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深圳人不能忘記的“紅色家書”

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深圳人雖然無法遠赴北京，但卻不約而同地在選擇了放下手中的工作，在辦公室，在教室里，在街頭巷尾，一同觀看九三閱兵儀式，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chuàng)未來。

深圳是座年輕的城市，但我們的歷史不年輕。在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上，深圳人也曾創(chuàng)造了很多足以改變戰(zhàn)局的紅色經(jīng)典戰(zhàn)役。

80多年過去了，深圳的“紅色家書”需要被更多人看見。

1938 年 10 月，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廣州、寶安（今深圳）相繼淪陷。

彼時的深圳，還不是 “特區(qū)”，而是珠三角邊緣的 “邊陲之地”，但這片看似 “不起眼” 的土地，正是東江縱隊的主要發(fā)源地之一，成為了華南抗日的 “星星之火”。

1938年，曾生、王作堯等在深圳坪山組建抗日武裝，后合編為東江縱隊，司令部設(shè)在深圳市大鵬新區(qū)葵涌街道土洋村。

東江縱隊在深圳最震撼的故事，是兩場 “跨越國界” 的 “生命接力”：一場救了中國的文化脊梁，一場救了反法西斯的盟軍戰(zhàn)士。這兩場營救，都刻著深深的 “深圳印記”。

1941 年 12 月香港淪陷，在這段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東江縱隊孤懸敵后，在日偽軍的夾擊下浴血奮戰(zhàn)，沒有先進裝備，就用土制炸彈炸日軍據(jù)點；沒有通訊設(shè)備，就靠 “交通員” 徒步穿越封鎖線送情報，成為了唯一成建制且堅持抵抗直至抗戰(zhàn)勝利的武裝隊伍。

在香港淪陷后，日軍為了扼殺中國人民的抗爭意識，將矛頭指向了當時藏身于香港，堅持為抗日發(fā)聲的一眾文化名人。為此，在1941-1942年間，東江縱隊成功營救了被困香港的鄒韜奮、茅盾、何香凝等數(shù)百名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國際友人，被稱為“秘密大營救”。

△八路軍在廣州與茅盾、夏衍的個文化界知名人士合影

在大營救的4條主要撤離路線中，西部陸路撤離路線就是從香港島到九龍，過荃灣，翻越大帽山，進入元朗十八鄉(xiāng)，過落馬洲，渡深圳河，到達白石龍村。

如今位于龍華區(qū)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成為了嶺南地區(qū)收藏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史料及文物最多，也是深圳市唯一的主題性紀念館。

△1942年1月，鄒韜奮從香港脫險后，在白石龍村題詞：“保衛(wèi)祖國，為民先鋒。”

第二場則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東江縱隊完成了一場跨越山海的生死營救，上演了一場深圳版的《拯救美國大兵瑞恩》。

1944年2月11日，美國飛虎隊飛行員唐納德?克爾駕駛P-40戰(zhàn)斗機突襲被日軍占領(lǐng)的香港啟德機場。

在擊落一架日機后，克爾的飛機也中彈，他被迫棄機跳傘，降落在了九龍后山的觀音山坳。

虎落平陽，在命懸一線之際，這位美軍“飛虎隊”的飛行員被當時只有14歲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李石發(fā)現(xiàn)。被稱為“小鬼交通員”的李石，迅速把唐納德帶到一個山洞躲藏了起來，并向游擊隊報告了情況。

圖源：新華社

收到消息后，東江縱隊馬上開始了營救行動。之后的二十多天，不同的游擊隊員和村民來到唐納德藏身的地方，為他換藥、包扎、送食物。

但為了搜捕克爾，日軍出動了1/4的駐港兵力，掃蕩、封鎖克爾的逃跑路線。克爾不得不滯留在馬鞍山、石芽山一帶。在這里，克爾結(jié)識了名震大灣區(qū)的傳奇英雄劉黑仔。

1944年3月，港九大隊海上中隊幾乎拿出全部家底，調(diào)派三艘武裝船護送克爾橫渡大鵬灣，突破日軍封鎖，在大鵬半島南澳登陸，成功將克爾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

在坪山，包括曾生在內(nèi)的坪山各界代表100多人，為克爾舉辦了一場隆重的歡迎儀式，并送上一面三角錦旗，上面寫著——

“空中英雄”、“柯爾（即克爾）中尉留念”、“惠陽坪山人民敬贈”以及對應(yīng)英文。

正如克爾1944年3月8日寫給東江縱隊的感謝信中寫道：

“無論在和平中或者在戰(zhàn)爭中，我們都將和你們同志一般地站在一起！”

事實上，克爾僅僅是東江縱隊營救的其中一員。

這場深圳版的《拯救大兵瑞恩》，不僅創(chuàng)造了絕地接力營救飛行員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更在中美反法西斯戰(zhàn)爭史冊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如今，這段以營救飛行員的真實歷史為藍本、來自深圳的紅色力量，已經(jīng)搬上了電影熒幕——

由廣東省委宣傳部、深圳市委宣傳部等單位聯(lián)合攝制，劉浩良編劇并執(zhí)導(dǎo)的電影《營救飛虎》，正式于9月3日登陸全國院線，成為深圳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的獻禮。

在看完九三大閱兵儀式后，我立馬前往電影院觀看電影《營救飛虎》。當天，微博話題#在深圳拍的這部電影上映了# 已經(jīng)登上了娛樂熱搜榜，可見這部深圳影片的關(guān)注度。

電影的核心情節(jié)，取材于那段真實的歷史傳奇。但當時見證歷史戰(zhàn)役的香港與深圳，如今已經(jīng)成為了繁華都市。

為此，劇組不惜在深圳市坪山區(qū) 1:1 還原1944年香港紅磡、灣仔街景，還深入大鵬新區(qū)的海蝕洞，進行實景拍攝。影片結(jié)尾“對火點煙”的場景，更是源自真實歷史照片。

△韓庚。圖源：深圳特區(qū)報

在電影中，“干活”這句臺詞被多次提起。作為電影主演，片中飾演“歡少”的演員韓庚其實早在2002年，就曾進入深圳歌舞團工作。

在他看來，臺詞“干活”其實蘊含深圳精神——努力、堅持、韌勁，而深圳的發(fā)展離不開有創(chuàng)造、堅持、有韌勁兒精神的深圳人。

在電影院里，我遇到了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耄耋老人，他拄著拐杖，連走路都要親人攙扶，但他依然在電影首映日來到了電影院。

電影散場后，我來不及找到他，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是東江縱隊的一員，但我相信，他肯定見證過東江縱隊的那段歷史。

△在電影院遇到拄著拐杖來看《營救飛虎》的深圳人

從電影院走出，回望歷史，深圳不僅有東江縱隊劉黑仔這樣的抗日傳奇，更有許許多多像“歡少”這樣勇敢沒有姓名的普通人。

東江縱隊能在深圳立足，靠的從不是精良裝備，而是 “普通人的支持”：客家人的山歌、漁民的船槳、華僑的匯款、孩子們的 “情報員”，共同織成了一張 “人民戰(zhàn)爭” 的大網(wǎng)。

2008年開始，唐納德·克爾的兒子戴維·克爾多次來到深圳，他捐贈了父親的很多物品，也重走了當年營救其父親的“來時路”。

他說：若要紀念這段歷史，就必須趁早，并想辦法把這份記憶與情感傳承給下一代。

△戴維·克爾在黨史專家、當年營救其父親親歷者后代的陪同下重走救援路。圖源：深圳史志

奮戰(zhàn)的來時路，從不曾被遺忘。電影《營救飛虎》不僅是對歷史的重現(xiàn)，更是對東江縱隊精神的傳承。在首映禮上，東江縱隊后代代表陳建勛回憶起父親參與營救美軍飛行員克爾的經(jīng)歷：“父親曾與克爾在山洞中隱蔽20天，當時上千名日軍嚴密搜捕，父親冒著危險往返山路運送糧食與藥品。”

“如今親歷者日漸減少，我們這代人更應(yīng)扛起弘揚抗戰(zhàn)精神的責任，讓英雄故事代代相傳。”

令人欣喜的是，80 多年過去，東江縱隊的故事沒有被山海淹沒，反而成了深圳最鮮活的 “城市記憶”。

如今，深圳保留著東江縱隊司令部舊址、紀念館等紅色遺跡，它們承載著那段厚重的歷史，是傳承東縱精神、弘揚愛國主義的重要載體 ，也是我們深圳人獨特的精神財富，更是東江縱隊留給深圳的 “紅色家書”。

還記得，被救的“飛虎隊”克爾嗎？他的獲救，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克爾在在土洋養(yǎng)好傷后，被護送回到了桂林的空軍基地。歸隊后的克爾，立刻向第14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建議：

共產(chǎn)黨在香港有堅強的力量，美軍應(yīng)與其合作。

陳納德獲知后，立刻指示將克爾被營救的經(jīng)歷編入飛虎隊脫險教材，并同意克爾提出的美軍和東江縱隊合作的建議。

1944年10月，東江縱隊經(jīng)請示中共中央，由毛澤東批示、周恩來回復(fù)同意，與美軍正式建立起情報合作聯(lián)系。

為此，東江縱隊特地成立了情報部門，負責和美軍聯(lián)絡(luò)，交換日軍情報。負責這個情報處的處長，是一位來自深圳大鵬的年輕人，他叫——袁庚。

沒錯，就是那個在30年多年后，已經(jīng)60多歲還能創(chuàng)造蛇口奇跡的改革先鋒，袁庚。

命運的齒輪，從未停止轉(zhuǎn)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