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格特約作者 余紹清
一年一度的蘋果發布會如期而至,意料之中,亮點寥寥。然而,這場看似平淡的發布背后,一場重大變革正悄然上演——不在技術或產品本身,而在供應鏈的全球版圖。從iPhone 17開始,供應美國市場的蘋果手機將全部由印度制造,而中國制造則轉向供應本土、歐洲及日本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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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中美科技博弈的制裁與反制裁之間,蒂姆·庫克不得不將美國市場“單列”出來,交給印度制造。實際上,蘋果布局印度由來已久:早在2017年,印度就開始組裝iPhone SE這類低端機型。若追溯建廠談判、選址、工人培訓等前期工作,“中國+1”供應鏈戰略早在2014年甚至更早便已啟動——彼時,核心果鏈企業已被要求海外設廠。
庫克的策略敏銳而務實:他深諳“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道理。盡管2014年的中美關系尚屬穩固,主動轉移供應鏈必然伴隨陣痛,但他依然前瞻性地邁出了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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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鏈”十二年》 圖源:澎湃新聞
印度工廠起步艱難,初期良品率一度低至50%,嘲諷之聲不絕于耳。但幾年砥礪,其良品率已攀升至85%。雖與富士康鄭州工廠98%的水平仍有差距,進步速度卻肉眼可見。產業變遷的數據更為直觀:印度曾每年從中國進口高達1.8億部手機(2014年前后高峰),而這一數字在2022年銳降至不足300萬部,至2025年前4個月,僅余17.1萬部,全年預計將不足50萬部。
從蘋果視角看,庫克極具前瞻性。人們常將庫克與喬布斯對比,詬病其缺乏產品創新。但公允而言,喬布斯是幸運的:他從上世紀70年代創業至2011年離世,正值經濟全球化鼎盛與中美關系的蜜月期。喬布斯善于“開疆拓土”,庫克則更精于“守業維艱”。面對今日復雜的全球協調——既要安撫特朗普的情緒,又需斡旋于北京與新德里之間,平衡各方利益——這份“平衡術”,恐非喬布斯所長,庫克卻應對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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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的兩種靈魂,時代的雙重烙印
喬布斯參與并定義了一個“大時代”,庫克則必須駕馭一個“小時代”的降臨。2008年后,炸裂式科技創新難覓,高增長經濟不再,偉大人物稀缺。從蘋果掌舵人到普通個體,都需直面這場劇變。
“小時代”絕非無所作為,歷史也并無“垃圾時間”。恰恰相反,在大時代向小時代過渡的十年間,中國成功構筑了強大的供應鏈護城河。2009年蘋果3G在華生產時,富士康僅負責組裝,中國企業在增加值中占比僅3.6%;到2018年生產iPhone X時,這一比例已躍升至25.4%。短短十年,中國從果鏈配角躍升為主角之一。更關鍵的是,這一崛起不僅催生了立訊精密、舜宇光學、京東方等一批本土核心供應商,更孕育了OPPO、vivo、小米、華為等自主品牌。至今,vivo和小米仍穩居印度智能手機市場前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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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從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審視中國供應鏈的崛起,其中果鏈企業頗具代表性
在全球供應鏈大重組浪潮中,中國企業無疑搶占了先機,創造了“中國奇跡”。印度能否復制?或許難現同等規模奇跡,但創造“小奇跡”的機會猶存。中國企業已無“回頭草”可吃,唯有向上攀登價值鏈——印度終將實現多數零部件本土化,中國企業必須向日韓企業發起挑戰,奪取芯片高地,攻克AI城池,方能鞏固并擴大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
實現此目標,仰賴幾個關鍵條件:
資本市場的長期繁榮:近期A股、港股及科技股大漲,有學者喻為“中國算力的覺醒”。保持AI等領域的持續高投入,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有力支撐。寒武紀市值創新高,阿里、騰訊市值強勁復蘇,正是資本驅動創新的正向循環開啟的信號。
在開放合作中創新:世界雖顯破碎,強權或不講理,但合作仍是必由之路。意氣用事、閉門造車無異自毀長城。四十多年前,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順勢打開國門;今日全球信任根基動搖,中國更需堅持高水平開放,擁抱不確定性,敢于逆風航行,方能在風暴后收獲超級回報。
將決策權交予企業家:芯片、新能源、AI……新興產業的發展路徑難以預設,“偉大”不能被計劃。政府應有所為亦有所不為,尤其在高風險領域,宜做“兜底者”而非“沖鋒者”。戰略方向如何抉擇,戰術如何執行,務必充分尊重企業家的判斷。中國擁有除美國外全球最頂尖的企業家群體,這正是我們創造新奇跡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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