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貝、吳京們的塌房，是舊時代的徹底終結

最近兩年，“塌房”已經從一個飯圈的小眾黑話，變成了熱搜上的常客。從明星藝人到知名品牌，再到大V網紅，塌房的數量估計能填滿一座歐洲小城。

曾經風光無限的商業巨頭和偶像人物，如今卻頻頻遭遇口碑翻車。西貝因“天價饅頭”和“預制菜”被全網吐槽，吳京則因“坦克沒有后視鏡”等言論被年輕人歸為“老登”。

這些看似分散的塌房事件，實則一脈相承。說白了，就是時代變了——由中國社會經濟基礎深刻變革所引發的上層建筑震動。

當產能過剩取代供給短缺，當互聯網平等精神解構傳統權威，那些曾經的成功模式與英雄敘事，正以驚人的速度喪失“流量”。

從供給不足到產能過剩，西貝們的困局

西貝創始人賈國龍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遵循了三十多年的商業法則，怎么突然就不靈了。

1988年，賈國龍在內蒙古臨河開了一家小吃店，從此開啟了他的餐飲帝國之路。成長于物質匱乏年代的他，商業邏輯簡單而直接：組織生產、擴張渠道、再狂砸廣告把產品賣出去。

在這個邏輯里，生產是核心，銷售約等于渠道，至于產品設計和用戶需求？基本不存在。所以那一代企業家對各種渠道——電視廣告、店面位置、開店規模都極度癡迷。他們相信只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占領市場只是水到渠成的事。

賈國龍曾自信滿滿地說過：“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開店能力。”從小縣城起步，到如今擁有近400家門店、年營收超過60億元。在傳統商業視角下，西貝無疑是成功的典范。

可時代會變，消費者也會變。改開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正式進入了“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并存的新常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消費者對餐飲選擇的多樣性達到了歷史新高，僅北京一個城市就有超過20萬家餐廳同臺競爭。

在這個新常態下，幾乎所有的行業都面臨著激烈的存量競爭。消費者不再為“有沒有”而煩惱，而是為“好不好”、“值不值”、“我喜不喜歡”而糾結。這種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根本性轉變，徹底顛覆了舊時代的商業邏輯。

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中寫道：“知識時代，最大的風險不是無知，而是用過去的邏輯處理現在的問題。”賈老板的困境，恰是如此。

在新時代，需求才是王道。可賈老板的思維卻還停留在如何把貨鋪滿全國商場——這種源于舊時代成功的路徑依賴上。而預制菜，則成了壓倒西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消費者心中，西貝一直主打“西北菜”和“家的味道”，從門店裝修到營銷宣傳都極力營造一種“現做、健康、有鍋氣”的用餐體驗。

可當媒體曝光其部分菜品為預制菜，甚至“3分鐘出餐”時，消費者的心理預期瞬間崩塌。食客們為“現做”的體驗支付了高昂的價格，最終得到的卻是工業化生產的預制產品——說好的“家的味道”，結果吃出了“工廠的味道”？

這恰恰說明，新時代商業邏輯的核心已經變了：從“產品為王”到“用戶為王”，從“功能滿足”到“情感認同”。在新時代，消費者購買的不僅僅是產品本身，更是一種價值觀的認同和情感的共鳴。

當品牌的實際行為與其所宣揚的價值觀相悖時，消費者會毫不猶豫地用腳投票——甚至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報復性”傳播，在算法的加持下，品牌迅速“塌房”。

與此同時，新時代消費者的行為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年輕一代不再盲目相信品牌的宣傳，而是習慣通過小紅書、微博、點評等平臺，對品牌進行全方位“考古”和“扒皮”。

他們會研究品牌的背景、創始人的言論、產品的成分、供應鏈的透明度，甚至員工的待遇。任何一點不符合他們價值觀的“黑歷史”，都可能被挖出來，成為攻擊品牌的“武器”。

賈老板當年發表一條關于“996是福報”的言論，也在這次塌房期間被網友重新翻出：“996算個啥”，“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網友怒評：“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居然也能說得這么義正言辭？”

就像《蝙蝠俠：黑暗騎士》中的那句臺詞：“你要么像個英雄一樣死去，要么活得足夠久，直到自己變成反派。”曾經的勵志偶像，如今成了年輕人眼中的“老錢爹味”。

毫無疑問，品牌已經失去了信息壟斷的優勢。任何試圖掩蓋或美化事實的行為，在全民“福爾摩斯”的時代都是徒勞。而真誠，才是這個時代唯一的“必殺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吳京們的老登危機

吳京可能同樣困惑。他憑借《戰狼》系列封神，創造了中國電影史的票房奇跡，怎么突然就成了年輕人眼中的“老登”？

吳京的崛起，離不開一系列主旋律“硬漢”電影的成功。從《戰狼》《流浪地球》到《長津湖》，吳京塑造了一系列不畏犧牲、能力超群、充滿陽剛之氣的英雄形象。

這種“硬漢”形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迎合了社會對于國家強盛、民族自信的集體心理需求，也滿足了觀眾對傳統男性氣質的想象。這背后，是一種強調集體主義、犧牲奉獻和等級秩序的價值觀。

吳京本人也深度綁定于這種形象，其在公開場合的言論和行為，不時流露出一種“強者”的姿態和“爹味”的說教。這種形象幫助他成為了家喻戶曉的“百億影帝”，也讓他成為了某種主流價值觀的代言人。

可如今，尤其是2019年之后，社會思潮發生了劇烈轉變。吳京的“硬漢”形象和“爹味”說教，開始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引發年輕一代的反感。

吳京曾吹噓：“我有的時候老跟人說我會的那些東西，吹牛我都能跟別人吹：我跳過樓，你跳過嗎？我讓坦克軋過，你軋過嗎？我差點死過，你死過嗎？……”

所謂“爹味”，指的就是一種居高臨下、好為人師、不容置疑的權威姿態。而“老登”這一網絡流行語的出現，更是將年輕人對傳統權威的嘲諷和解構推向了高潮。

當吳京某些言論，如“女孩子最好不要進娛樂圈”被網友們翻出并解讀時，他就被貼上了“老登”的標簽。從“硬漢”到“老登”，吳京其實還是那個吳京，只不過評價他的社會語境和價值觀發生了質變。

這波操作，屬實是把“硬漢”人設演成了“硬教”現場。

從“奮斗敘事”到“躺平哲學”，舊時代所推崇的權威和秩序，在新時代的年輕人眼中，可能變成了壓迫和束縛的象征。

過去，“奮斗”是主流的社會價值觀，它承諾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改變命運。這種敘事激勵了一代人拼搏向上，也讓無數“小鎮做題家”實現了階級逆襲。

然而，隨著存量時代的到來、“內卷”現象的升級，年輕人發現，任憑自己如何努力，別說實現階級跨越，甚至要面對“996”的壓榨和“35歲危機”的焦慮。

那就干脆“躺平”吧！“躺平”并非放棄一切，而是一種對“內卷”社會的無聲反抗，是一種降低欲望、回歸自我、追求內心平靜的生活態度。

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中寫道：“每一代人都要推翻上一代人所崇拜的東西，這幾乎成為一種使命。”

如今的年輕人，正是在用“躺平”對抗“拼命”，用“祛魅”瓦解“神話”。

在信息泛濫的當下，“祛魅時代”早已到來。那些脫離群眾、獨自活在信息繭房里的“成功人士”，在網友眼里不過是茶余飯后的談資，是日常牛馬生活中的一味調劑，是宣泄壓力和情緒的一個出口。

舊時代的挽歌

西貝和吳京的“塌房”，只是舊時代終結的冰山一角。

在教育領域，俞敏洪和新東方曾是創業神話，如今卻因東方甄選“小作文”事件和董宇輝風波遭遇嚴重危機。那個靠勵志故事和個人魅力就能征服大眾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在房地產領域，萬科曾提出“活下去”被群嘲，如今卻成了先知般的預言。過去貸款買房是全民信仰，如今拒絕接盤成了年輕人共識。

在科技領域，馬云從“馬爸爸”變成“吸血鬼”，只用了不到三年。那種依靠個人魅力和宏大敘事就能贏得無條件信任的商業環境，已經徹底改變。

這些現象背后，是中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深刻變革。

根據麥肯錫2023年的報告，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人均GDP突破1.2萬美元。物質的豐富帶來了需求的升級——從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品質需求，再到如今的認同需求。

互聯網的普及加速了這一進程。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6.4%。高度統一的文化系統和極高的人口密度，為中國特色的“梗文化”和“集體吐槽”提供了肥沃土壤。

估計大家也都能感覺到，社會的轉型已經非常明顯。從“草臺班子”這個詞的流行開始，傳統社會那種集中式敘事正在瓦解。我們將不得不告別對“英雄”的期待，轉而擁抱一種更集體、更分布式、更務實的摸索前行。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看得見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而從西貝、吳京到新東方、萬科，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時代的背影，浩浩蕩蕩，卻絕不回頭。

所以，公眾人物和國民品牌的頻繁塌房，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不過是老人退位、新人登場的“老劇本”：

那些依靠規模優勢、渠道壟斷和刻苦奮斗的老模式，正在讓位于用戶導向、情感連接和價值認同的新模式。

對于商業巨頭而言，必須徹底放下身段，從“神壇”走向“論壇”，從“教育用戶”轉向“與用戶共建社區”。這一點，有些大廠已經在做了。

對社會而言，未來將更加嘈雜、混亂，有時候甚至反智，但也可能更加真實和富有活力。某種意義上，更清醒，也更公平。

大劉在《三體》中寫道：“不能自我革新的物種，終將被更適應環境的新型主體取代。”而西貝和吳京的教訓則告訴我們：在這個meme滿天飛的時代，最大的危機不是被對手打敗，而是被時代的車輪碾過而不自知。