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比自由重要，“魯迅”和禁煙風波：胡亂投訴正在侵蝕社會的消極自由

鳳凰網原創過度地追求積極自由，會形成對他人權利的侵犯。但反過來，集體憑借輿論上的多數，不接納個體積極自由的任何成本——哪怕這個成本非常非常小，最終也會損害消極自由。

作者｜ 劉遠舉

財經專欄作家

多家智庫研究員

近日，有游客投訴浙江省紹興市魯迅紀念館，游客稱，魯迅手里夾著香煙的畫面不妥，誤導青少年。這是最近反抽煙浪潮中的最新風波。

此前，在呼吁高鐵禁止泡面后，管制呼吁也轉向了高鐵站臺吸煙問題。高鐵全面禁煙，抽煙的人就會趁著短暫停靠時，到站臺上抽煙。有人表示，站臺二手煙味比方便面更不能忍，建議站臺上也禁止吸煙。

對此，12306的回應較為折衷，工作人員稱，車站站臺多為露天環境，目前并無禁煙規定，車站通常會設置專門的吸煙區及滅煙設施。

根據《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室內公共場所嚴禁吸煙。站臺并不屬于“室內”范圍，但有觀點認為，旅客上下車集中，站臺人流大，在站臺抽煙會影響到旅客，所以，不能視為通常意義上的“室外”。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凡事皆有兩面。

不能用“夸大風險”無限壓制他人自由

香煙是國家專賣，中國煙草的吸金能力堪稱“地表最強印鈔機”——2024年行業稅利總額突破1.6萬億元，相當于每天入賬44億。若將這筆錢換算成國防預算，足夠覆蓋全國一年的軍費開支。中國2024年軍費預算1.66萬億。所有有調侃“煙民貢獻一艘航母只需一包煙”。

香煙是國家專賣，國家專賣的煙草，利稅是所有人都享受的，必然也需要承擔相應的代價。這是一個公共決策的硬幣兩面，不可分割。

從這個意義上，高鐵站臺是否禁煙，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搞多數人的政治正確，不同聲音都可以暢所欲言。

首先，不能夸大技術性風險。支持站臺禁煙，通常會夸大風險，比如站臺有電子設備，煙頭會引發火災等等。

現在有一種風氣，就是贊同管制的時候，就隨意夸大甚至編造風險。比如，論述不能在地鐵喝水，隨口就說，萬一水灑到地上，引發短路，威脅行車安全。但是，下雨天，城市軌道交通難道要停運嗎？

再比如，有人耽誤了高鐵出發，隨口就說，影響高鐵運行，會產生撞車風險。但真的一點點水，耽誤兩分鐘，就會導致如此大的風險，那么，最應該負責的是高鐵系統的設計方。這種沒有任何魯棒性（是一種“抗壓”能力，指系統在面臨外部干擾、環境變化或內部錯誤時，仍能保持穩定運行并產生預期結果的性質）、抗風險的系統，就是不合格的。

當然，實際上高鐵這么一個專業系統，不會毫無風險抵抗力。高鐵運行幾十年，也從來沒有任何站臺抽煙導致安全事故的報道。全世界也沒有因為地鐵車廂的一點水就導致行車事故的報道。

其次，應客觀估計健康風險。二手煙的危害是明確的，但是，生活是復雜的，它不僅僅是定性的、只有性質判斷的邏輯，它也是定量的，必須在量上進行邏輯分析。這是因為，量的變化會帶來質的改變。

一個人穿著劣質衣服，衣服會散發甲醛，在車廂的密閉環境內，他身邊的人會吸入甲醛，那么，要不要對劣質衣服進行檢測，禁止穿劣質衣服的人坐高鐵呢？

站臺不是車廂，是敞開的，即便有頂也非常高，煙霧不容易聚集。油炸、爆炒時，油脂和蛋白質、碳水化合物也會產生多環芳烴、丙烯酰胺、苯并芘等致癌物。站臺上，那幾秒鐘，10米遠處的煙，對人造成的危害，不會比家里廚房的油煙更大。

風險的另一面，是抽煙的人面對的困境。現在車廂內全面禁煙，已經做得很好了。抽煙的人，已經退了一步。煙是有癮的，如果站臺也禁止吸煙，吸煙的人，長途乘車，是很難受的。

《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控制吸煙條例》的確規定了，“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臺和等候隊伍所在區域”禁止吸煙。但這是針對的城市場景。這些場景下，吸煙的人，只需要走出這個區域就可以了，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地方。但在高鐵停靠時，吸煙的人不可能走出火車站。

抽煙的人已經退了一步，凡事不可太盡。嚴厲的禁煙會產生很多偷偷抽煙的人，反而會產生更真實的風險。

其實，高鐵站臺解決抽煙問題并不復雜。機場設置吸煙室，是因為整個機場都在室內，必須用一個專門的密閉空間，并用專門的風道把煙引出去。對高鐵站臺來說，就簡單多了。只需在站臺上放幾把電扇，把煙吹散。至于冬天有些冷，那就讓吸煙的人自己去判斷，為了煙癮，值不值得。

過度追求積極自由，反而讓自己沒了自由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最近的諸多關于方便面、孩子發出聲音、抽煙，都涉及公共行為中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 ·伯林于1958年在《兩種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概念。消極自由就是：免除……什么的自由，即個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我們的行動沒有某種“特殊障礙”——即他人的強制。

而積極自由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比如一個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更簡單的說，消極自由是關起門來的自由，積極自由指被其他人認可、接納、承認的自由。

從這個概念看現在的高鐵上的諸多爭論就比較清晰了。公共場所抽煙當然有明顯的外部性，所以，抽煙不是一個消極自由，而是一個積極自由。小孩發出聲音，吃方便面，都有外部性，都是一種積極自由，都需要社會接納。

過度地追求積極自由，會形成對他人權利的侵犯。但反過來，集體憑借輿論上的多數，不接納個體積極自由的任何成本——哪怕這個成本非常非常小，也一律拒絕，那么，最終也會損害消極自由。

這是因為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之中，無時無刻都在與社會、與其他人發生聯系。兩個成年人，晚上一起回家，早上一起出門。這是一個典型的消極自由場景。但是，如果這兩個成年人超出常規情形，這對小區的某些人來說，也會形成一種冒犯。這種冒犯甚至遠大于5米外有一個人抽煙。從這個意義上，任何消極自由，也必然伴隨某種程度上的積極自由。

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要保護消極自由，就必須某種程度上，容忍積極自由。多數對少數的壓制，哪怕僅僅是在積極自由領域，但基于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的聯系，最終，也會抑制消極自由。最終，一個兩歲孩子飛機上哭，這種人性最基本的自由，也會被陌生人關進衛生間“立規矩”。

待到投訴紹興魯迅紀念館展示魯迅抽煙的畫像，實質上，就是連展示畫像——這已經是消極自由——帶來的一丁點外部性都不接受了。

實現這個過程最重要的機制，就是夸大外部性的風險，夸大損害。比如，在轟隆運行的列車上，要求休息的安靜，夸大雜音的損害；在高鐵上，要求不能聞到方便面味道，夸大方便面味道帶來的不適；在紹興魯迅紀念館，夸大畫面對青少年的影響。

實現這種過程最重要的機制，就是夸大外部性的風險，夸大損害。比如，在轟隆運行的列車上，要求休息的安靜，夸大噪音的損害；在高鐵上，夸大方便面味道帶來的不適 ——哪怕在寢室、在辦公室都會接納。在紹興魯迅紀念館，在很多很多場合，夸大對青少年的影響。

這類行為夸大外部性，夸大損害，不承認個人積極自由的正當性，最終，會損害消極自由，讓關起門來的自由，也無法實現。

在家里養水仙，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的消極自由。但是，水仙盆里的水，會不會滋生蚊子，蚊子會不會飛到別家，咬了他人，導致傳染病毒呢？當然是有理論上的可能的。那么，是否需要鏟除家里的水仙呢？

經過疫情，我們都知道，打噴嚏、咳嗽，吐在水池中的痰，都可能產生氣溶膠，通過下水道傳播。那么，能否要求每個人都在家里帶口罩呢？

顯然，這里的標準，不能是理論上有或者沒有的定性邏輯，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數量邏輯，即真實風險的概率。家中的水仙是可能滋生蚊子，但概率極小，那么，就沒必要鏟除。

所以，真實的評價公共行為的風險，才能實現社會最大的利益，而夸大風險，則會減損自由，損害社會中每一個人的長遠利益。

但大眾注定是不理性的，沒辦法在任何事情上都進行這樣理性的分析，但大眾是可以習得一種態度的，那就是寬容。

這就是為什么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容忍，寬容，乃自由之本，也是繁榮的根基。

劉 遠 舉

央視網、第一財經、光明日報、騰訊大家、南方周末、新京報、南方都市報、FT中文網、澎湃等特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關注時政、財經、科技話題，以深度、專業、理性的態度，去掘現象背后的事實。

騰訊大家年度作家獎;

新浪最有價值專欄作家獎；

紅辣椒評論年度佳作獎;

第28屆北京新聞獎一等獎；

第34屆中國經濟新聞獎，評論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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