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懷王朱祐材：敢跟當朝皇帝之弟、未來皇帝他爹爭地的狠人

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明孝宗收到一份來自湖廣襄陽襄王府的奏疏，其內對尋常文人的不屑之情溢于言表。襄王朱祐材奏稱，本府舊用祭祀祝文出自于俗儒之手，實在是粗鄙不堪、有辱斯文，請求朝廷賜予可傳承萬世的祝文，以彰朝廷之恩，先王之德。

所謂“祝文”，是祝禱文書的一種，為古代祭祀神靈、天地、祖先的文書。“祝”本指主持祭祀儀式并向神靈宣讀禮贊文辭的人，其所讀的文辭稱作祝文，后來適用范圍逐漸擴大，演變?yōu)槎Y贊神靈、天地、祖先的文書。

祭侄文稿

祭祀祝文又稱祭文，為祭祀祭祀先人亡靈之時，配合雅樂告饗所用，主要是對逝者生前的言行給予稱贊，寄寓哀傷思念之情。與音樂“中正和平”，歌詞“典雅純正”雅樂一樣，高等級的祭文都有特定的格式。一篇文辭優(yōu)美、朗朗上口的祭文，可以作為模板在祭祀同一等級的逝者時使用。所以襄王的奏請自有其道理在，故此禮部提議令終日與文字打官司的翰林院撰文，抄送天下諸藩，供其致祭時使用。明孝宗欣然同意。

流連于外，被取消特權

朱祐材，為襄簡王朱見淑的庶長子，生母襄簡王夫人張氏。《明孝宗實錄》稱其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可又稱其“薨年三十一”，他去世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據(jù)此推測當生于1474年，也即成化十年。

如此矛盾的記載出于同一條目，究竟當以哪個為準呢？檢索相關記載，當以成化十年為準。

前文說過，襄藩子嗣艱難，始封君襄憲王膝下僅有三子，與動不動就十幾二十來個子嗣的太祖系藩王相比，猶如云壤之別。更悲催的是襄世子妃李氏和寧鄉(xiāng)王妃李氏都罹患痼疾，婚后難以生育。沒奈何，只能奏請朝廷，為二人納妾，以廣子嗣。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直到天順初年，襄藩第三代僅有襄世子朱祁鏞的庶長子朱見淑一人。襄藩上下對這跟獨苗苗，自然寶貝的不行。

天順四年（1460年），襄王再次獲準赴京朝覲，此時朱見淑年已10歲，符合授爵的最低年限，朱瞻墡厚著臉皮向大侄子請求封其為襄世孫，以鎖定其繼承人身份。此時襄藩與皇室正處于蜜月期，明英宗非常給五叔面子，正式下詔冊封堂侄為襄世孫。

明朝親王冠服

沒成想，朱見淑的婚姻與乃父相比也不遑多讓，他的正妻襄世子妃井氏，雖然非常能活，比丈夫，乃至庶長子都活得長久，卻有一個缺陷：不孕。

眼瞅著世子膝下已有朱祐材、朱祐櫍（音zhì）兩個庶子，而世子妃井氏毫無動靜，年過半百的襄王朱祁鏞也急了。恰好有朱見淑這個先例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襄王殿下援例奏請冊封朱祐材為襄世孫。

若朱祐材生于成化十五年，此時僅僅3歲，朱祁鏞可以直接免開尊口了，以當時的嬰兒夭折率，朝廷壓根不會同意冊封這么丁點大的孩子。只有生于成化十年，才可以爭取一下，雖然依舊不足10歲，可年滿8歲已經(jīng)擁有完整的“人權”，才有爭取的基礎，萬一成了呢？

結局也沒讓襄藩失望。

“戊申，襄王祁鏞乞封世子見淑庶長子祐材為世孫，賜以郡王冠服。特詔允之。”（《明憲宗實錄》）

弘治三年（1490年）六月十九日，在位僅僅9個月左右的襄簡王朱見淑薨逝，終年40歲。

由于父王在位日短，對襄王之位而言只是個來去匆匆的過客，以至于連給兒子換個身份都做不到，朱祐材的頭銜自始至終都是襄世孫，而非襄世子。弘治四年（1491年），他由襄世孫進封襄王。

父祖在位時，朱祐材表現(xiàn)的相當完美，一副勤奮好學的樣子。署理府事期間，表現(xiàn)的也非常亮眼，弘治四年曾上疏求取《四書集注》等書。對此朝廷也持鼓勵態(tài)度，于弘治四年七月下詔賜予。

可襲爵之后卻如同完全變了一個人一般。

天順年間，襄憲王朱瞻墡與明英宗朱祁鎮(zhèn)這對叔侄極其親厚，天順四年皇帝賜予襄藩三項特權，其中之一為襄王本人及世子、郡王無需奏報，每年可自行出城游賞數(shù)次。其后因襄王本人涉足后宮及儲位之爭，一度被明憲宗褫奪，可在其強烈抗議下，還是重新賜予。

從襄憲王朱瞻墡到襄定王朱祁鏞，再到襄簡王朱見淑在位期間，這項權力始終得以保留。朱祐材襲爵后，依然有自由出城的特權。奈何這位新任襄王意氣風發(fā)之下自己作死。

弘治五年清明節(jié)，朱祐材打著出城祭掃先王墳園的名頭外出，直至四天之后方才回府。此舉大違明憲宗給予的“世子、郡王歲以春秋出游各一度，即日回府”特權。

襄陽古城臨漢門

弘治朝藩禁森嚴，宗室輕易不得出城。對于猶如囚徒的總是而言，能不經(jīng)奏請便可出城游玩，既能透透氣，又彰顯了自己與眾不同的地位，自然是非常爽，若能一直出游便可一直爽。

為了自己今后的好日子計，朱祐材回城后立馬上疏請罪，深刻檢討自己的行為，述說自己不得已而為之的緣由，希圖逃過懲罰，最低限度也得保住自由出城權。

奈何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朝廷對宗室手中超范圍的特權早就不滿，只是苦于沒有合適的借口。襄王自己撞上來，禮部又豈肯放過這等機會。聞訊立馬彈劾襄藩長史等官沒有履行自己的指責，要求治其罪，考慮到“第犯在革前，請姑宥之”。但襄藩的這一特權必須收回：“請降敕諭王，令今后再欲出城祭掃，須差人具奏，得旨乃行”。

明孝宗依言而行。

襄藩取得了一個多甲子的自由出行權，因朱祐材的一個出格舉動，就這么被取消了。

老泰山助其化身惡魔

朱祐材能干出超限出行的蠢事來，其實早有征兆，且更大的災難還在后頭等著他。

襄簡王去世時，朱祐材年已16，人生觀、世界觀已經(jīng)初步形成。他雖然一直是襄王府的大寶貝，可父祖的教育顯然是失敗的。特別是乃父，竟霸占古隆中營建墳園，讓諸葛孔明給自己的墓讓位，此輩人物豈能教導得好好大兒。

父王去世后，又一個與他關系極為親近的人帶著他在作死之路上狂奔，他便是襄王殿下的老泰山：前襄陽縣主簿井海。

沒錯，朱祐材的王妃與母妃同姓，不過二人大概率不存在親屬關系。

按制，宗王家外戚，若為實職官員，想要繼續(xù)為官，需遠調到六百里外繼續(xù)任職。主簿只是沒多大實權的小小的知縣佐貳官，本人在科途之上最多也就是個舉人，要權沒權，要人脈沒人脈，外調他地估計一輩子也就這樣了。因此放棄外調，由實權正九品縣主簿轉任虛職的正六品五城兵馬指揮，繼續(xù)留在襄陽，依靠女婿過活。

攀龍附鳳實屬人之常情，沒什么可指摘的，奈何老泰山耐不住寂寞，非要出來作妖，拿女婿的爵位，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

井海這位前襄陽縣主簿不是什么好貨色，收養(yǎng)義子不說，還與義子王福等恃寵而驕，打著襄王府的名頭在襄陽城內為非作歹，“淫人婦女，奪人財物”，簡直是無惡不做。

平遙縣衙

為讓自己作惡大業(yè)能夠持久，井海不惜拉女婿下水，對其進行各種誘導。關鍵王府之內，也有一幫以儀衛(wèi)副王信、承奉閻德為首的希圖幸進之輩。雙方一拍即合，共同引誘襄王為惡，借以給自己撈取好處。

在他們的影響下，朱祐材在作惡的道路上奪路狂奔，甚至在岳父的挑撥下，接連棰殺了十一條無辜性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朱祐材翁婿如此高調作惡，終于惹得有人站出來路見不平，于弘治六年二月將其所作所為捅到了御案前。明孝宗大為震怒，命有關部門詳查相關事宜。

上年剛因為超限逗留于外遭訓斥的襄王殿下，眼見舊事即將重演，終于慌了手腳，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具疏請罪。

明孝宗見這位從弟認罪態(tài)度還算誠懇，最終抬抬手放了他一馬，只是訓斥一頓便算了事，其余人等就沒有這么好運了。

“上曰：‘王聽人左使，棰殺人命數(shù)多，有違祖訓，本當重治。既自陳孤幼失訓，姑念親親，曲加寬貸，仍降敕切責。井海等主謀，撥置情犯深重，姑免死發(fā)廣東神電衛(wèi)。王福及王信發(fā)海南衛(wèi)。俱充軍，家屬隨住。閻德等，巡按御史逮問如律。’”（《明孝宗實錄》）

連年收到訓斥，身邊的小人遠竄，朱祐材終于知道怕了，此后吸取教訓修身養(yǎng)性，讀書自娛，為此還建了一座藏書樓。明孝宗見他知錯能改，收到奏請后，特賜此樓樓額名曰寶文。

郢梁二藩遺產(chǎn)的歸屬

有明一代共冊封過86為親王，及一位準親王級郡王：靖江王，建立過50余座藩府，猶以河南、湖廣最為集中，單湖廣一省先后有19個藩國就藩。

不過很多藩國，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先后除國了。對這些除國藩國的遺產(chǎn)，有些被收歸官府了，有些則被其他藩國繼承。對其余藩國而言，這筆遺產(chǎn)是一塊相當誘人的肥肉，時常會出手爭搶。

鐘祥市文峰塔

以湖廣安陸州為例。第一個就藩于此的藩王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棟，他于永樂六年（1408年）之國安陸，永樂十二年（1414年）薨，終年27歲，無子國除。

宣德四年（1429年），郢靖王的侄孫、明仁宗第九子梁莊王朱瞻垍（音jì）之國安陸。為能讓弟弟安心就藩，明宣宗先一步將叔祖的一家子全部遷往南京安置，然后將包括郢王府在內的郢藩遺產(chǎn)打包送給弟弟。

奈何梁莊王也不爭氣，自己膝下僅有兩個女兒，也正因此正統(tǒng)六年（1441年）梁莊王薨逝后，梁國被除國。

不過梁莊王畢竟是小皇帝明英宗的親叔叔，因此朝廷也沒太過冷血，只是把藩國的相關體系給裁撤了，不過繼續(xù)準許其宮眷繼續(xù)生活于安陸州梁王府，并給對方留了樂工三戶、廚役四人等人供其使用，同時保留一百五十戶充當守墳校尉。這些人手先是由梁莊王繼妃魏氏統(tǒng)領，景泰年間魏氏去世后，又交由兩位郡主的生母夫人張氏管理。

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梁莊王夫人張氏去世，時任襄王朱祁鏞急不可耐的上疏朝廷，請求從守墳校尉中撥出九十戶用以補充襄藩儀衛(wèi)司缺額。最終明憲宗下令劃撥七十戶給予襄藩，余眾繼續(xù)守墳。

眼見奏請獲準，朱祁鏞再接再厲，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再次上疏，打算將郢、梁兩國的遺產(chǎn)盡數(shù)吞沒，當然話說的非常漂亮，自己感念兩位宗親去世后墳園無人打理，打算讓本府長史司接手相關事宜。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強如明憲宗豈會看不出來，這次終于不打算慣著對方了，直接拿祖制說事，給予拒絕。

“壬子……襄王祁鏞奏：‘郢、梁二王宣德、正統(tǒng)間薨逝，無嗣，其寢園唯奉祠及軍校等守之。乞命本府長史司帶領，庶得以時修其祀事。’上曰：‘二府奉祠及軍校，皆祖宗設立，與長史無預，不可從。’”（《明憲宗實錄》）

不過經(jīng)過努力，朝廷還是妥協(xié)了，將郢、梁二王名下的香火田地，共四百四十九頃，也即四萬四千九百畝，約四平方公里那么大的田地交給襄藩代管。具體移交時間不詳，大約在襄定王朱祁鏞、襄簡王朱見淑及朱祐材三王在位期間。

興王朱祐杬陵墓：明顯陵

不過襄藩沒管幾年，便不得不面臨競爭對手：興王朱祐杬（音yuán）。

朱祐杬為明憲宗朱見深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異母弟，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十一日受封興王，最初的藩地為湖廣德安府（府治位于今湖北安陸縣）。然而當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朝廷下令興建興王府時，興王殿下鬧起了幺蛾子。他表示德安“瘠洼，河水泛濫，不可立府”，請求改封到隔壁的安陸州。

明孝宗對其他宗室雖然苛刻，但對幾個弟弟都還可以，聞言立馬給予準許。隨即又賜予興王府兩淮余鹽歲一千引、安陸州赤馬野豬湖河泊所課鈔、湖廣京山縣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余頃等。

既然安陸州成了興王的藩地，那么此前就藩于此的郢、梁二王所留遺產(chǎn)就該歸誰代管就有得說道了。興王朱祐杬以二王墳園在自己藩地境內方便管理為由，提請朝廷改判給自己代管。

實錄雖沒有記載襄王府是否有相關動作，但回顧一下宣德年間，當今皇帝明宣宗的弟弟鄭王朱瞻埈與堂叔韓王朱沖（火或），爭奪安藩遺留在鳳翔府境內的遺產(chǎn)一事，便可知曉襄王與興王之間不可能這么平靜，畢竟期間涉及的利益實在是太大了，關鍵朝廷還沒有給予相關補償。

《明史·襄王傳》中則明確記載襄王朱祐材“嘗與興邸爭地，連逮七十余家，獄久不決。大理卿汪綸兩解之，乃得已。”可見雙方斗爭之激烈。

斗爭的結果，不出意外。一方是皇帝的親弟弟，一方是遠支宗室，朝廷會偏向誰不言可知。

“（弘治七年九月）癸巳……命以郢、梁二王香火田地四百四十九頃，先屬襄府帶管者，改屬興府帶管。從王請也。”（《明孝宗實錄》）

我們知道興王朱祐杬不僅是明孝宗的弟弟，還是明世宗他爹，敢跟當今皇帝的親弟弟，未來皇帝他爹爭地，只能說朱祐材也是個狠人。

阿越說

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初一，襄王朱祐材薨逝，在位14年，終年31歲，朝廷依據(jù)謚法“慈仁短折曰懷”，賜謚曰懷。

實錄關于他的生平簡介可謂是漏洞百出，不僅生辰記載出錯，連對其謚號的記載也存在重大問題，稱“謚曰懷惠”。稍微了解一點明朝賜謚制度的文友應該清楚，有明一代親王單字謚，郡王或世子雙字謚。朱祐材是實位親王，照理當賜予單字謚號，結果實錄記載的謚號為雙字謚，明顯存在問題。

“庚申朔，襄王祐材薨。王，簡王庶長子，母夫人張氏，成化十五年生，十七年封世孫，弘治四年襲封襄王，至是薨，年三十一。訃聞，輙朝三日，賜祭葬如制，謚曰懷惠。”（《明孝宗實錄》）

襄王府大殿內部

關鍵這一謬誤還給后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比如明末學者王圻在其《續(xù)文獻通考》就宣稱：朱祐材先謚襄懷惠世子，后改謚襄懷王。人明明是親王，且從未受封過世子，哪來的“懷惠世子”，又何須“改謚襄懷王”？

襄懷王朱祐材無嗣，襄藩大宗第一次絕嗣，按照倫序原則，最終由其庶弟光化王朱祐櫍（音zhì）于正德三年（1508年），按兄終弟及的原則襲封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