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我就是那個在電影院被嚇哭的小SB

兩代天降英才分別編、導

1

1970年以前出生的國人，少年時大約只能看到四個國家的電影，因為別的國家要么是我們的敵人，要么就窮到拍不了電影。

這四國電影風格明顯，大家編出順口溜以志：

中國電影新聞簡報，

越南電影飛機大炮，

朝鮮電影又哭又笑，

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新聞簡報指正片之前的加映，可見片前廣告在我國早已有之，只不過賣的都不是東西，是情懷。

飛機大炮指勇敢的越南兄弟當時正在跟漂亮國打仗，喜歡拍戰爭片。

阿爾巴尼亞畢竟是歐洲國家，敘事方式咱們不習慣，加上歐洲人的面孔不易分辨，所以中國觀眾經常看不大懂。

最傳神的當屬“又哭又笑”，一部朝鮮電影基本就是由劇中人哭和笑的交替變換構成的，又有“七哭八笑看到頭”之說。之所以多笑一次，是因為英勇的朝鮮人民總會取得最后勝利。

后來讀魯迅的《社戲》，看到這句話：“蝦是水世界里的呆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著鉤尖送到嘴里去的”，不知怎地就想起朝鮮人民：他們也是“決不憚”笑了哭、哭了笑的。如果契訶夫有幸看到，一定會覺得所有朝鮮電影都在抄襲他的《第六病室》。

后來發現這一聯想是錯誤的，因為朝鮮人民顯然不是人世界里的呆子，他們只是最懂得哭和笑之間辯證關系的人。假如他們看到一個胖子，他們立刻就知道用哭來表示幸福——絕對不會認錯人，因為他們的國土上同一時間只有一個胖子，如果有了第二個，那就是下一任胖子。

或者更準確地說，朝鮮人民懂得一切事物之間的辯證關系，這種關系就是：

讓干嘛就干嘛。

我能明白這一點，用《社戲》里的話來說：“或者因為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

順便說一句：后來我們被允許觀看的清單上又增加了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們的敵人減少了。因為有些國家又被踢出了清單，例如越南——他們居然和我們上演了戰爭片。

之前被我們崇拜的越南電影里的戰爭英雄轉眼成了被切齒痛恨的“越寇”，切換得毫無壓力。至于我還一直保留著對長發及腰清秀苗條的越南姑娘的喜愛，那只能說明我不是一個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兒童。

2

1970年代最火的外國電影無疑是《賣花姑娘》。這部據說為世襲文武全才日成同志和正日同志分別編、導的朝鮮電影，在當時中國的影響絕對把《哈姆雷特》甩出N個長白山。

這種電影是需要組織觀看的，當然免費。后來的電影不免費了，但大家仍然花高價去看，帶著孩子看，看了又看，還花錢請人看。這說明看電影需要兩個條件：有錢、有腦子，

而這兩方面最近幾十年在不同方向都有了變化。

幼兒園也是一級組織，所以也去看了。老師提醒我們：你們一定要哭，也一定會哭。

老師的句式我已經很熟悉，雖然還只是幼兒園的園士候選人，但已經在廣播里聽熟了“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也一定能夠達到”這樣的話。我們一點都不覺得這種話透著不講理，只覺得這種句式很牛，經常借用來對女小朋友說“這辮子我今天揪也得揪，不揪也得揪。”

但我個人對老師的要求有點不理解，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作為共產主義接班兒童的我們是不被鼓勵哭泣的，例如打針吃藥的時候、吃不飽的時候，以及拉了屎撅著屁股卻沒有阿姨來擦的時候。

總之，那是一個哭的理由很多因而很需要不哭的勇氣的時代。我們在6歲以前就記熟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擦干了身上的血跡，掩埋了戰友的尸體”——在后者提供的后現代主義氛圍中，我常常拔劍四顧，打量周圍的小朋友哪個適合當尸體，可以先發展成戰友。這一切可不是為哭而準備的。

當然，我還需要再長大一點，變成高等動物，才能學會辯證地理解哭泣：這件事本身，和任何事一樣，不存在該不該，關鍵看組織讓不讓。組織讓干的事就是好事，反之就是壞事。

所以中國人都是辯證法的高手，因為辯證法是從娃娃抓起的。

但幼兒園的我年少輕狂，決定堅強，暗自打氣“不哭，就不哭”。

現在想來，這種態度本質上帶著一種邏輯執拗：明明平時都說不哭才是好樣的，總不能空口白牙說讓哭就哭。

這種執拗是一種致命缺陷，它決定了我當時不是好兒童，后來不是好少年、好青年、好中年，現在不是好老年，注定不受領導待見、被同事齒冷。

簡單地說，這樣的人就叫：

一小撮。

3

為什么需要我們哭？現在用得著哈姆雷特了：這是一個問題。

這部電影是兩代天降英才用來教育他們治下的人民的，揭露了一個賣花姑娘在日據時期的悲慘遭遇，其基本原理是“看吧，沒有胖子你們會多慘！”看完前胖時代有多慘，人民就會感到胖時代的幸福。這就好比看一個半小時的翔吃播，看完之后嘴里都有了翔味兒，就會覺得餓肚子是最幸福之事，因為不用吃翔。

如果用亞理斯多德的理論來解釋，這就叫恐懼的宣泄，中文音譯為“卡塞西施”——順便說一下，這個譯名充分說明亞理斯多德抄襲了《永樂大典》，因為西施是中國美女，所以這個詞的本意是接受完教育之后感覺自己過得挺美。

總之，這類電影的關鍵是觀眾一定要被嚇著，最好是嚇哭。哭說明效果好，不哭說明效果不夠好，或者說往觀眾嘴里塞的翔味兒不夠濃。

我們知道，朝鮮人民這方面素質是很高的，三千里江山哭聲一片。所以，當這部電影登陸中國的時候，無形中形成了一種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態勢——現在是看中國人民素質的時候了！

現在知道舉國體制的好處了。這種體制能把麻雀搞滅絕，當然也能把人搞哭。一種天羅地網般的認知迅速形成了：越哭越光榮，不哭不是人。

關于在電影院里哭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關于這件事還需要提到一點，那就是：

當需要嚇個誰的時候，孩子是最容易下手的！

所以，在那個幼兒專場，當電影放到一半的時候，整個電影院里悲聲不絕，像裝了一屋子死了爹媽的小喇叭。

只有我還在邏輯執拗性中掙扎。

除了銀幕，放映廳一片漆黑，隱約看見老師們在巡視，臉在銀幕微光映照下忽明忽暗，顯出滿意和警惕的表情。我身邊的接班小朋友在全心全意為人民哭泣，簡直顧不上看一眼銀幕。

在我最后的印象中，銀幕上幾個戴著大蓋帽、穿著馬靴、腰間掛著指揮刀的人像趕牲口一樣把賣花姑娘一家人趕上一輛馬車，指揮刀雖然在鞘中，但似乎帶著某種冷酷的光芒。這時一位老師巡視到我身邊，眼鏡片閃著一種奇特的藍光，向我照射過來。

我哇地一聲哭出來，難以自止，哭得像在嘔吐。

我特么那就是給嚇的。

4

后來我經常回憶起這個嚇哭名場面，我發現，真正使我傷心的是一種屈辱感：一種不得不屈服于威嚇的屈辱，或者說不得不成為一個傻逼的屈辱。

當然，作為幼兒的我不可能如此清醒，當時我只是本能地覺得委屈和惡心。

心理學上有個術語叫Collective Force，“集體威逼”。意思是：當你身邊出現某種集體傾向時，這種傾向會對你產生無形的逼迫，使你不知不覺地與它保持一致。

孩子本沒有哭，哭的人多了，也就跟著哭。所以，集體威逼，對孩子而言，就叫“嚇哭”。

我之所以被嚇哭，除了周邊的氛圍使小孩子感到恐怖，本質上講，是我竟然覺得該哭。一旦開始哭了，我就認為自己是真哭。這就是集體威逼的功能：瞬間完成了從“要我哭”到“我要哭”的轉變。

如果說本來還有個不想哭的我，那么在我開始哭的時候，他已經被消滅了。我是，且僅是，這個在哭的我。用笛卡爾的話來說：

我哭故我在。

所以，“集體威逼”的本質，就是逼迫你成為集體的一部分，而且僅僅是集體的一部分。除了這個一部分，你什么都不是，連你自己都不是。

這個集體通常是個傻逼的存在，因為哭是加入這個集體的儀式，而在讓你哭的同時已經進行了一次愚蠢性和服從性的測試：主動哭的，當然夠蠢；還不夠蠢的，就把你嚇哭。

所以這種測試同時也是規訓，作為測試和規訓的結果，小朋友們在哭過之后內心充滿仇恨。而仇恨的對象，則是所有環節中最神奇的環節。

根據最起碼的道理，如果某種行為是可恨的，那么應該仇恨的是這種行為。但是不。

那么應該仇恨的是做出這種行為的人？也不。

那么到底仇恨什么呢？是——敵人。

那么敵人是誰呢？

敵人就是那些需要你們去仇恨的人。

例如，在和《賣花姑娘》同時期上映的經典名劇《白毛女》中，黃世仁糟蹋了喜兒姑娘，可恨。那么我們應該仇恨糟蹋姑娘的人嗎？不，我們應該仇恨地主。因為黃世仁是地主，所以地主是我們的敵人，雖然并不是每個地主都糟蹋過姑娘。

同理，殺人可恨，但應該仇恨的不是殺人的人，而是某國人，因為殺人的人是某國人，所以某國人是敵人。

但黃世仁也有國籍，我要不要仇恨他那個國家的人？不，在這個case里我們只需要仇恨地主。

仇恨是要仇恨的，但要有組織地仇恨，不能亂仇恨。

有時候，例如在看《賣花姑娘》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該恨誰，因為沒有被告知敵人是什么人。但是我們仍然恨著，保持著仇恨的能力。好像被一坨肉逗引著的小狗，在需要的時候，把肉扔向哪里，我們就撲向哪里。

邏輯就這樣完美地閉環。

有人會欣慰地笑了。

這種人通常是胖子，如果會吸煙就吸一口煙，如果會吟詩就吟一首詩：“喜看稻菽千重浪……”

事情進展到這里，接下來的一切就都很熟悉了。

我們不再是我們自己，而是集體的一員；我們為我們是這個集體的一員而自豪；甚至我們不需要別的自豪的理由，也找不到別的自豪的理由，僅僅因為我們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就可以自豪得要死。

我們開始維護這個集體，競相爭取集體的認可：如果是成年人，就去亂放水，如果還嫌不夠蠢，就亂撒尿；如果是孩子，就撕畫片，如果還嫌不夠蠢，就找根棍子搗地圖。

根據希臘的定義，愚蠢是構不成悲劇的，因為悲劇需要崇高，而愚蠢只能構成喜劇。

而在中國，悲劇的定義要寬泛得多。迅哥兒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推想開來，只要我們足夠愚蠢，美好的東西早晚都會毀掉。所以，悲劇就是把愚蠢的東西展示給人看。

從本質上講，一切悲劇是從集體威逼開始的，也就是從不允許你是你自己開始的。也就是說，

一切悲劇都是從把孩子嚇哭開始的。

5

那種在電影院里被嚇哭的屈辱，后來我還經常感到。

事實上，在我大了幾歲之后，突然進入了一個有些不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被多少允許成為自己。因此經常有人說，我們屬于三千多年的歷史中最幸運的一代。

但不幸的是，我們的壽命長于那個時代，所以屈辱感又開始找上門來。

這再次證明了辯證法的正確：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就沒有那種幸運，因而也就沒有這種屈辱感。

當年，我的屈辱源自不得不屈從于威嚇、不得不成為傻逼；而現在這種屈辱感還增加了一條。那就是，不管我如何掙扎，總要面對這個災難級的現實：在世界眼中，

我是傻逼中的一員。

我經常遇到奇怪的目光，仿佛在問：

“難道你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傻逼嗎？難道你小時候沒有在電影院被嚇哭過嗎？”

這時我就不得不痛苦地想起，是的，我就是那個當年在電影院被嚇哭的小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