聽后，我終于在一條兩側長滿香蕉和木瓜的小路盡頭找到了它——它在60年代建為醫院，80年代被廢棄。透過一道銹跡斑斑的鐵門，我看到了一片雜草叢生的廢墟……

至于浙大曾經西遷辦學的吉安、泰和、金華等地，我之前都去過。雖然那時并不是沖著浙大去的——多年來樂此不疲的旅行，中國大多數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跡。

尋訪歸來，我開始動筆，開始在電腦上敲下第一顆漢字。

2017年9月15日，《南方周末》用了兩個整版，推出我的長文《苦難催生奇跡：重走浙大西遷路》。發表后，反響強烈，包括《新華文摘》在內的多家報刊紛紛轉載，至于轉發的網站和新媒體，更是多不勝數。《南方周末》APP上，至今，還能查到當時一些讀者的留言，茲引述幾段：

“越是艱苦的時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強的。”

“讀完全文，深感先輩先賢之崢嶸艱苦，這種向死而生的奮發精神值得推崇和學習。”

“讀完，感覺自己丟了很多東西！年輕人務必要珍惜現在的生活，好好學習！”

“山河雖破碎，精神依然存。”

“這真是一所偉大的院校，很震撼。”

“讓讀者明白了浙大的歷史，求是的歷史。”

“我是大學生，我想把這種精神再找回來，帶回來。”

“如今想要辦世界一流大學，卻都缺失了這么一種真正的大學精神。”

“面對艱難困苦，求是出真知。”

“過去的苦難鑄就的靈魂和精神現在還在嗎？”

媒體的轉載和讀者的熱議，這是一種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饋。于是，我決定把大學內遷系列繼續寫下去，寫成一部書。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首先內遷。及后數年，從中國北方、東部遷往西南的大學數以十計，從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見的戰爭中的流亡興學。

炮火紛飛，世事迷茫，年輕的學子和拖家帶口的教職員工，為了信念，也為了生存；為了民族，也為了個體；依依不舍地作別熟悉的故土，踏上迢遙的路途。在異地他鄉，以至為簡陋、簡單的方式，度過了一段漫長的崢嶸歲月。

這樣的歷史，既應該、也值得后人永遠銘記。

我尋訪的第二所內遷高校是武漢大學。與浙大輾轉遷徙多次不同，武漢大學一步到位，比浙大少受了許多顛沛流離之苦。

在學者孫雁鳴兄陪同下，我攀上樂山老城制高點：老霄頂。站在山上，透過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聳立的樂山大佛。

當年的老霄頂上，建有武大禮堂。禮堂下方的文廟，是武大總部和主校區。歲月滌蕩，當年的舊址舊跡依然隱約可尋，就如同當大多數人都有意無意地遺忘了那段歷史，但那段歷史，在另一些人腦海中，卻依然生動、清晰。

因為，文脈與精神的薪火相傳，注定只是少數人的事業，少數人孤獨而堅定的事業。

浙大、武大之后，是華中大學，一所業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內遷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中，絕大多數時間在大理，在洱海之濱一個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內遷大學中，遷得最遙遠、最偏僻的一個。

總之，從2017年開始，此后八年間，為了那些內遷大學，我在多個省市區往返奔波：出發，歸來；再出發，再歸來……山河萬里，風霜以行；歲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臺，秋高氣霜，菊花競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頭山，在半山腰，找到了東北大學開鑿的防空洞。這座川東北縣城最值得驕傲的事，我以為無非兩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現代——前者，大詩人杜甫和李商隱分別在此客居；后者，東北大學內遷本地。

在城固古路壩，油菜花開的春日，原野上，花朵像流動的金色顏料。我帶著兒子走近山坡上那座懸掛著十字架的教堂，那是西北聯大舊址。許多次尋訪，我特意帶上了兒子。我想讓他從小記住，消逝的時光，收納了這樣一些可風可頌，可嘆可泣的先人。

從廈門到長汀，暑熱的七月，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嶺，很自然地讓我想起當年廈大師生內遷的艱辛。抵達長汀那個夜晚，明月在天，我踩著遍地銀光，行走在燈火稀落的小巷。

夜深了，月光下，那座寫著“國立廈門大學”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一只老去的橘貓蹲在陰影里，見我走過，憂傷地喵了兩聲。

在北碚，當地朋友陪同下，我三次尋訪位于嘉陵江畔的復旦大學舊址——夏壩，而今，它還保留了當年的地標建筑：登輝堂。登輝堂后面，還有幾棟破舊的平房，據說，也是復旦學子的棲身之地。二百米開外的大橋下，孫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著兩只小鳥，它們啁啾有聲，仿佛在和從橋上飄落的汽笛相呼應。

在澄江、在羅定、在三水、在韶關、在南嶺掩藏的諸多小地方，我尋找中山大學的一點一滴。那些遺失在萬里山河間的故人故事，只有用細心、虔誠、敬意，才能把它們一一打撈、回收、珍藏。

在上海、在贛州、在賀州、在友誼關、在昆明、在宜良，我打聽和同濟大學相關的人與事。而在同濟內遷的最終目的地——我曾去過多次的李莊，又一年夏天，我與劉火兄一起，頂著烈日走進南華宮、東岳廟、席子巷、羊街，以及相距不遠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

在禹王宮前的老碼頭旁，熟諳那段歷史的劉火兄指著長江告訴我；當年，同濟師生就在這里上船、下船。這是他們到達的地方，也是他們離開的地方。

我尋訪的十所內遷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學——它曾是我國規模最大、學生最多、學科最齊全的最高學府。像武大一樣，中央大學也是一次性內遷到位的——它從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慶。

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時，我想，我已經尋訪了十所內遷高校，可以將這些文章結集為一部書出版了。不過，當年的內遷高校，遠不止這些。

我決定：繼續走下去。繼續尋訪。繼續書寫。

這部書，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通過朋友圈得知我在寫作抗戰大學內遷一書后，川大教師張蘋女士熱情地為我引薦了一位當年的親歷者，那就是今年百歲高齡的朱俊岐先生。朱先生與我同為自貢老鄉，只不過，他老家在榮縣，我老家在富順。

成都東門一家茶樓的花園里，我們交談了一個下午。他既曾讀過東北大學，也曾讀過中央大學，是那段歷史至今仍健在的屈指可數的親歷者。他的回憶，有著無法估量的價值。

寫這篇自序時，我忽然發現這部書的一個有趣之處：寫作的動因，是采訪年近九十的竺安（如今，他也快一百歲了）；寫作的尾聲，是采訪百歲的朱俊岐。兩位堪稱人瑞的老人，他們，正好站在這部書的一首一尾。它們既像那段舊時光在當代的投影，也像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

一代人終將老去，正如另一代人終將成長。在這種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的新陳代謝中，蕭條異代也好，悵望千秋也罷，我想，縱然光陰無情，過盡千帆，但終有一些東西會沉淀下來，融入后來者的靈魂。

我走了那么遠的路，讀了那么多的史料，寫了那么長的文字，我僅僅想告訴你——

在我們棲居的這片土地上，曾經生活過這樣一群人，曾經有過這樣一些倔強的身影，執著的聲音，孤勇的命運。

那么——

不要問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滿回憶。

2025，6，7，成都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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