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禹成：我在美國偏遠小鎮做記者｜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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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禹成：從紐約到北加州小鎮，親身感受美國的豐富與混亂

?整理：高藝峽 郭英姿

編輯：胡頡頏

湯禹成

前《人物》雜志資深作者，前《南方周末》記者，紐約大學非虛構寫作MFA（Master of Fine Arts），目前作為加利福尼亞州地方新聞項目組成員在加州偏遠小鎮報道本地新聞。

代表作品：

湯禹成個人照片

2018 年大學畢業 后，湯禹成進入《南方周末》綜合新聞部。社會、時政、法制、教育、突發新聞，他都做過。后來，他從偏重新聞報道的《南方周末》，轉入更注重非虛構寫作的《人物》，一步步拓寬了自己的寫作邊界。

再之后，他赴紐約大學攻讀非虛構寫作碩士，畢業后，加入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辦的加利福尼亞州地方新聞項目組。這個項目旨在支持地方新聞發展。在美國，即使發展境況艱難，地方新聞依然很受重視，因為它既能監督官員履職，也能向公眾傳遞必需的信息，推動社區發展。

現在，湯禹成被派駐到北加州一個小鎮的新聞編輯室，負責本地議題報道，包括流浪漢問題、移民，還有每兩周一次的市議會。

八年內，他不斷切換工作環境，不斷挑戰各種題材，他說：“每個故事都有獨特的解法，不存在絕對正確的套路模板。”從未固化的寫作背后，是他對自己的思想認知與采寫方法的不斷復盤和反思。

在美國做新聞是怎樣的？什么是故事，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我”的故事也是有價值的嗎？當題材跨度大、材料龐雜時，如何從海量素材里提煉洞見？在跨文化背景中，記者該如何融入環境，又是否應當與采訪對象保持距離……

今天的分享中，湯禹成結合自身在美國的新聞實踐經驗，對比中美新聞實踐教育與報道路徑，并結合過往報道，詳細介紹了沉浸式新聞與個人敘事的方法論，希望能為同樣在摸索的記者提供啟發。

以下是湯禹成的講述：

美國地方新聞與中國全國性媒體：不同的報道路徑

（1）“空降式”新聞與扎根地方的報道

我就職過的《南方周末》和《人物》都是全國性媒體，做的都是“空降式新聞”，即新聞發生了，記者要趕到新聞現場，而記者對當地的情況了解往往沒那么深。由于缺少當地資源，記者就得查很多資料，向本地記者請教求助。比如，我報道南陽“水氫車”事件時，就先聯系了當地記者，他不僅給我提供了大量采訪資源，還給我介紹了南陽的政治生態、經濟情況，以及過往發生的事。

現在，我在美國小鎮做的是“扎根”報道，得靠自己慢慢培養本地信源。只有跟地方議員搞好關系，他們有新聞才會愿意與我分享聊天。而官員間的人際關系、他們對不同議題的態度，這些都得花時間了解。

（2）豐富的可利用的公開信息

美國有較完善的公共記錄法案，因而申請獲取政府或者法院的公開數據是在這邊做新聞的一個重要工具。比如，我在做流浪漢報道時，需要統計2024年在鎮上公共空間去世的流浪漢信息。我就得向警察局申請查看這個公開信息，而且要在申請中明確寫清：依據哪條法律，要什么信息，幾號前必須給我。法律規定，警方在第一次收到申請后的特定時間內必須回復。

（3）更直接地互動和反饋

因為我現在做的是地方新聞，所以我能直接感受到文章的影響和反饋，民眾也常給我提供選題線索。

我所在的小鎮有約十萬人，在美國算規模較大的縣，但還是比中國的縣小很多。走在街上，就真的時常有人認出我，說：“禹成，我看了你昨天的報道。”也有人直接表達不滿，比如：“你這報道太平衡了。”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我試圖客觀地呈現不同立場，那就會有人覺得這給了“對方”過多關注。

而這些很直接的反饋也讓我有了一個較大的心理轉變：記者的工作是一種服務，旨在向讀者提供信息，讓他們知道周遭正在發生什么，并幫助他們做出決策。

我之前對報道游行很沒興趣，覺得報道內容很重復。但其實這個信息是重要的，既記錄了當地在發生什么，也服務了本地社群。我和另一位在本地媒體的朋友聊到這個困惑，他說：“你為什么要求每篇稿子都那么‘重’、那么深入、那么講究寫作？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提供服務。”

他這話點醒了我。你怎么看待這份工作？不需要每篇稿子都炫技或者挖很深，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在提供信息服務。

（4）豐富當地選題類型

在這里，我的寫作類型也很雜，既有突發新聞，也有深度報道。

就拿流浪漢議題來講：前段時間加州州長下令清理街頭流浪漢帳篷，自由派和保守派吵得很兇，報道這道政令對本地的影響和爭議就是突發新聞；又比如：我去跟訪一個公益組織給流浪漢提供免費洗澡服務，觀察一整天，寫這個項目如何運行，對流浪漢的意義，以及這些流浪漢正在經歷的生活，這就是篇特稿；我還想調查政府花在流浪漢上的錢為什么沒效果，為什么流浪漢的人數反而增多了，生成一篇調查報道。

2024年10月，湯禹成在采訪流浪漢的洗澡車

但其實這邊本來沒那么多人物稿，我來了之后，我們媒體才開設了一個叫“Change Maker Series”的欄目：每月發一篇記錄當地有影響力、對社群有貢獻的人物故事。

所以不同報道經驗是可以融合、共同服務于所在媒體的。

一個“外國記者”的價值

美國很多時候還是勝利者或資本主導的敘事，而被殖民者、少數族裔的聲音不夠多，比如原住民的故事就很少被講。

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外來觀察者（outsider/observer）在美國做地方新聞，我希望通過自己少數族裔的視角去講述更多這樣的故事。找到細微的共識或區別，呈現這類故事，讓我覺得現在做的事情有意義。

（1）尋找共識

第一個故事是關于當地的一個建筑，叫比德維爾大廈。

比德維爾是我所在城市的建立者。在美國那段向西開拓、侵占原住民土地的歷史里，他是個有爭議的人。有人覺得他是殖民者，有人覺得他是城市創建者（他雇原住民到農場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他們免遭屠殺，但另一方面也對他們進行了剝削）。

去年12月這座大廈被燒了，有人說“燒得好，報應”，有人則感慨“承載集體記憶的地方，好心痛”。我很喜歡這選題，因為這就是美國分裂的縮影——同一事實，不同解讀和態度。我去和討厭彼得維爾的人聊，和愛他的人聊，和歷史學者聊，搞清史實。

后來，我所做的工作是：在呈現歷史復雜性的基礎上，試圖尋找不同立場人群之間的共同點（common ground）。比如，無論愛他還是恨他，大部分人都認同一點：被比德維爾侵占土地的原住民，他們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聽到。因為在原來的大廈中，只有比德維爾的“光輝事跡”——他如何幫助他人、建設城市。而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生活卻根本未被提及。兩邊都有共識：原住民的故事該被講述，他們沒有得到充分的代表。

在重建大廈時，人們希望如何展示那些未被看見的文化？我的稿子就寫了這個內容。

（2）建立更多元的敘事

第二個故事是關于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前面提到，當地有自由派（liberal），也有保守派（conservative），兩方觀點完全不同。作為一名沒有黨派傾向的外國人，我能更中立地觀察，于是我發現兩邊為實現自己主張時，都可能選擇性忽略一些事實。

比如，自由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建立更多有管理人員的帳篷營地，但他們忽略了很多流浪漢有毒癮，想在外面繼續吸毒，不愿意去營地。同樣，保守派強調驅逐流浪漢，但這實際上就像打地鼠，趕走了這里的（流浪漢），那里又冒出來了，不是長期解決方案。

兩方的敘述里都存在有一定的缺失或者邏輯漏洞。我的編輯個人更偏向自由派，因而她有時也會強化或者忽略某一方的聲音。我希望盡量呈現兩邊不同觀點，不想只寫一邊好或不好。

我想這就是一個“外國記者”的價值——一是找到共識，二是建立更多元的敘事。

什么是故事？

我編輯總讓我采訪完用一兩句話講清楚：這個故事到底要講什么？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講的都是情境，情境可能是事件、背景或環境，是誰在哪里，什么時間，干了什么。但故事的核心是洞見（insight）、智慧，是你要告訴世界的東西——為什么講這個故事？它更深的含義是什么？

“每部文學作品，皆兼具‘情境’與‘故事’。情境，指的是作品的背景與環境，有時也可以理解為情節；而故事，則是縈繞于作者心頭的情感體驗——那份洞見、智慧，以及最終欲傾訴于世的真知灼見。”

——《The Situation and the Story》

Vivian Gornick

我將以我的一篇稿子為例拆解。

寫的是一個帶人工心臟的人。

故事主人公王洋洋是個脫口秀演員，他因為患上擴張型心肌病得安裝一顆人工的機械心臟。這個人工心臟其實是一個拳頭大小的、鈦合金材質的機械泵，通過一條線穿出肚皮，和外面裝著控制器的小包相連。也就是說，王洋洋這一輩子都得永遠背著這個裝機器的包。

他一開始很抗拒帶包，覺得像個殘疾人，他不喜歡被注視被同情，他給我講他如何找各種馬甲蓋住線。后面我也去找了其他患者聊，我記得很清楚，有位患者見我之前精心化了妝、做了頭發（她平時出門很隨意，但覺得見記者很重要）。

這些細節堆積起來。我逐漸意識到，我想寫的故事其實是：我們如何與殘缺共處，如何與生活里的不完美共處。這就把一個病人群體的故事，提升到了更普世、更易共情的高度。后來文章的謀篇布局也都圍繞著這個主題。

用這篇稿子舉例，就是想說我們可以從哪些角度去切入一個故事，尋找那個關鍵的洞見。

比如只陳述“一群病人帶了可見的人工心臟，他們想摘掉”，這就是事實或情節。但當我們談論故事時，要試著想更深——我們真正想表達的是什么？可以回到前面那段話：故事就是縈繞在作者心頭的那個情感體驗，那個洞見、智慧，是那個不得不說出來的東西（the insight, the wisdom, the thing one has to come to say）。

怎么去寫故事？

接下來是寫作層面的分享：

（1）整體框架部分

在動筆前，一定要先想清楚你講的故事是什么。

如果你面對大量素材而無從下手，不妨試試這兩個方法來捋清邏輯。

一是你可以想象你在帶一個全然陌生的人散步，那怎樣才能讓他逐步建立起對你的信任，還能吸引他跟著你一直走到文章的結尾呢？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想想如果要跟你的朋友講這個故事，你會怎么講？再根據你設想的分享順序進行微調，形成寫作大綱。

（2）開頭結尾

對于開頭而言，我想介紹一種方法叫 Establishing Shot ，也就是我們在電影中所說的建立鏡頭——用來展示將要發生的一系列的動作場景。

拿這篇稿子為例，我會先去想象一個宏偉的曼哈頓大橋橫跨了伊斯特河，連接起布魯克林和曼哈頓，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然后慢慢延展到曼哈頓這一端之后，橋開始下降，橋下的這一塊弧形區域就是我的故事要發生的區域。隨著鏡頭挪到這個大橋下的唐人街，廣角鏡頭變成了特寫鏡頭，故事的一個主人公戴著一個耳機出現了，他回過頭來露出血紅的眼睛。這樣其實讀者就已經處于整個故事的場景中了。

曼哈頓大橋橋底，上面的光是飛馳而過的地鐵

最后對于結尾，一位老師曾經教我，寫到什么時候你應該知道你要停了呢？就像在吃一道菜一樣，你吃著吃著，吃到有一口，剛好再吃下去就膩了，到這里就該結束了。

（3）素材選取

寫作時會出現大量需要進行素材選取的時刻，我會從場景、物件、人物引語三個方面進行講解。

一是場景的選擇服務于主題，但在很多時候這并不是個簡單直接的判斷。

比如我在餐館吃飯的時候，看到一個穿黑裙子的胖胖的中國店員被性騷擾了，我在紐約大學的老師并不建議我把這個場景加進去，因為離噪聲這個主題太遠了。

但隨著我采訪了越來越多的人，我發現大多數人是無奈的，他們覺得在美國安全是第一位的，只要活著就好了，像噪聲、性騷擾這些不會立刻造成嚴重后果的苦難，其實忍一忍就過去了。就像這個女人，她每天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她要去拍開這個男人的咸豬手，她要照顧兩個孩子的生活，要給家里人寄錢，還有肥胖癥這么多這么多的問題堆在一起時，就無力了，什么也可以忍受了。這樣看來，這個場景就非常完美地展示了這種無可奈何。

塞著棉花球阻隔噪聲的人

二是一些重要的物件也能勾連文章，讓讀者迅速貼近角色的心理。

比如紐約很多中國人開的餐廳都會擺著電子的關公像。

每次九點以后，我路過這些店鋪，就會看見黑漆漆的店里有一座發著光的關公像，護佑著遠渡重洋的中國人。這個細節其實就能很好地展現這些華人的困境——他們打心底就覺得所有問題都不會被美國政府或是其他人解決，只能通過這種信仰或是迷信的形式，去祈求上天能保佑自己能捱過這些苦難。

三是謹防濫用直接引語。

對于引語，我們在寫作時要謹防濫用直接引語，只放最觸動我們的，不要讓被采訪對象直接幫你講故事。

當時，有一個理發師對噪聲做了一個奇特的比喻，很形象地闡釋了這種心理。

“這些聲音不是什么流血的傷口，也不是崴了腳你馬上走不了路，影響不是立即顯現的，所以你很少注意它們。”

沉浸式新聞要求作者以民族志的形式去觀察，因此，每天最真切的觸動都需要被記錄下來。這不僅因為經歷與感受本身容易流失，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并不能在當下對每個素材是否會被選取做出正確的判斷，因而筆記是必要的。

（4）讓文章流動起來

要讓文章流動起來，我們需要把握整體的節奏。我覺得關鍵在于長短句，這種參差不齊的句式變化，會賦予文章獨特的“時間感”。比如，當描寫充滿沖突、緊張刺激的事件時，我們可以用短句加快節奏，而當需要闡釋清楚一個復雜的事情時，那你可以用長句，甚至通過分號去創造更大的思考空間，引導讀者停下來，想一想作者究竟想表達什么深意。

要怎么去寫一個陌生群體的故事？

我在紐約大學有一門叫“沉浸式新聞”的課，這門課的老師希望大家以民族志的方式去觀察并報道一個陌生的或非主流的群體。我當時選擇去關注生活在曼哈頓大橋底的華人，這群人與我們有著相似的面孔，但是文化、處境、來意，甚至日常使用的語言，都大相徑庭。這也是這篇稿子的來由。

一邊是鐵軌，一邊是Chinatown

像一根針一樣融入

我要怎么融入陌生群體和他們交流，還要理解他們的處境，寫出稿子呢？

一次上課時老師分享，我們都應該當一根針，針可以和周遭的環境共振。它雖然很渺小，很不起眼，但是它就在那里，能對周遭微小的顫動作出反應和回饋——比如我拍下桌子，它會輕盈地彈起又落下。

If you just get as still as a needle, you will be there.

如果你像一根針一樣保持靜止，你才會真正地在場。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孟依依的這篇稿子。那是19年，我和她一起去做木里大火的報道，她就像老師說的那樣成了一根針。

我們當時一起去到了主人公巴金的家里，那時剛有人去世，家里一片混亂，大家都走來走去，有記者有親戚。但孟依依就靜靜地坐在一旁，幾天里始終如一。她后來寫道，有一個晚上，只有她和巴金的兒子坐在那里看著黑夜。很多時候他們都沒有說話，就那樣坐著，偶爾聊幾句。最后她寫出了一篇特別動人的文章。這種真誠的關心和好奇，還有用心地感受，我覺得才會讓對方也真誠地分享，得到動人的故事。

控制與采訪對象間的距離

但在這個融入的過程中，如何處理與采訪對象之間的距離，也是每一個記者值得思考一生的問題。

當時在寫時，我認識了老王，他是離大橋最近的一家雜貨店的伙計，也是我見過受噪聲影響最嚴重的人。我時常會去看他工作，他也會分享一些他的生活碎片，我跟他的距離很微妙——算不上朋友，但也不是單純的觀察者。距離的模糊可能來源于他突然開始和我分享欲望，他開始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個女朋友，也開始頻繁分享他的性事細節，還會肆意露骨地評判街上女性的身材。我理解他的孤獨，但我也會誠實地表露出我的不適，比如在那些話題開啟時收起往常流露的笑容。我想，這是對所有人的尊重，也包括他。

如果觀察者和參與者在一個光譜的兩端，我似乎處于“中間某處”——我既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原本生活中的自己。

還有一個例子發生在我剛入職南周時，那時沒有很多經驗。編輯安排我去做一個題，家屬希望媒體為一個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判罰伸張正義，我最初懷著同情和想幫忙的心去，但隨著采訪深入，我發現從法律角度看，判罰應該是合理的。

一開始，家屬和我相處很融洽。但當報道發出后，他發現我們并沒按照他想象的那樣為他家人“申冤”，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怒。如果重來一次，我會從一開始就更明確地讓他們知道：我們只能根據客觀事實和材料來報道，故事的走向無法保證，也無法預知。以及，可能當我拿到更多和他的敘述不相符或者沖突的信息時，我需要更明確及時地和他溝通，讓他解釋，給他心理預期。英文記者們常說——Don't surprise your interviewees. 適當的距離和透明及時的溝通，有時是對所有人感受的保護。當我們帶著強預設立場接近采訪對象時，最終可能會傷害到彼此。

個人敘事（personal narrative），直白來講就是用第一人稱寫我們自己的故事。但這個自我敘事不是為了夸耀自己，也不是為了貶損自己，而是真誠地分享自己的一個故事，一段經歷，一些想法，或是開啟一段自我探究的旅程。

過去我們可能常被告知自己的想法不重要，但在紐約大學上學時，我發現那里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聲音很重要。起初我很少在課堂上發言，覺得自己的想法不值一提，但有一天一個朋友在地鐵上問我：“禹成，你為什么總是不在課上發言？你的想法其實很重要，我們都很想聽你的分享。”

而個人敘事就提供了一個機會去讓你去找到自己的聲音，探索內心世界。

這個過程中需要我們將自己抽離出來，比如在寫作時，我就需要克服回憶中的陰影，去更冷靜地、帶著反思地去審視這段經歷。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我可能就會陷入羞恥或是憤怒中，無法進行冷靜剖析。

“不可避免的，只有當敘述者參與的不是純粹的懺悔，而是一種自我探究時，作品才會真正建立起來。這種探究意在帶來推動目標與戲劇性的張力。在此需要的是一種自我反省，去看清自己在情境中的角色，也就是那個害怕的，怯懦的，或自我欺騙的，我正是形成動態的關鍵。”

——《The Situation and the Story》

Vivian Gornick

舉個例子，比如在這個經歷中我很憤怒，我就需要去探究內心的復雜，比如我憤怒的點是什么，這會不會源于我內心一些難以啟齒的想法等等，而不是只是用憤怒的語氣講完一個故事，這樣太平淡了。

而且它作為一種非虛構的寫作形式，就不能只是自說自話，也需要去進行采訪，用不同來源的素材去豐富文章。比如我寫時，也采訪了我的外婆、媽媽。

另外，寫作的語言風格也可以更靈活，更有創意，比如我在寫小時候的故事時，為了更貼近故事的背景，我可以用更加稚嫩的、孩童的語言，這樣可能會讓文章更生動。

以下是根據“深度訓練營”與湯禹成的問答整理而成的內容。

Q ：在美國做新聞時，作為外國人且英語非母語，是否會遇到額外的采訪困難？

A ：在美國做新聞，倒不會因為是外國人而被拒絕采訪，這邊的采訪對象普遍配合度高，拒絕的情況反而少些。

真正的難點在于對當地制度和社會的不熟悉。比如議會那套流程就夠折騰的——提個議案，先得經過話題討論，過關后，下次開會才能正式投票表決。這種程序性知識，不分國籍，都得從頭學起。

語言障礙也確實存在，尤其跑議會或法庭時，滿耳朵都是專業術語。我通常靠錄音筆“救命”，回來反復聽，再用轉寫軟件逐句“啃”。實在卡殼，就問本地同行，肯定比在國內做報道費勁。說到底，陌生社會系統的適應成本，遠比膚色或口音帶來的影響大得多。

Q ：作為非母語的英語寫作，會遇到什么困難嗎？

A ：用英語寫作確實有個適應期，最初有些想法用中文能很順暢地表達，一換成英文就卡住了，只能先在腦子里想好中文，再翻譯成英語。不過寫得多了，也就慢慢順手了，速度也提上去了。

而且之前中文寫的稿子一般都是六七千字。但在國外，除了少數深度媒體，一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算很長了，比如美聯社的特稿也就一千多字的。我現在用英文寫的人物特稿都是1500字，換算成中文也就兩千多字，篇幅是很有限的。

比如在刻畫一位堅持推動增加流浪漢營地的公益人時，我既要講清這個城市流浪漢問題的社會背景，又要講述他十年如一日的行動，還需凸顯他西西弗斯式的樂觀精神。這篇稿子我反復改了五遍。難點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既交代清楚人物的生平，又要呈現出其個性。

有意思的是，我寫日記反而愛用英文。用母語寫內心感受，總覺得羞于下筆。換成英文這種陌生語言，像隔了層紗，反而能坦然寫出“我愛你”這類用中文說不出口的話。這種距離感和陌生感讓我更容易自我剖析，面對自己的內心。

但這些英文寫作上的挑戰并不會讓我太沮喪。第一是我本來就很喜歡寫作的過程，把紛繁的材料編織成文章的過程，也是我梳理腦海想法的過程；第二是我覺得用另一種語言表達自己、向講這種語言的人傳遞一些東西，是件挺美妙的事。而且寫得不夠好也沒事，編輯會給予幫助，我有時會和她討論一個詞的用法，一個具體的語法，那種收獲知識、一直在進步的感覺是挺快樂的。

Q ：能具體介紹一下日常報道新聞的流程嗎？

A ：做長篇報道時，我習慣把每個采訪對象的素材單獨建檔。即使是只見過一面的人，我也會立刻將錄音和觀察筆記整理在一起。當我把所有文檔放在一起反復閱讀時，那些他們共同的困境或話題就會自動浮現出來。這種“笨辦法”能幫我在龐雜的信息中抓住主線。

我選擇美國小鎮作為駐點是有意為之。國內媒體或是大眾關注的美國，大多是紐約、芝加哥這樣聚光燈下的大城市，我想找一個更貼近普通人生活的地方。就像當年何偉在涪陵記錄中國的變遷，現在，我也想在美國的農村地區做同樣的事情。

我的職業滿足感，部分源于我的報道與當地媒體報道的差異。當地其他媒體追求突發新聞的時效性，那我就往深入挖掘細節，或者找到一個故事的不同角度。

讀者也會認可這些增量，給予正向反饋，這些鼓勵抵消了我在這兒吃不到正宗中餐的怨念，哈哈。

Q ：在美國做新聞時，會因為沒有歸屬感而困惑嗎？

A ：我確實會遇到一點歸屬感的問題。

比如像我的編輯，她是一個在這里土生土長的老太太，每次聊到社區議題她都會情緒激動。而我作為一個外來者，我會好奇、關心這些社會議題，但更多時候都只是冷靜觀察，我覺得我的使命更多是記錄，但她可能覺得自己的使命是改變。所以我們倆對話時，她經常義憤填膺、充滿憤怒地講各種她覺得不好的政策，我情緒波動就比較小，就只在旁邊“好的、好的”地聽著。

我最近也在反思這種疏離感，想要激活自己的更多熱情，因為很多時候確實需要更強的介入感，才會有動力去做出一些更好、更有份量、群眾更關心的報道。但換個角度看，我的這種旁觀視角也恰恰能更客觀全面地呈現一個故事。所以還是要找到一個好的平衡點。

Q ：你如何練習自己的文筆和表達？

A ：我不會專門訓練文筆，主要還是靠大量閱讀來支撐。在紐約大學時，我們每周光非虛構閱讀就有兩三百頁，從19世紀的老報道啃到新銳特稿，這種浸泡式的學習比任何技巧課都管用。現在我也什么都看，小說、非虛構還有社科論文都會翻翻，別把自己框死。

寫日記時，我就更不講究修辭了，就是單純記錄自己的見聞和情緒流動。但在正式寫作時，我的心會一直有根弦繃著——之前編輯老是批評我長句扎堆，現在下筆時，我會提醒自己該寫短句了。這種刻意的自我控制挺有用的，畢竟人寫著寫著容易放飛自我，比起所謂的天賦，我更相信這種有意識地反復調整。

Q ：你如何看待在美國這種多黨派之間相互對立、爭論不休的政治生態下，構建起的美國新聞環境？

A ：美國兩黨對立的環境確實對新聞操作造成一些直接的影響。我所在的媒體偶爾會被貼上“偏左”的標簽，議會里的共和黨議員大多都不愿接受我采訪。想約采訪，我得反復證明自己希望呈現不同的聲音。這種時候特別憋屈，明明只想客觀報道事實，但連采訪機會都得不到，最后報道的結果也自然不那么理想。

有一次比較幸運，我遇到一位印度移民出身的共和黨議員，或許因為我們都是非母語者，都從美國以外的地方來，我表達了對她處境的理解和共情，她居然答應了采訪。當地的記者朋友和我說，她從來沒有回復過他的郵件。那篇議員候選人的對比報道最終得以平衡地呈現：我將兩位候選人在流浪漢政策、氣候、森林大火等關鍵議題上的立場差異清楚地對比、呈現。不過，這種突破機會可遇不可求，大多數時候，立場標簽可能是橫在記者和信源之間的一堵墻。但其實記者能做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我們的手。

Q ：在美國做新聞的工資能夠負擔自己的生活成本嗎？

A ：在美國當記者薪資確實不高，小紅書上總說年薪20萬美金不夠花，其實我賺的遠低于這個數，但在我這個北加小鎮，生活完全沒有問題，每月還能存下800美金左右。這可能取決于個人物欲。我租了個一室一廳，有時自己做飯，有時去吃我最愛的泰餐韓餐，沒覺得很拮據。如果連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我肯定不會從事這份工作。

但真正支撐我做選擇的還是職業價值：這兩年扎根小鎮觀察美國社會，比賺多少錢都重要。和本地人交朋友，理解他們的日常焦慮，這種體驗對以后長久的寫作生涯也會有助益。

新聞這行本來就比較特別，不像很多有固定上升路徑的職業。我更在乎能不能持續采訪寫作、認識人和人的復雜，以及體驗和記錄世界。在南周、人物當記者或在小鎮寫社區故事，本質上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Q ：去紐約大學學習新聞，值得嗎？

A ：對我來說挺值得的。首先，我能深入了解美國文化。課堂上經常討論非裔美國人的補償政策或LGBTQ權益這種社會議題，這些討論會幫助我快速理解當地語境。另一個關鍵收獲是“故事思維”的訓練。教授總是追問“What's the story？”，這迫使我從素材堆中提煉核心，而不再像剛入行時那樣機械地執行編輯指令或單純堆砌素材。

紐大的經歷給了我兩樣“硬貨”：一是在課堂討論中對不同的社會議題有更深入的思考，二是比較深刻地意識到寫作的本質其實是思考并且在一次次課堂項目中將之付諸實踐。記得有一次作業，教授幫助我一起找到了我想寫的一個小故事的內核，當時真有醍醐灌頂的感覺。

紐約這座城市本身也是課堂，年輕時在這里生活幾年，親身感受它的豐富與混亂，是值得和幸運的。

湯禹成在紐約

Q ：美國還有哪些值得去的非虛構寫作項目？

A ：其實好項目不少，像西北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紐約市市立大學都不錯。但當時我1月份才決定申請，非常晚，所以好多項目都截止了，我當時只申了紐約大學和波士頓大學，都拿到了offer 。選紐約大學是因為城市資源很關鍵，紐約能請到更多業內大咖當客座講師，課上就能建立聯系，如果后續還想請教或者尋找一些撰稿、求職的機會都更方便。

哥倫比亞大學早截止了，但后來了解后發現，就算能申哥大，我也只會選紐大，關鍵在于哥大除了數據新聞項目，其他大多只給一年留美工作時間，而紐約大學的項目能給三年OPT（畢業工作許可），這對想積累美國經驗的人太重要了。

Q ：有哪些機會可以進入外媒，在他國做記者？

A ：我這份工作算是例外，沒有靠社交和人脈，就是靠投簡歷、面試，但多數媒體崗位可能還是要靠人脈牽線。在美國找工作特別依賴人脈，得主動社交、多聊才可能撬動機會。當然，進入外媒有其他路徑。我認識一位記者就沒在美國留過學，是從香港辦公室調崗到了紐約。

最后補充一點，我選的這條路聽起來自由開闊，好像是很美好的生活，但在完全陌生的環境生活，用非母語寫作，我也經歷了很多痛苦、掙扎，以及努力，很多晚上都睡不著覺。我覺得到最后，你的每一個選擇，可能還是看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

系列統籌｜甘煜敏 孫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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